“陳雲同志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基於《陳雲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書的研究

陳雲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在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許多重大事件，參與了黨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組織實施，探索出許多管用有效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25年6月，習近平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學習陳雲同志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並將其歸納為四個方面，即“堅持實事求是”、提煉“十五字訣”、“善於從戰略上思考問題”和“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重要前提”。11月，經黨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出版了《陳雲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該書收入陳雲關於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文稿82篇，其中部分文稿為第一次公開發表。本文即以該書為基礎，力求站在新時代高度，對陳雲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一些研究和分析，進而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實的思想支撐。

一、堅持實事求是：“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事”

實事求是，是對黨的思想路線的集中概括，是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方法論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根源性的意義。陳雲始終注重“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事”，深刻認識並創造性運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解決中國具體問題。

（一）在三次向毛澤東請教“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的連續叩問中，深刻認識實事求是的基礎性、根源性意義

陳雲從哲學深處認識實事求是的極端重要性，始於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他的點撥和啟發。當時，他曾三次向毛澤東請教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第一次，他認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少，毛澤東對他說，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第二次，毛澤東還是對他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並以張國燾的經驗並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澤東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受到毛澤東的啟發，陳雲在毛澤東的著作和起草的重要電報中尋找研究毛澤東“處理問題的方法”。他分析發現，“裡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同時，陳雲結合自身經歷深入思考后得出一條結論：之所以犯錯誤，“是由於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有偏差”，“存在片面性”，“不合乎實際”。因此，“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

陳雲通過尋根溯源，終於找到了犯錯誤的源頭是思想方法不對頭，而要少犯錯甚至不犯錯，最要緊的就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其中具有基礎性、根源性意義的思想方法就是實事求是。這明確把實事求是納入到基本思想方法的范疇，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深刻認識，陳雲才能在工作中自覺堅持實事求是。

（二）從“根本思想路線”的戰略高度，認識把握實事求是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決定的作用”

每逢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大關頭，陳雲總是強調要依靠實事求是渡過難關、開創新局。1977年9月28日，陳雲在《人民日報》發表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撰寫的文章，集中闡釋為什麼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問題。在這篇文章中，他開門見山就亮明了核心觀點：“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那麼“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於失敗”。為論証這一觀點，陳雲系統回顧了毛澤東帶領全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決同“左”傾教條主義等錯誤路線作斗爭，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革命道路，指引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不平凡歷程。他總結說：“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說，最主要的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基本原則，破壞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作風”，而后來中國革命出現“那種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異常的形勢”並最終取得了勝利。“今天回顧起來，從革命的主觀條件來說，全黨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掌握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這個優良的作風，的確起了決定的作用。”

這些論述不僅明確把實事求是提升到“根本思想路線”、關系革命工作成敗的戰略高度來強調，而且以“決定的作用”來定位實事求是對於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意義，深刻闡明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必然邏輯。

（三）強調實事求是的前提和關鍵，是把“實事”搞清楚、看全面

關於實事求是的內涵和要求，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曾作過明確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遵循這一闡釋的基本精神，陳雲結合自身實踐經驗又作了進一步解讀。1957年1月9日，陳雲在中共商業部黨組會議上指出：“毛主席說的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其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有些同志不花時間去弄清楚全面情況，弄清楚事物的本質，而是看到一些現象，就想當然，發議論，作結論，這是十分有害的”。1962年2月8日，他在參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陝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強調：“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到現代化建設時，特別強調要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指出：“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1987年7月17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再次強調，實事求是的“關鍵是要把‘實事’看全面”。

這些論述清晰表明，陳雲對實事求是內涵和要求的理解，明確分為“實事”和“求是”兩個前后相繼的環節，其中弄清楚、看全面“實事”是前提和關鍵，如果少了這一環，“求是”也就無從談起。

