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與實踐貢獻

“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社會主義作為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為先進的社會形態，其在發展中既離不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深刻實踐，更離不開用科學的生產力理論指導實踐。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我國發展生產力的積極探索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關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科學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在他引領和推動下，我國開啟從生產力相對落后向經濟快速發展躍升、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向總體小康跨越的新局面”。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當下，回顧和梳理鄧小平關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科學觀點，闡明其理論貢獻和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對於我們深入理解新質生產力理論，進一步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啟迪和實踐啟示價值。

一、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把發展生產力納入社會主義的本質、任務和衡量標准

科學的指導思想決定正確的道路方向。新中國成立后，黨帶領人民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探索，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此基礎上，黨的八大提出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路線，但遺憾的是沒有能夠堅持下去。鄧小平回顧這段歷史時深刻指出，“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個大虧”，根本就在於“忽視發展生產力”。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回歸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之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為此，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與中國發展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有關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問題，為我國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一）從我國較為落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明確了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方位

對我國發展階段進行科學的歷史定位是黨和政府制定各類方針政策的基石。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基於我國當時人口多、底子薄、工農業技術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現實鮮明指出：“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 ”這就對我國社會所處的歷史方位給予了明確回答，解決了應該在什麼樣的環境和條件下認識生產力的基礎性問題。

關於發展階段，馬克思曾依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將共產主義分為“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列寧在此基礎上將共產主義進一步具化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並提出“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完全的社會主義”等概念。列寧強調，隻有“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才是當時生產力落后的俄國所能夠建成的社會形態。毛澤東則進一步將列寧的社會主義階段論深化發展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明確指出我國正處於哪一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由於我們黨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忽視了我國生產力水平、疏忽了對我國當時所處歷史階段的科學研判，以至於在一定時期內制定和實施了超越我國當時所處歷史階段的政策和舉措，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遭遇了一些波折。

鄧小平從這段歷史中深刻汲取經驗教訓，立足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這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設想，表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在我國生產力不發達和商品經濟發展不充分的基本國情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經階段，在此階段中想問題、辦事情要立足這一最大實際，扎扎實實推動生產力發展。鄧小平從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歷史進程出發，進一步補充說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時間跨度較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這揭示了我國推動生產力發展也將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久久為功。

（二）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納入社會主義本質之中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探求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普遍規律的根本揭示。鄧小平鮮明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明確了生產力在社會主義中的地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馬克思、恩格斯在對未來社會特征的描述中已有所思考，但沒有直接闡明其內涵。列寧將理論引向實踐，把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加以重視和對待。毛澤東則從社會目標層面強調要實現“共同的富”和“共同的強”。這裡的“共同”指向的是生產關系的維度，“富”和“強”指向的是生產力的維度。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並在《論十大關系》中闡明了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把握好的五條經濟關系和五條政治關系。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對於真正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一問題提供了寶貴思路，即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角度來審視該問題。

但是在實踐中由於受“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認識，逐步偏移到從單一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層面來把握，片面地從生產關系方面追求“一大二公”，而對決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生產力的發展重視不足。基於“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將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思考與生產力聯系起來，實現了正確且根本的思路回歸。1980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字，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而要“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可以看出，鄧小平此時已經認為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關鍵所在。

在南方談話中，為了回應改革開放過程中社會上所出現的思想困惑和質疑聲音，鄧小平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認識徹底打破了許多人對社會主義教條式、片面化的理解，廓清了長期以來人們對該問題的思想迷霧，把人們從姓“社”姓“資”的爭論中解放了出來，提升了人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其中簡明扼要地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位置，把調節生產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置於中介與結果位置，是對社會主義本質中各要素關系的深刻揭示，也充分體現了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性、關鍵性的作用。

