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從南昌公安局局長到南昌起義的“參謀和向導”

1927年4月，《江西省政府臨時省務會議記錄》（江西省檔案館藏）

1927年4月9日，民國江西省政府臨時省務會議記錄上記載著若干“討論事項”，其中一項記載，“南昌公安局局長戴石浮、副局長傅良弼辭職，討論繼任人選問題”，並決議“戴石浮、傅良弼辭職均照准，所遺公安局局長一缺即委第三軍教育團團長朱德接充”。這份藏於江西省檔案館的原始會議記錄，紙面雖已泛黃，墨跡卻依然清晰。朱德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后，經合法程序出任南昌公安局局長，這不僅使他掌握了一支重要的城市武裝力量，更為幾個月后南昌起義的成功發動埋下了關鍵伏筆。

受命入贛：軍官教育團裡的革命火種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轉入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朱培德部工作。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著特殊的歷史因緣和人脈基礎。駐扎在南昌、九江、吉安一帶的第三軍是雲南部隊，其總指揮朱培德，軍長王均、金漢鼎，師長楊如軒、楊池生等人，都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班同學，此后又在滇軍中長期共事，朱德從一名見習生成長為遠近馳名的滇軍名將，與他們“交誼很深”。朱德正是憑借這一層特殊的歷史關系，得以順利進入第三軍，他一到南昌，朱培德便委任他擔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不久又委任他為第五方面軍總參議。當時由於工作需要，朱德的中共黨員身份是保密的，對外政治身份仍然是國民黨員。

軍官教育團設在原江西陸軍講武堂，學員分兩部分：大部分是第三軍的現役下級軍官，編為第一、二營，共700余人﹔另有第三營是學兵營，主要招收省內中學生及部分來自上海的青年，共400余人。從表面上看，軍官教育團的創辦是朱培德為整訓部隊中下級軍官、提升軍事素質而採取的一項常規舉措，然而在朱德手中，軍官教育團超出了常規軍事培訓的范疇，成為共產黨培養軍事干部、發展革命力量的秘密基地。

朱德在辦學中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遠見和組織才能。在教育內容上，他將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並重，設置了中國革命問題、農民問題、社會問題等政治課程，經常邀請曾天宇等共產黨人前來講課。在組織建設上，他深知，僅僅培養軍事技能遠遠不夠，必須使這支隊伍在政治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時任南昌軍官教育團總務處處長的趙镕回憶，軍官教育團“有共產黨組織這一點是公開的，但黨的組織和活動則是帶秘密性的，黨組織在進步的學員中發展了黨員，最初，每連發展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學期結束前，每連即發展到十數人，在一營有的連甚至達到全連學員的三分之一左右”。共產黨員陳奇涵擔任軍官教育團參謀長兼黨支部書記，負責黨的工作。

朱德還將軍官教育團的革命影響從校園擴展到社會。他多次派學員分赴萬安、泰和、吉安、萍鄉、撫州、九江、德安等縣市，協助地方建立工會和農民協會，開展工農運動。他本人也經常到農民運動訓練班、工會、農會、婦女會、學生聯合會等群眾組織講課和指導工作，軍官教育團由此成為南昌乃至整個江西革命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

兼任局長：以合法身份掌握城市武裝

1927年4月7日，朱培德正式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兩天后的4月9日，江西省政府臨時省務會議通過了任命朱德為南昌公安局局長的決議。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更替——原局長戴石浮、副局長傅良弼辭職，朱德接任。但這一任命絕非偶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后來回憶：“正好朱培德又是朱德的好友，於是被朱培德聘請到了南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省會南昌公安局長。”

朱德接任公安局局長后，利用這一身份展開了一系列工作。他在全局干警大會上告誡大家要“切實負起責任，保護民眾，盡快恢復南昌的秩序”。與此同時，他迅即從公安局撥出100多支槍，武裝江西省農民協會組織的農民自衛軍大隊。在國共合作即將破裂的關鍵時刻，共產黨掌握的每一支槍都彌足珍貴。

朱德在公安局的工作作風，給當時的下屬留下了深刻印象。曾在公安局監印室工作的鮑玉柱回憶：“朱德同我們大家講了幾次話，談的都是鼓勵我們要努力工作，要進行革命，他說：在革命沒有取得勝利時，大家要多吃些苦，多做工作，要時刻想到人民大眾。”在公安局行政課任課員的胥光和回憶，朱德在就職典禮上告誡全體官警，“要努力工作，不要找人講話，也不要找人寫八行（即介紹信）來作保障，你們能不能在這裡繼續工作，完全決定於你們自己的工作努力不努力”。