（四）反對墨守成規和亂碰亂撞，主張把“發揮創造精神”與“遵守實事求是原則”相結合

實際情況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因此，實事求是也理應是動態調整的。“大躍進”運動中，出現了單憑主觀願望和意志辦事，脫離客觀實際追求高速度、高指標的現象，影響了基本建設工作的實際效果。針對這樣的情況，1959年陳雲發表《當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幾個重大問題》一文，在講到如何理解貫徹設計工作中土洋結合、洋土並舉的方針問題時，明確提出“創造精神和實事求是相結合”的工作思路，並從哲學層面進行了分析。他指出：“宇宙是一個統一的多樣化的宇宙，這是馬克思主義宇宙觀的一條法則。”這要求我們“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的不同要求”開展工作，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設計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揮創造精神，並且遵守實事求是的原則”。“創造精神，一方面同墨守成規相區別，另一方面又同亂撞亂碰相區別。”墨守成規的人和亂撞亂碰的人“都不是實事求是的，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創造精神。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越是合乎實際情況和客觀規律，越是能夠實事求是，他們也就越能夠發揮創造精神”。

陳雲提出的把“發揮創造精神”與“遵守實事求是原則”相結合的工作思路，不僅對糾正當時脫離實際、急躁冒進的現象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從特定意義上說，已經蘊含了實事求是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的智慧。

（五）倡導“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論事不論臉”，將實事求是的內在要求延伸到立場問題上

陳雲在講實事求是的要求時，反復強調堅持真理、尊重實際，不要被個人的面子和得失所干擾。1945年5月9日，在黨的七大上，針對部分干部中出現的“驕傲之氣”以及如何正確看待犯錯誤的問題，陳雲發言指出：“我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是什麼就是什麼，應該怎樣就怎樣。”關於這其中的道理，他解釋說：“我們肩頭擔負這樣重的任務，如果強調講面子，在討論問題時，就會不客觀”，“討論問題、看問題攙雜個人得失在裡面，立場不正，就不會看得很清楚，不會講真理，結果一定害人害己。”“如果我們的同志都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毫無個人主義，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敵的力量。”1947年2月7日，陳雲在中共中央遼東分局會議上進一步概括提出了“論事不論臉”的要求。他指出：“論事不論臉，這裡有個立場問題。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裡。真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大家如果都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這些論述闡明了實事求是不僅是方法問題，更是立場問題。如果立場不端正、出了問題，顧慮個人面子，擔心個人得失，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這實際上把實事求是的內在要求，從方法層面延伸至立場層面，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貫徹執行提供了重要內驅力。

習近平強調：“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成敗的關鍵。”新征程上，我們要學習陳雲始終依靠實事求是應對解決問題、指導推動工作的基本經驗，自覺貫徹落實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堅持一切以人民利益和黨的事業為重，尊重客觀規律、勇於創新創造，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二、提煉“十五字訣”：“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指導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問題過程中，陳雲總結提煉出“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一充滿唯物辯証法的“十五字訣”。這15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証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証法”。

（一）前九個字“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強調的是世界觀

辯証唯物主義認為，世界統一於物質，物質決定意識。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是辯証唯物主義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這一原理要求我們，在實踐中必須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其核心意思，實際上就是陳雲概括的“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

不唯上，針對的是不顧現實條件而對“上”的盲從，實質是如何處理上級與下級的關系問題。陳雲強調，“領導方式的中心問題，是正確處理上下級關系”。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而是必須立足一時一地的實際，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上”和“下”結合起來，反對執行決議時“機械的千篇一律的應用”，反對不顧實際情況的“隻唯上”。不唯書，針對的是不結合實際情況而對“書”的迷信，實質是如何處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陳雲指出，不唯書，“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而是必須做到“學習理論一定要聯系實際”，“使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兩者結合起來”，反對脫離實際讀“死”書，“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文當教條”。隻唯實，針對的是“隻唯上”“隻唯書”的錯誤做法，實質是把作決策、辦事情的根本出發點放在哪裡的問題。陳雲認為，這個根本出發點不是別的，就是客觀實際，“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