（三）指明了我國發展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的。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這就凸顯了發展生產力在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一開始設想的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要“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列寧則基於生產力落后的俄國實際指出：“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國情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國相似，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商品經濟沒有經歷過充分發展的國家。在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任務就是將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先進的工業國，也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1957年 2月，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但是在實踐中，一些人曲解了這一思想並試圖單純以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變革來推動社會主義發展，沒有深刻認識到“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事實証明，脫離生產力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來發展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人為地用超越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系去發展生產力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因此，鄧小平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說明，在一段時期以內，我們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才能實現共產主義，並沒有完全清晰的認識，社會主義建設應該回歸到生產力的基點上來。共產主義社會是物質極大豐富的，“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鄧小平指明了我國發展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隻有如此，社會主義社會的財富才會不斷豐富，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才能不斷改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可以逐步彰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科學研判，扭轉了我國在一段時間內存在的因發展目標不明而產生的錯誤認識，也從理論上為我們黨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提供了依據。

（四）提出了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判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標准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要回答姓“資”姓“社”這一要害問題，“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明確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作為判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准，為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探索提供了基本遵循。

關於判斷的標准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給出了衡量社會進步的科學尺度即生產力標准。列寧則直接指出，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准”。毛澤東進一步將生產力標准運用到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中，並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判斷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的好壞標准是“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一思想在一段時間內被黨和政府貫徹落實並推動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由於指導思想的錯誤轉變而沒有繼續得到遵循。改革開放之初，由於長期受“左”的錯誤思想影響，社會上逐步產生了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使得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受到了阻礙。

對此，鄧小平重申發展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強調生產力是否發展是衡量改革各項政策舉措正確與否的“壓倒一切的標准”。在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准中，“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一切其他發展的基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生產力發展的集中體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標。“三個有利於”標准的提出實現了以生產力標准為核心的經濟標准、政治標准和社會標准的三位一體的綜合統一，也成為了衡量改革開放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准，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標准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條件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為堅持推動改革開放提供了價值評判准繩，澄清了人們的思想誤區，增進了改革共識，為聚精會神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思想保証。

二、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豐富發展了馬克思“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觀點

鄧小平在明確生產力在社會主義發展中重要作用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聚焦生產力本身並結合當時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新態勢，突出強調了科技要素在生產力系統中的第一作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

（一）使科技在生產力要素系統中實現了地位躍升

生產力不是一個單一的簡單的要素集合體，而是一個由多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其實質是人能動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馬克思主義科學揭示了生產力的內涵，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的基本三要素。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也日趨豐富，除了三大基本要素之外，生產力要素系統中也日益融入了科技、管理、教育、信息等滲透性要素。馬克思曾特別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強調機器的發展“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可見，科學技術要素是馬克思生產力語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具體闡釋科技在生產力構成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與三大基本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圍內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已經憑借其在高新技術方面的優勢率先進入了信息時代。鄧小平深邃洞察到科技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后提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証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鄧小平的這一看法是對馬克思“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觀點的繼承和發展。這裡的科學技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實現了從一般要素到第一要素的地位躍升，表明了科技要素已經在生產力發展中起著首要性作用。科技要素作為第一要素能夠滲透到其他要素之中，一方面可以實現要素功能的倍數級或指數級飛躍，另一方面能夠賦能不同要素之間的協同和整合。

（二）科學技術能夠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是衡量生產力水平的重要指標，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闡明了影響勞動生產率高低的諸多因素，其中就包括科學技術。鄧小平繼承了馬克思的這一寶貴思想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對提升勞動生產率的作用。1975年 8月，他在考慮工業發展問題時就指出：“要爭取多出口一點東西，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回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1978年 3月，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基於當時正在發生的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背景強調：“現代科學為生產技術的進步開辟道路，決定它的發展方向。”

在鄧小平看來，科學技術是和生產資料密切結合的，新的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使社會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面貌一新”，能夠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對此，他曾舉例說：“由於電子計算機、控制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正在迅速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裡，可以生產出比過去多幾十倍幾百倍的產品。”同時，科學技術也促使勞動者不斷提高文化水平，掌握“先進的勞動技能”，“從而必將在生產中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鄧小平鮮明指出：“社會生產力有這樣巨大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有這樣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麼？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

（三）科學技術是帶動一批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

科學技術是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產業發展使科學技術的價值得以實現。“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二戰后的日本是運用科學技術引領產業發展的顯例，為了擺脫發展困境，日本學習和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並提出“科技立國”戰略。隨著日本原子能技術、電子信息技術以及精密機床制造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日本形成了機械電子、計算機信息處理、汽車制造等一系列新產業並一躍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88年 9月 5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就以日本作為比較對象指出：“拿中國來說，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這促使鄧小平深刻思考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面對當時世界科技和經濟交融發展的大勢，鄧小平指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