朱德兼公安局局長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個人獲得了一個職務，更在於黨通過他合法掌握了一支城市武裝力量。這支力量雖然在南昌起義中隻有少部分人參加，但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人員熟悉地形，了解情況，其情報價值和掩護作用不可低估。其間，朱德奉命率軍官教育團前往贛東撫州一帶剿匪，在臨川、貴溪、崇仁一帶打擊地主土匪武裝，指導農民運動的開展，並派軍官教育團的干部擔任撫州公安局局長、臨川縣農民自衛大隊大隊長等職，還留下了一批學員在農村工作，使贛東的農民運動在白色恐怖日益逼近的情況下得到了保護和發展。

臨危受命：南昌起義前的秘密准備

1927年6月，朱培德公開轉向，下令“禮送共產黨員出境”，並宣布停止全省工農運動。朱德得知消息后主動辭去公安局局長職務，並將軍官教育團第一、二營學員提前畢業，隻留下第三營繼續學習。一、二營學員除少數回原單位外，絕大部分都作了有計劃的分散，他們被分配到贛江流域的各縣和鐵路線上，從事工會、農協工作或擔任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干部。朱德還安排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學生到朱培德手下的楊如軒、楊池生兩個師所部去，這部分學生在南昌起義中和后來二楊在井岡山與紅軍交戰中，起到了裡應外合的作用。不久，朱培德以“禮送”的名義要求朱德離開南昌，朱德經九江轉往武漢。

7月15日，汪精衛控制下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公開宣布“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因為朱德對江西情況熟悉、工作條件便利，中央派他先期返回南昌，為起義做准備。7月21日，朱德秘密回到南昌。他趁朱培德已去廬山之際，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同駐南昌的原滇軍軍官頻繁接觸，並通過各種關系詳細了解南昌市及周邊地區的兵力部署情況。他精心繪制出標明軍事要點的南昌市區圖，對敵軍駐地的碉堡、火力點以及進攻路線都標注得清清楚楚。

7月27日，周恩來秘密抵達南昌，當晚住進花園角2號朱德寓所。朱德立即向周恩來詳細匯報了敵情：駐南昌城內外的國民黨部隊有6個團，加上零星警衛部隊，總兵力約1萬人﹔第三、第九兩軍留駐南昌的幾個團長大多是跟隨朱培德的，很難爭取過來﹔軍官教育團留下的第三營三個連和公安局可爭取的警察、消防人員約四五百人，人數雖不多，但由於熟悉當地情況，對起義有不小的價值。周恩來后來曾高度評價朱德在南昌起義中所起的作用，稱贊他“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

起義前夕，為起義順利進行創造條件，朱德設宴款待駐南昌第三軍的兩個團長及一個副團長，酒席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隨后又約他們打牌。正打牌時，第二十軍一個軍官跑來告密，幾人聞訊立即告辭。朱德不便阻攔，但迅速趕到賀龍指揮部通報敵情，前敵委員會根據這一突發情況，果斷決定將起義提前兩小時舉行。

8月1日凌晨2時，南昌起義的槍聲打響。經過數小時激戰，起義軍全殲駐南昌敵軍3000余人，佔領南昌。起義勝利后，朱德被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不久改任軍長。8月3日，他率第九軍作為先遣隊踏上南下廣東的征途，繼續為保存革命火種而戰斗。

一份看似平常的省務會議記錄，承載的是一位共產黨人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利用合法身份開展革命斗爭的深邃智慧，是黨轉向獨立領導武裝斗爭歷史轉折的微觀見証。從1927年1月受命入贛擔任軍官教育團團長，到4月9日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長，再到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朱德之所以能夠在南昌起義中發揮“很好的參謀和向導”作用，絕非偶然。他在短短7個月的時間裡，在軍官教育團中培養了一支政治可靠、紀律嚴明的革命骨干隊伍﹔在公安局局長的合法身份掩護下掌握了南昌城防的方方面面﹔在贛東剿匪的實戰中錘煉了隊伍的軍事能力﹔在與滇軍舊部的頻繁交往中織就了一張可靠的情報網絡。這一切，都為南昌起義的成功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是這種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深入敵后的工作方法，以及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靈活機智的斗爭策略，使朱德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擔當起了黨和人民賦予的重任。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7月31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