對於“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這九個字，陳雲始終不渝堅持。無論是 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堅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支持會議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還是 20世紀 60年代初，在毛澤東支持下參與部署和領導調整國民經濟，恢復農業生產﹔抑或 20世紀 80年代初，支持鄧小平關於科學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陳雲都始終堅持把研究解決問題、謀劃推進工作的著眼點放在一個“實”字上。正如八寶山革命公墓陳雲墓碑碑文中所評價的：陳雲“畢生以‘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為行動准則”。

（二）后六個字“交換、比較、反復”，強調的是方法論

辯証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是普遍聯系和永恆發展的，矛盾是事物聯系的實質內容和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的認識和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就是不斷認識和解決矛盾的過程。這一原理要求我們，在認識和改造世界過程中，必須運用矛盾分析方法，提高辯証思維能力，全面系統、普遍聯系、發展變化地觀察和分析事物、認識和解決矛盾，克服極端化、片面化。按照這樣的要求辦事，就要做到陳雲強調的“交換、比較、反復”。

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面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況”。在陳雲看來，要全面認識事物，就必須從多角度進行觀察，否則認識就會是片面的，而把片面當成全面，就會犯錯誤。因此，這就需要善於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聽反面意見，這是“少犯錯誤的保証之一”。比較，“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看清楚“事物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麼”。如果說交換重在掌握事物的全面情況，那麼，比較則重在認識事物的性質和本質。陳雲提出要“上下、左右進行比較”，“不但要和現行的作比較，和過去的作比較，還要和外國的作比較”。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受到主客觀條件限制，人們認識事物往往難以一次完成，需要一個反復的過程。陳雲認為，與“交換”“比較”相比，“反復”的過程更復雜，既要在決定對策后，“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正確”，更要“在實踐過程中反復認識”，經過實踐檢驗，如果是正確的認識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

陳雲在革命實踐中運用“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解決了許多棘手問題。無論是1946年11月面對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南滿根據地的嚴峻形勢，對“堅持南滿”和“撤到北滿”的利與弊分別進行有理有據的分析比較，毅然作出“堅持南滿”的決策﹔還是1953年夏秋之際面對全國糧食供需出現“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的緊張局面，通過調看材料、集體開會、分別座談等多種方式，把“所有的辦法都提出來”，經過斟酌權衡，向中央提出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抑或 1979年6月面對“寶鋼是不是應該搞下去”的認識分歧，通過多次實地調研、多方聽取意見，慎重考慮之后，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八點意見，陳雲都嫻熟運用並生動踐行了“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

習近平強調：“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總鑰匙’。”新征程上，我們要把握陳雲總結提煉的“十五字訣”的精髓要義，既始終牢記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謀劃工作、制定政策，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又熟練掌握唯物辯証法的根本方法，善於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堅決反對形而上學和機械唯物論，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研究解決事業發展遇到的各種問題提供指引。

三、善於從戰略上思考問題：“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思維能力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一項核心能力。陳雲善於從戰略上思考問題、謀劃工作，強調“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形成了一系列真知灼見和有效做法。

（一）科學認識和處理局部與全局的辯証統一關系，善於在統攬全局中抓住戰略重點

陳雲一貫反對本位主義，主張樹立全局和大局觀念，注意“從大的方面看問題”，“打大的算盤”，把要處理的問題放到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和大局中來謀劃和部署，在心中有數基礎上，抓住關系全局和大局的重點和關鍵問題，進而帶動其他問題的解決。

