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瞿秋白的蘇俄採訪之行

1920年10月16日清晨，21歲的瞿秋白告別北京，作為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聯合聘任的特派記者，偕俞頌華、李宗武登上前往蘇俄的列車。此后兩年多，他在蘇俄深入採訪、筆耕不輟，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真實面貌報告給國人，被譽為“最早有系統地向中國人民報道蘇俄情況的新聞界先驅”。“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這句寫於他在蘇俄期間所作《餓鄉紀程》開篇的話，正是這趟遠行的心願。

為探求救國新路遠赴蘇俄

1920年秋，《晨報》與《時事新報》為“探取各國真情”聯合登出《共同啟事》，宣布“合籌經費遴派專員，分赴歐美各國，擔任調查通訊事宜，冀稍盡吾儕之天職，以開新聞界之一新紀元焉”。啟事公布的赴各國記者中，有張申府、劉延陵、羅家倫等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派往蘇俄的名單中，瞿秋白名列其中。

瞿秋白被選派前往蘇俄並非偶然，他是北京俄文專修館的高材生，懂俄語、國文根底好。五四運動中，他是俄文專修館代表，參與北京學生聯合會活動，擔任學聯評議部的評議員。1920年3月，他參加李大釗等人創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此前還與鄭振鐸、耿濟之等創辦《新社會》旬刊，思想正向馬克思主義轉變。

去蘇俄當記者，親友多不贊成，連一向接濟他的堂兄也說這是“自趨絕地”。行前在耿濟之家的送別聚會上，瞿秋白對朋友們說：“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飢，寒……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他要為紊亂的中國思想界“擔一分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

跋涉萬裡抵達莫斯科

1920年10月18日晚，瞿秋白一行隨中國駐莫斯科總領事陳廣平離開天津，走京奉路到奉天，換南滿路到長春，再換中東路抵哈爾濱。一路“走過三國的鐵路”，鈔票換了又換，他由此清醒察覺到帝國主義控制下中國經濟的極度艱難。

因西伯利亞紅軍正與“白匪”謝苗諾夫激戰，道路中斷，瞿秋白一行在哈爾濱滯留了50多天。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3周年之際，他經俄國友人介紹，到哈爾濱工黨聯合會舉行的慶祝會上，第一次聽到雄壯的《國際歌》，看到全場高呼“萬歲”的場面。會后瞿秋白應邀到一位布爾什維克黨員家中赴宴，隻見“滿屋都是紅光，紅光裡是馬克思、列寧、杜洛次基的肖像”。滯留的日子他並未虛度，時常走訪俄、日居民區和學校，採訪報紙主筆，搜集俄文書報，到俄人所辦的勞工大學聽課，還結識了幾位俄國朋友。

1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登上西去的列車，3天后到中俄邊境滿洲裡，他遇上正回國的旅俄華工聯合會會長劉紹周。劉紹周曾3次受列寧接見，向他細述了華僑和勞農政府的種種情況。瞿秋白在遠東共和國首都赤塔停留20余日，當地共產黨委員會送來《俄羅斯共產主義黨綱》、《社會主義史》和《共產國際》雜志，他“披閱一過，才稍稍知道俄共產黨的理論”，並在《餓鄉紀程》裡總結這一路的收獲：“哈爾濱得空氣，滿洲裡得事實，赤塔得理論。”1921年1月25日晚，瞿秋白一行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車站。

報道蘇俄傳播馬列主義

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一行就在蘇俄《消息報》上發表《致俄國工人和新聞工作者呼吁書》，鄭重宣告：“全世界偉大的社會主義導師卡爾·馬克思在其關於社會革命的天才學說裡給我們指出了創造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你們正是按照他的學說在建設自己的社會。……中國人民幾乎完全不了解你們新的社會建設的進程。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研究這一建設並把它廣泛地介紹給我國人民。”他給自己取了個俄文名字“維克多爾·斯特拉霍夫”，意為“戰勝恐懼、克服困難”。

在《真理報》主筆的引薦下，瞿秋白廣泛考察這個新生國家，參觀美術館、學校等地，專程到托爾斯泰故居憑吊，把親眼所見的蘇俄政治、經濟、文化，一篇篇報告回國內。懂中文的俄國人郭質生做他的翻譯，成了他終生的知己。他還應邀出席蘇俄文藝團體的音樂會和詩歌晚會，感受這個國家在艱難中迸發的生機。

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開幕，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參加並進行採訪。7月6日，列寧在克裡姆林宮安德萊廳登台演說，瞿秋白寫道：“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休會時他在走廊上與列寧相遇，列寧建議他找幾篇東方問題的材料。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4周年之際，他在莫斯科第三電力勞工工廠目睹列寧登台演講，《赤都心史》中記述了當時的場景：無意之中，忽然見列寧立登演壇。全會場都擁擠簇動。幾分鐘間，好像是奇愕不勝，寂然一晌，后來突然“萬歲”聲，鼓掌聲，震天動地。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瞿秋白根據會議文件及其他材料寫成約3萬字的長篇通訊《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從6月22日至9月23日在《晨報》上連載，內容涉及民族問題、外交問題、共產黨組織問題、共產國際等。他在文章內把馬克思學說中改造社會的綱領通俗地講給國人：社會改造的程序包括世界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建設全世界統一的大經濟單位，“然后全世界統行大生產的制度，化全世界人類為無產階級，再組織一無國界無階級自由平等共產的社會”。本次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這一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圍繞新經濟政策，瞿秋白接連寫下《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一九二二年之西歐與蘇維埃俄羅斯——俄國經濟改造之新氣象》《新經濟政策之因舊政治思想之果》等系列通訊，最早向國人系統解說其來龍去脈。

他更以理論家的功力，系統研究、譯介共產國際的歷史、綱領與策略，陸續寫出《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世界共產黨與世界總工會》《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等文章。這些凝結著蘇俄研究心血的文章，1923年刊登在他主編的《新青年》季刊創刊號“共產國際號”上。創刊號還刊載了他翻譯的列寧在共產國際四大的報告《俄羅斯革命之五年》，以及他首次配著曲譜譯成的《國際歌》。為讓中國勞動者能與全世界無產者“異語同聲”，他把“International”音譯作“英德納雄納爾”。

以俄為師探尋中國革命道路

到蘇俄之前，瞿秋白曾把蘇俄想成一間“共產主義的實驗室”，以為布爾什維克像化學家一樣，照著“社會主義理論的公式”一試便能化合出理想社會，但冰雪萬裡的西伯利亞之行給他上了嚴厲一課，“隻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正是在由客觀事實出發的思考裡，他確立了“世間的唯物主義”，並給自己定下使命：研究共產主義——此社會組織在人類文化上的價值，研究俄羅斯文化——人類文化之一部分，自舊文化進於新文化的出發點。1921年5月，他經同鄉好友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黨組織，並於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21年9月，瞿秋白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任教。中國班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批重要領導人和干部，如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等人。

在駐蘇俄兩年多的時間裡，瞿秋白深入採訪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和各界人士，寫下五六十篇通訊和文章，僅《晨報》就刊出40余篇、約16萬字，另有《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報告文學集。1922年底，瞿秋白隨陳獨秀等踏上歸程，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他謝絕外交部的高薪聘任，接受黨的工作任務，先后主編《新青年》季刊、《前鋒》月刊、《向導》周報等報刊，把從蘇俄帶回的“以俄為師”的道路，化作喚起工農、推動革命的如椽巨筆。

從北京到莫斯科，從報館特派記者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瞿秋白的蘇俄之行，既是新聞史上的破冰之路，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一次早期傳播。毛澤東后來說：“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7月24日 第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