在他看來，科學技術成果的轉化和應用能夠催生出新的產業，“如高分子合成工業、原子能工業、電子計算機工業、半導體工業、宇航工業、激光工業等，都是建立在新興科學基礎上的”。因此，鄧小平高度重視我國科技和產業的發展並堅定指出，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要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科技工作必須服務於經濟建設，要著力解決科技和產業的結合發展問題。1991年 4月 23日，鄧小平專門為全國“八六三”計劃工作會議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工作會議題詞：“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他在南方談話中談及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時候表示：“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

鄧小平的這些認識和主張，在我國經濟建設實踐中逐步得到了實現。比如，國務院先后於 1991年 3月下發了《國務院關於批准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批准建立長春、西安、天津、深圳等 26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於 1992年 11月作出了《國務院關於增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批復》，批准常州、無錫、蘇州、惠州、佛山等 25個城市建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等。由於黨和政府在實踐中大力推動以科技革命引領產業發展，促使科技與產業不斷融合，有力提升了我國社會生產力，也日益彰顯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優越性。

三、強調“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謀劃了發展生產力的方針政策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發展生產力這一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給出十分具體的現成答案。蘇聯在實踐中探索了很多年，但后來陷入了僵化的模式。鄧小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吸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生產力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具體實際，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全黨工作重心，明確強調“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提出和大力支持一系列富含中國特色的開創性政策和舉措，有力推動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

（一）支持農村改革，解除舊有生產關系的束縛

改革生產關系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手段。這裡的改革主要是變革各種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不適當的生產關系，從而解放生產力。我國的改革首先從放寬農村政策開始，而這種政策調整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改革生產關系。1962年 7月，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國農業的問題“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生產關系所要採取的形式“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

改革開放后，在黨中央的支持和推動下，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范圍逐步擴大。這種責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和農戶保持著發包與承包關系。這種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把農民的責、權、利緊密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弊病，而且糾正了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分單一等缺點，適應了當時我國農業的生產力水平，充分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促使農業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對此，鄧小平肯定地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 ”后來他進一步強調：“農業搞承包大戶我贊成，現在放得還不夠”，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農村改革的支持。

（二）支持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增強國營企業活力

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其中心環節是增強國營企業活力，推動生產力發展。1978年時，鄧小平就指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因而要擴大企業自主權，“企業要有主動權、機動權，如用人多少，要增加點什麼，減少點什麼，應該有權處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推行責任制，在鄧小平看來，如果權力不下放，企業便不會有自主權，因而也就沒有責任，這樣就無法經營好企業。1986年 8月 19日至 21日，鄧小平在天津視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時對實行責任制表示肯定並強調：“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級承包，實行責任制。”

實行責任制的實質就是將企業經營效率和利潤與職工收入挂鉤，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力發展。針對在擴大企業自主權過程中所遇到的阻礙問題，鄧小平指出，要“企業下放，政企分開”。這實際上表明了改革要處理好政府和企業的關系，讓兩者各司其職，而如果政企不分，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往往就會導致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官僚主義等問題，阻礙生產力發展。關於政企分開、國營企業改革，鄧小平指出，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以調動企業積極性”。這指明了國營企業改革要突破傳統經濟體制束縛，探索靈活多樣的企業經營形式。鄧小平還進一步明確：“許多經營形式，都屬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方法，既可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為社會主義所用，誰用得好，就為誰服務。”

此后，我國於 1988年和 1992年先后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明確了企業的權利、義務和實行經濟責任制，並詳細規定了企業享有生產經營、投資、勞動用工、工資獎金分配等 14項自主權，極大增強了企業活力，推動了生產力發展。

（三）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擴大市場主體

與國營企業這一公有制經濟的“主力軍”和“支柱”相對應，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經濟是指公有制經濟之外的其他經濟形式，其中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中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等。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本著務實和開放的態度逐步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漸進發展。1979年 1月，鄧小平在同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說：“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落實政策以后，工商界還有錢，有的人可以搞一兩個工廠”。他在這裡提出了原工商業者可以利用閑置資金興辦私營企業的希望，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1985年 3月，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他明確強調，之所以發展這些非公有制經濟，根本上是為了“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掃除了思想和理論障礙。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不能將非公有制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