比如，關於軍事斗爭問題。1942年10月7日，陳雲在延安軍事干部會議上，就如何“使領導工作做得好”提出三點明確要求，其中就包括“識大體，顧大局”，並指出：“在工作上，如果隻看到你的一部分，就要發生本位主義，妨礙大局。”1947年三四月間，在闡釋堅持南滿斗爭問題時，專門針對部隊干部中存在的“怕傷亡、‘保’實力”的想法，陳雲提出“近視眼必害自己，亦害全局”的重要論斷。他說：“保持南滿，有全東北全國的意義。 ”“在連續戰斗中損失是不可免的，但以局部損失去換取全體勝利，正是保証每個局部取得恢復與發展的必要條件。”“要有局部服從全體的精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進程充分証明了陳雲這些論述的正確性。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陳雲還指出，“有了鐵的紀律的黨，才能建立有鐵的紀律的軍隊，以此戰勝強敵”。樹立全局和大局觀念，局部利益服從大局利益，都是加強人民軍隊紀律性的題中之義。如果沒有全局和大局觀念，不講紀律性，各個部隊各自為戰、盲目作戰，那麼，取得戰爭勝利是不可能的。

又如，關於財政經濟問題。新中國成立伊始，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陳雲就提出要樹立整體思想和全局觀念，辦事要有重點，要分清輕重緩急的明確要求。他在 1950年二三月間的幾次講話和報告中集中對此作了闡釋。他指出：“要辦的事情太多，但是不可能一下子都辦，只能先辦必須辦的和不能緩辦的”，因此要“樹立整體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觀念和本位主義”﹔“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要集中力量，把財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決主要問題”﹔“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國大范圍來看，如果發現自己的做法與全國的任務不相符，應該立刻覺悟，立刻糾正”。這一時期，正是由於抓住了關系全局的重點工作，國家財政經濟狀況逐步好轉。1951年4月4日，陳雲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去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隻有兩個重點，一是統一，二是調整。統一是統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隻此兩事，天下大定。”對這個成功經驗，他形象地概括為：“如果抓不住工作重點，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到1952年底，全國財政經濟狀況獲得根本好轉，國民經濟逐漸得到恢復。就像陳雲說的那樣，隻有從全局上進行把握，分清輕重緩急，把十分有限的財力投入到關鍵和重點問題的解決上，才能不迷失方向，取得“天下大定”之效。

再如，關於基本建設問題。陳雲1959年發表專題文章，針對我國基本建設工作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了深刻剖析。對於工業布局，他指出：“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地合理地布置工業生產力，是基本建設中具有長遠性質和全面性質的問題，是一個帶有戰略意義的問題。”“必須按照‘全國一盤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結合起來。”對於建設重點，他指出：“基本建設必須首先保証重點。重點工業先建設起來了，其他工業也就可以接著建設起來。如果不分輕重，大家一擁而上，齊頭並進，結果不僅可能使重點企業的建設得不到保証，而且一般的企業也難於按期建成。”安排建設項目包括“保証重點”和“照顧一般”兩個方面。“隻照顧一般，不注意重點，這是一種片面性﹔隻強調重點，不照顧一般，這是另一種片面性。”正是因為我們黨在領導開展基本建設工作中，注重從整體和全局綜合謀劃，堅持重點論和兩點論相統一，既突出重點又統籌兼顧，新中國才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陳雲的見解和做法揭示了“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深刻道理。全局決定並統率局部，局部受制於全局，但在特定條件下可能對全局產生關鍵影響。想問題、干工作，隻有統攬全局，從全局和大局去考慮，善於把部門和地方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中謀劃，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努力做到立足一域、心系全局，以一域服務全局，才能通過局部重點突破推動全局整體提升。

（二）科學認識和處理當前與長遠的辯証統一關系，善於在著眼長遠中把握戰略方向

陳雲向來反對隻顧眼前不顧長遠的急功近利行為，強調要有歷史眼光和政治遠見，能夠透過現象看到“現實的本質”和“它運動的將來”，注重把眼前和短期的問題放到歷史發展大勢中來謀劃和部署，在明確長遠目標和把准戰略方向基礎上，腳踏實地、有條不紊地做好當前工作。

