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彰顯建軍初心的紅軍布告

作者:王博實    發布時間:202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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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一件極具標志性的革命文物——1935年5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這件縱36.5厘米、橫36厘米的油印文獻,紙面雖歷經91年歲月洗禮已微微泛黃,156字的六言韻文字跡依舊工整清晰、力透紙背。作為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長征”概念的歷史遺存,這張小小的油印紙,不僅是中央紅軍突破大渡河天險前的關鍵政治動員令,更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群眾工作、民族工作的綱領性范本,承載著人民軍隊自誕生之日起就堅守的初心使命與建軍根本。

這篇布告的誕生,源於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生死抉擇。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迎來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隨后,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徹底跳出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兵鋒直指大渡河天險。此時的紅軍身處生死困局:前有川軍重兵布防大渡河沿線,后有薛岳十萬追兵緊逼不舍,蔣介石叫囂要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妄圖將紅軍圍殲於大渡河南岸。而橫亙在紅軍與大渡河之間的,是綿延數百裡的大小涼山彝族聚居區。近代以來,彝族群眾長期遭受國民黨軍閥、地方奴隸主的雙重壓迫,造成了彝漢民族間的深刻隔閡。

紅軍入境前,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散布“紅軍燒殺搶掠”的謠言,煽動敵視情緒,紅軍前衛部隊多次遭遇攔阻襲擾,甚至出現武器被搶、物資被扣等情況。面對這一局面,紅軍始終堅守人民軍隊性質宗旨,堅決摒棄舊軍隊“武力開路”的野蠻做法,選擇用黨的民族政策、嚴明軍紀與真誠態度打破隔閡。這篇布告應運而生,為紅軍突破困局筑牢了政治根基與群眾基礎。

這篇短短26句的六言布告,看似是一篇戰時安民告示,實則蘊含著人民軍隊政治建軍的核心邏輯,其歷史價值與理論意義早已超越時空,在多個維度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這篇布告徹底打破了舊政權文告晦澀生硬、官樣文章的固有模式,採用彝族群眾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六言韻文形式,將黨的政治主張、紅軍的革命宗旨,轉化為群眾聽得懂、記得住、傳得開的通俗語言。尤為重要的是,布告中首次以正式文告形式提出“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的重要表述,將此前的戰略轉移升華為有著明確政治目標、堅定理想信念的革命征程,賦予軍事行動鮮明的政治屬性,實現了政治引領與軍事行動的高度統一。

布告開篇便亮明核心立場:“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布告中的夷人、夷族即彝族)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這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政策第一次以公開文告的形式,面向少數民族群眾作出的鄭重宣示,將“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落到了實處。布告痛斥四川軍閥“壓迫夷人太毒”的深惡罪行,鄭重宣告紅軍“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的紀律要求,用最直白的語言劃清了紅軍與一切舊軍隊的根本界限。正是以布告宣示的民族平等政策為核心遵循,才有了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彝族果基家支首領小葉丹“彝海結盟”的千古佳話。紅軍不僅毫無阻礙地順利通過百裡彝區,更贏得了彝族群眾的真心擁護,在當地播撒革命火種,組建了第一支彝族人民革命武裝。

布告不僅是安民告示,更是一篇面向廣大群眾的革命動員令。文中明確號召“凡我夷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清晰闡明紅軍的革命目標,不僅是實現戰略轉移,更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解放全中國的勞苦大眾。它將紅軍的軍事行動與人民群眾的解放斗爭深度綁定,把戰略轉移的過程轉化為宣傳革命主張、動員人民群眾、播撒革命火種的過程。正是依靠這種植根人民、團結人民的根本立場,紅軍才能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一次次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最終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

這篇布告所確立的政治引領、民族平等、群眾路線的根本原則,不僅為紅軍順利通過彝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贏得了寶貴的戰略時間,更為紅軍后續長征途中經過藏、回、羌等多個民族地區提供了根本遵循,成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深深融入了人民軍隊的血脈之中。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7月27日 第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