在鄧小平看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符合“三個有利於”標准，因而是姓“社”而不是姓“資”。他以“三資”企業為例闡明了雖然發展這類非公有制經濟能夠使外商獲利，“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這歸根結底有利於我國生產力發展。同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要“長期共同發展”的方針政策，促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生產力發展方面日益發揮出顯著的積極作用。

（四）支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優化資源配置

資源配置指的是一個社會採用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社會需要的不同領域和具體部門之中，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化利用，而高效的資源配置是提升生產力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資源配置有兩種基本方式，即市場配置方式和計劃配置方式。新中國成立后，由於受蘇聯模式等因素影響，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強了綜合國力，但是后來的實踐証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初期在農村和城市的一系列實踐探索和經驗積累，鄧小平在思考如何看待市場這一問題時指出，市場只是調節資源配置的一種手段，並不為資本主義所獨有，“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鄧小平聚焦發展生產力這一目標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只要能夠有助於生產力發展都可以利用，“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要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后來，黨的十四大正式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五）支持科技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培育發展動能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同時，勞動者是生產力三大基本要素中最活躍的要素，而教育可以提升勞動者素質、優化勞動者結構，因此實施科技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兩個重要抓手。在科技體制改革方面，鄧小平認為，要實現“科技和經濟結合”，解決“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這實際上就是要求科技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在鄧小平看來，科技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於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體制”。為此，要改革調整各項體制機制，“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

比如，在制度建設上，“科學研究機構要建立技術責任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要下放權力，讓專業技術人員擔任關鍵崗位職務﹔在科技人員隊伍建設上，“要有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在保障工作上，既“為科學技術人員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適當增加科研經費，又切實有效地為科研人員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等等。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於1985年 3月 13日頒布，從運行機制、組織結構、人事制度等方面系統闡明了改革的內容，有力推動了我國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

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鄧小平認為，教育和生產力發展密切相關，實施教育體制改革就是要“培養出數以億計的各級各類人才”。鄧小平強調，各級領導要擔負起責任抓好教育工作，“各級黨委和政府，對教育工作不僅要抓，並且要抓緊、抓好，嚴格要求，少講空話，多干實事”。在教育結構調整上，鄧小平認為，不僅要辦好高等教育和中小學教育，還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培養更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急需的技術型和應用型人才。在教育內容優化上，鄧小平認為，要體現現代科學文化的先進水平，“教書非教最先進的內容不可”，以在未來更好地從事科技創新、運用先進生產設備、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從而促進生產力發展。在教師隊伍建設上，鄧小平指出，“要特別注意調動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要強調尊重教師”，要提高教師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改善教師的物質生活待遇，加大師資培訓，這能夠激發教師培育人才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在鄧小平這些教育體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於 1985年 5月 27日頒布，從改革的根本目的、基礎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結構調整、高等教育改革、組織保障等方面系統闡明了教育體制改革的內容和路徑，為我國的教育和人才培養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石，為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提供了持久戰略支撐。

（六）支持實施對外開放，引進先進經驗、技術和資金

對外開放主要指的是我國要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產力落后的民族在與生產力先進的民族擴大交往中可以推動自身生產力發展。鄧小平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在總結我國歷史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后深刻指出：“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在鄧小平看來，一個民族和國家要實現發展既不能閉關自守、自我孤立，也不能被他國孤立，要加強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國際交往，發展生產力“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因此，鄧小平堅定指出，要“對外實行開放政策”。

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能夠利用外資、外技、外智發展我國的生產力。他充分肯定了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建設並明確指出中央可以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為了進一步加快發展，鄧小平支持擴大對外開放的試點城市范圍並指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總的來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鄧小平大力支持和推動這一政策的制定並要求長期堅持下去，為我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指明了方向。

鄧小平關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原則和科學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也在實踐中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回顧歷史、總結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歷史。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要立足於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實際，正確理解和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科技創新和教育發展，准確把握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豐富理論內涵與實踐要求，為高質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方太坤，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