比如，關於城鄉關系問題。1951年5月16日，陳雲在作財經工作報告時以較大的篇幅講了城鄉交流問題。針對有些同志隻注意“收支平衡、投資工業化”兩項工作的做法，他尖銳指出，隻注意這兩項，“對於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推銷土產品和手工業品的問題是關系到三億八千萬將近四億人的問題”。因此，做經濟工作一定要抓住城鄉交流這一條，“不抓住這一條就等於沒做事情，至少等於沒做大事情”。1959年3月1日，陳雲在講到“企業布置”問題時再次講到城鄉關系，強調“必須充分注意工農結合和城鄉結合的要求”。他進一步闡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完全有可能在全國各地更平衡地分配大工業，使工業和農業密切地結合起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基礎上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也是加速工農結合和城鄉結合的方針”，“對於現在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將來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都是有利的”。這些論述表明，對於促進城鄉交流和工農結合的重大意義，陳雲是站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的視角來認識和把握的。他提出的這些極具前瞻性的觀點，對今天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依然具有啟示意義。

又如，關於發展速度問題。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就國民經濟調整提出建議，指出“我們工作的基點應該是：爭取快，准備慢。”1979年3月14日，他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提出：“前進的步子要穩。”“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0世紀80年代，陳雲多次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指出：“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不能要求過急”，“必須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既要積極，又要穩妥”。由這些論述可見，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陳雲主張穩中求進、快慢相宜，反對急於求成、快慢失當，充分體現了他從長計議把握好快與慢的辯証法的思想智慧。

再如，關於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1981年9月2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有些問題必須考慮長期的計劃”。他以水資源、重工業、城市污染等重大經濟問題為例，分析現狀，提出了著眼長遠的工作建議。此后，1988年、1990年，陳雲還就有關材料反映的污染和水資源問題作出批示：“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等“列入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加以實施”。陳雲強調的這些問題，都是關系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也從側面彰顯了陳雲在深刻把握經濟發展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基礎上未雨綢繆、早做籌劃的深謀遠慮。

還如，關於中青年干部培養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陳雲多次講到這一問題。他指出：“我們搞革命、搞建設，搞得熱熱鬧鬧，切莫忘了要后繼有人。”如果任由黨內干部隊伍老化、青黃不接的情況繼續拖下去，“將是極大危險”，“對黨的事業很不利”。因此，“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針對有人認為“中青年干部缺乏經驗”的疑問，他回應說：“我們必須用發展的觀點看待他們，不要隻看到他們現在還缺乏經驗。”“把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實際工作的負責崗位上去，讓他們挑擔子，只要有三年五載，至多十年的鍛煉，他們是一定能夠鍛煉成才的。”這些論述表明，陳雲始終站在黨和國家事業根本大計和后繼有人的戰略高度，從事業長遠穩步發展的視野出發來研究中青年干部的培養問題。

陳雲的見解和做法揭示了“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的深刻道理。歷史的發展是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短期目標從屬於長遠目標，長遠目標引領短期目標，不從長遠著眼，大勢就看不清，方向就把不准。想問題、干工作，隻有用歷史的眼光展望未來，用發展的眼光審視當下，把階段目標納入到長遠目標中統一謀劃和考慮，既登高望遠、又腳踏實地，多辦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才能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至千裡。

（三）科學認識和處理外因與內因的辯証統一關系，善於在自信自立中掌握戰略主動

陳雲一直反對迷信外國經驗、喪失主體性地學習外國，強調要自信自立，注重把推進事業發展的基本盤構筑在自身的奮斗和力量之上，努力探索自己的路，主要依靠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不斷解決中國具體問題。

比如，關於打破封鎖、戰勝困難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進行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面對這樣的局面，1949年10月8日，陳雲在海關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封鎖正積極地加速我們自力更生的生產。”“逼得無路走，就會打主意想辦法。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怕困難的。”他在回顧了中國共產黨人從井岡山、延安一路走來打破各種封鎖、戰勝各種困難的歷程后滿懷信心地說：“只要與老百姓結合在一起，我們是能夠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難的。”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以及中蘇關系開始惡化，國家經濟建設面臨許多難題。1958年12月23日，陳雲在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場會議上指出：“現在主要靠我們自己搞”，“我們必須這樣做，自己動手，准備碰釘子，不經過這個過程，學好本領是不可能的”。他鼓勵大家，“不要卑視自己，要勇敢前進，破除迷信，發揚積極性和創造性”，“別人能干的，我們一定能干，而且會干得很好，會后來居上”。這些論述表明，面對困難局面，陳雲一直強調要堅定信心、主動作為，依靠廣大群眾、依靠自力更生戰勝困難。

又如，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化法”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如何處理利用外資與自力更生的關系成為迫切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陳雲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四個現代化的“化法”問題。1979年6月16日，他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直接指明：“四個現代化怎麼化法？當然，主要靠自力更生。”9月18日，他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又指出：在現代化建設中，“著重點應該放在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上。我們國內現有企業的基礎是不小的。要在這個基礎上引進新技術（軟件），或則填平補齊，或則成龍配套”，以此“擴大我們的生產能力”。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到借外債的問題，指出：“今后在自力更生為主的條件下，還可以借些不吃虧的外債。”1981年9月2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講到：“外資的利用，怎麼利用法，利用多少？我們腦子裡頭要有個框框”，要看對我們是否有利、可否利用。這些論述的核心意思，概括地講就是，四個現代化建設當然要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但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充分考慮我們的實際需要和償還能力，引進技術更要注重消化吸收以提高我們自身的水平。

再如，關於與資本主義打交道問題。20世紀70年代初，陳雲協助周恩來抓外貿工作。他認為，既然要發展外貿，就要學會與資本主義打交道，因此，“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如果“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的地位”。陳雲還特別關注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國際金融市場黃金和主要貨幣匯率、世界市場主要工農業產品價格的變化情況及其發展趨勢，並由此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提出可以用外匯“買些黃金”和“利用資本主義交易所”的建議。他解釋說：買黃金不是投機和倒賣，而是為了保值和支付，不要怕接觸資本主義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這些富有前瞻性的建議為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作了積極准備。1984年8月20日，陳雲還結合鋼鐵企業建設工作創造性地提出：“利用世界鋼鐵不景氣的機會，對國外要倒閉的鋼鐵企業進行投資，搞合營”，“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裡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裡去”。陳雲說的“人家到我們這裡來”與“到人家那裡去”，實際上就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由這些論述可見，陳雲認為，堅持自力更生並不意味閉關自守，而是要知己知彼、主動作為，加強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研究，敢於到世界經濟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從而更好地自力更生、獨立自主。陳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改革開放之初就能有這樣的洞見，尤顯可貴。

還如，關於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陳雲對自己青年時期就選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篤信終身。20世紀80年代，他多次講到要“充分看到對外開放后帶來的問題”。對此，他主要強調三層意思：一是，“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外國有用的東西加快國內建設，這是完全正確的”。二是，“要充分注意對外開放中帶來的消極東西”。有些人看見外國的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等，“以為中國就不如外國，社會主義就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對這些消極現象，“不必大驚小怪”，但必須引起重視，“進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三是，要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只要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看到這些現象，並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些消極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資本主義必然要被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陳雲堅持自信自立，從容應對化解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消極現象和復雜問題的根本底氣所在。

陳雲的見解和做法揭示了“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強”的深刻道理。事物發展變化是由內因決定的，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離開內因，外因將無法單獨產生影響，事物發展變化也就無從談起。想問題、干工作，隻有堅持自信自立，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基點上，又統籌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場資源，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提升綜合國力，才能贏得和掌握戰略主動。

習近平強調：“戰略上判斷得准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新征程上，我們要借鑒陳雲注重從戰略上思考問題、打破僵局、化解難題、推進工作的大視野大格局，“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不斷提升戰略思維能力，立足“兩個大局”、胸懷“國之大者”，善於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雲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從戰略上認識把握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增強戰略的前瞻性、全局性、穩定性，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

四、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重要前提： “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和優良傳統。陳雲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強調“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通過廣泛深入調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情況，從而為科學決策奠定堅實基礎。

（一）提出用90%以上的時間作調研、不到10%的時間作決策的著名論斷

陳雲在實踐探索中總結出一條規律性認識，即所有正確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錯誤政策則往往是因為對實際了解不准確不全面，而“片面性總是來自忙於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由此可見，“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難者在弄清楚情況，不在決定政策”。基於這樣的認識，陳雲對調研和決策的時間佔比作了大致九比一的具體量化。1947年2月7日，他在中共中央遼東分局會議上指出：“我們做工作，應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況上。”1956年11月19日，他在商業部擴大的部務會議上又指出：“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此后，他多次講到這一問題。這些論述雖然在措辭上略有區別，但核心意思是一致的。九比一的時間佔比劃分直觀指明了調查研究對於作決策、定政策的基礎性意義。陳雲的這一論斷與毛澤東“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的論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總結概括出“走下去”和“請上來”兩種調查研究的方法

如何進行調查研究？陳雲在實踐探索中，逐漸總結形成了兩種特點鮮明的有效方法。1961年5月25日，陳雲出席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在華東、東北組會上指出：“我們必須下去調查研究，同時也要注意在干部中間進行調查研究。在干部中間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這是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這裡已經初步把下去調研和在干部中間調研作了區分。1990年1月24日，他在同浙江省黨政軍負責同志談話時進一步概括提出：“搞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親自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下廠”，“另一種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前一種方法可簡稱為“走下去”。陳雲強調不僅要走下去，更要深下去。他指出，下去調查有“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兩種形式，前者得個概念，后者進行分析，兩者要配合起來。針對那種不作調研和不作深入調研的現象，他尖銳指出：調查研究的方法，不是各個部門拿本子在會上念一道，“大家東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會議的講一講就通過了”，“也不是一個星期跑二十二個縣，那樣無非是坐汽車走一圈就是了。這種工作方法太簡單”。后一種方法可簡稱為“請上來”。陳雲認為這個方法有“真、快、廣”的特點。“所謂真，就是他們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敢講心裡話。”“所謂快，就是當問題處於萌芽狀態時，就能夠及時發現。所謂廣，就是全國各省市各行各業，都有許多高中級干部”。在陳雲看來，這一種方法從某種意義上比前一種方法更重要，因為“到你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中”去了解情況，更有利於“掌握真實情況”。陳雲在工作中，經常運用這兩種方法進行調研，為作出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把聽取群眾呼聲、解決群眾困難作為調查研究和作出決策的根本價值取向

任何方法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有正確的價值取向來引領。陳雲在調查研究中，始終堅持人民立場，踐行群眾路線，深入群眾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切實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1933年7月5日，他撰寫《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一文，剖析農業工人工會的一名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存在四項錯誤，第一項就是“出席會議以前毫無准備”，沒有同地方干部群眾“談一談，問問工人有些什麼要求”，不了解“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沒有“找到提高群眾積極性的環子”。概而言之，就是沒有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1939年春，為更好指導華北地區黨的工作，陳雲聽取多名到延安的地方干部的工作匯報，還專門同來自晉綏邊區、晉察冀邊區的七位黨支部書記談話，掌握了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大量情況。通過研究分析這些情況，陳雲撰寫了多篇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強調，“要經常了解群眾的情緒，群眾的呼聲，幫助群眾解決困難”，“隻有對群眾切身問題有了很好的解決”，才能發動群眾，“為動員計劃之‘舟’准備好汪洋之‘水’”。1946年，陳雲在指導東北地區黨的工作時，了解到時任賓縣縣委書記的馬斌善於做群眾工作的先進事跡，專門為《東北日報》撰寫社論，號召發揚馬斌式的群眾工作。社論認為，馬斌“能調查又能研究，能想問題”，注重走“下層路線”，“善於向群眾學習”，“摸到群眾的心理”，深入了解群眾的實際需要和生活困難，想辦法解決群眾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在對編制“一五”計劃、糧食統購統銷、落實鋼鐵生產指標等問題進行調研時，陳雲也十分重視問計於群眾，解決好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總之，陳雲把開展調查研究與走群眾路線結合起來，緊緊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牢記“疑難不決的事情，要請教群眾”和“要站住腳，就得有群眾”的深刻道理，為調研質量和決策實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善於開展典型調查、解剖麻雀

調查研究本質上既屬於認識范疇更屬於實踐范疇，在明確了主要方法和根本價值取向后，還要付諸實踐、深入實際，抓住典型進行認真剖析，形成帶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認識，為決策提供參考。陳雲指出：“為了避免犯錯誤，在開會、決定問題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兩個、兩三個典型調查，仔細分析，使我們決定大政方針大體上不出毛病。”陳雲多次開展典型調查，青浦農村調查就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為克服經濟困難，盡快恢復農業生產，1961年六七月間，陳雲到家鄉上海市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了為期半月的農村調查。陳雲曾於1927年在這裡做過農民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也與當地干部群眾常有聯系，因此對當地情況比較熟悉。在親自下去調研前，陳雲專門派了一個工作組先期作了調查。綜合各方面情況，陳雲認為小蒸公社的問題比較典型。調研期間，他吃住在農家，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匯報，召開了10次專題座談會，深入了解農民的“意見和情緒”。陳雲調查得既全也細，小蒸公社當時有15個公辦養豬場，他去看了其中10個，同時，他“自己還去農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通過仔細對比和剖析，陳雲發現私養母豬比公養母豬在喂食、環境等方面都更好，產苗豬多，成活率高，因而得出“大部分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的結論。在小蒸公社之外，陳雲還注意找與青浦縣條件相似的其他地方，進行橫向比較，檢驗調查結論的普遍性可靠性，並與上海市委、江蘇省委、浙江省委的干部交換意見。這次典型調查最后形成了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三個調查報告呈報中央，對中央有針對性地調整農業農村政策、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發揮了積極作用。陳雲在調研中注重抓住典型，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善於以小見大、由個別到一般，從中找出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有效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

習近平強調：“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學會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領。”新征程上，我們要秉承陳雲開展調查研究的成事之道，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經常、深入、正確開展調查研究，下到基層、走進群眾，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既分析面上情況，又深入解剖麻雀，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准、把對策提實，努力形成解決問題、改進工作的好辦法，為作出重大決策、制定重大政策提供堅實基礎。

五、結語

陳雲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四個方面，各有側重、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共同為實踐中各類問題的研究解決提供了堅實的方法論支撐。其中，堅持實事求是，本質上是對黨的思想路線的踐行，為研究解決問題提供認識前提﹔提煉“十五字訣”，本質上是對唯物辯証法核心要求的濃縮，為研究解決問題提供根本方法﹔善於從戰略上思考問題，本質上是對唯物辯証法的運用，為研究解決問題提供戰略指引﹔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重要前提，本質上是要使主觀符合客觀、主觀更好地見之於客觀，為研究解決問題提供科學決策。正是因為注意總結和運用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解決問題，陳雲才能出色地完成所承擔的各項重要任務，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陳雲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來源於實踐並經過實踐檢驗，遵循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本質要求，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因而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指導意義，是陳雲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依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借鑒、傳承弘揚。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面對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要做到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克難關、戰風險、迎挑戰，穩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一刻也離不開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導。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黨的思想路線，注意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從老一輩革命家總結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汲取智慧啟示，學習好、運用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判斷形勢、科學謀劃工作，善於抓住機遇、勇於應對挑戰，不斷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真抓實干、埋頭苦干，奮力開創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新局面。

（執筆：李穎、高長武）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