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堅持錘煉堅強黨性”

黨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重要問題，關乎政黨的政治屬性、組織功能和執政根基。習近平黨建思想“十四個堅持”的內涵要義之一，即“堅持錘煉堅強黨性”。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黨建思想，要把錘煉堅強黨性、提高思想覺悟作為終身課題，以堅強黨性凝聚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強大合力。

1.“堅持錘煉堅強黨性”的科學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性的重要論述，是一個立場鮮明、邏輯自洽、內涵豐富的理論體系。我們可以從多個維度，理解和把握“堅持錘煉堅強黨性”的科學內涵。

黨性說到底是立場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性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共產黨人無論是想問題、搞研究，還是作決策、辦事情，都必須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而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立場問題本質上是階級利益歸屬問題，是黨性最基本的要素和不可動搖的底色。對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黨性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是區別於資產階級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的根本標識。

黨性是最大的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領導干部而言，黨性就是最大的德”。黨性構成政黨組織的“政治人格”。西方政黨理論中的“黨派性”多指基於選舉競爭和利益集團博弈而產生的工具性認同，具有顯著的短期性和功利性特征。而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是一種使命型、價值型的政治認同，要求黨員具備無私、務實、擔當等品格，通過內化價值認同建立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在服務最廣大人民的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這種差異反映了兩種政黨制度本質屬性的不同。

黨性是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立身”指向政治主體的存在論基礎，即黨員干部作為政治行動者的身份認同﹔“立業”指向實踐論維度，要求政績創造必須服務於黨和人民事業﹔“立言”指向認識論維度，要求言論表達符合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立德”指向倫理學維度，要求道德修養以政治大德為統領。這四個方面，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的社會性本質與政治倫理統一的原理，也指出了堅持錘煉黨性的重要性。

“公私觀”是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標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黨性的強弱，直接決定了黨員干部能否始終將人民利益的增進作為創造政績的根本目的。新時代錘煉堅強黨性，就要旗幟鮮明講政治，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要堅持實事求是，勇於擔當作為﹔就要廉潔自律，嚴守紀律規矩，做到清正廉潔。

錘煉黨性是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的黨性修養、道德水平，不會隨著黨齡工齡的增長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必須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改造”，強調“領導干部要把錘煉黨性、提高思想覺悟作為終身課題，活到老、學到老、修養到老”。這些重要論述揭示了黨性修養的歷時性特征，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在持續的自我革命中實現政治品格的升華。黨員干部職位越高、權力越大，面臨的誘惑和考驗就越復雜，越需要加強黨性修養。

2.“堅持錘煉堅強黨性”的理論淵源

堅持錘煉堅強黨性，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偉大實踐的重要命題，其理論淵源深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雙重沃土，體現了“兩個結合”在黨建領域的創造性運用。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政黨本質的高度揭示了黨性的科學內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確立了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根本立場。他們同時指出，“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從先進性的維度規定了黨性的來源。列寧進一步發展了黨性概念，提出“黨性是社會主義思想”“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還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以組織的統一保証思想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將黨性從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提升為組織紀律性和思想統一性的核心要求。

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黨性理論發展到新境界。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指出，“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從組織整體和黨員個體兩方面綜合闡明了黨性內涵。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立足長期執政的高度，將黨性修養與正確政績觀內在關聯，提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等重大命題，同時強調“從黨的創新理論中汲取黨性滋養”，實現了理論武裝與黨性鍛煉的有機統一，為新時代黨性教育提供了科學方法。

與此同時，“堅持錘煉堅強黨性”的重大論斷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歷來注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人道德修養視為政治實踐的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將黨性教育喻為共產黨人的“心學”，正是對傳統陽明心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命題的創造性轉化，使之成為共產黨人改造主觀世界、增強黨性修養的實踐要求。此外，“大公無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等傳統政治倫理，經馬克思主義批判性繼承后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作為黨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要誠心誠意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就是要講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這種傳統道德理念與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深度融合，彰顯了“兩個結合”在黨建領域的具體運用。

3.“堅持錘煉堅強黨性”的內在邏輯

“堅持錘煉堅強黨性”重要論斷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歷史邏輯和緊迫的現實邏輯。

一方面，體現了不同歷史時期黨性建設側重點演進的歷史邏輯。從歷史縱深審視，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建設隨時代任務而演變，呈現出各有側重的發展特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性建設集中體現為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突出表現為為了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奮發圖強、艱苦奮斗、開拓創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性建設側重於在解放思想、銳意進取中勇立時代潮頭，在抵御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中堅守初心、拒腐防變。進入新時代，面對長期執政的考驗，黨性建設將自我革命置於核心位置，著力實現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當然，這不意味著新時代沒有犧牲和奮斗，脫貧攻堅戰中數百萬黨員干部駐村幫扶，1800多名同志將生命定格在扶貧一線。不同歷史時期黨性建設的側重點各異，但奮斗品格和自我革命勇氣貫穿始終。

另一方面，體現了長期執政條件下應對各種考驗的現實邏輯。從現實維度審視，錘煉堅強黨性是中國共產黨應對長期執政條件下各種風險挑戰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新境界。但與此同時，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將長期存在。腐敗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威脅，而腐敗現象滋生的思想根源，正在於黨性的弱化。大量案例表明，一些黨員干部走上違紀違法道路，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黨性修養缺失。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實踐深刻揭示，作風問題、腐敗問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其深層病灶都在於黨性不純。因此，從作風問題入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最終必須落實到黨性錘煉上。這一從現象到本質、從治標到治本的邏輯遞進，既是新時代黨的建設深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也是長期執政條件下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根本之策。

4.“堅持錘煉堅強黨性”的實踐路徑

黨性修養固然強調內在自覺，但新時代黨的建設實踐深刻表明，制度約束是確保黨性要求落地的剛性支撐和可靠保障。

嚴格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錘煉黨性的基本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是黨的建設中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儀式”，通過制度化的互動程序強化組織成員的政治認同。具體而言，“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制度，構成了黨性錘煉的常態化機制。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核心環節，通過組織內部的“政治溝通”實現自我監督和自我淨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讓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每個黨員、干部的必修課”。這種制度化的反思機制，將抽象的黨性要求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實踐程序。

健全紀律規矩體系。紀律嚴明是黨性的剛性約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規治黨，首先是把紀律和規矩立起來、嚴起來，執行起來”。紀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特定政治秩序的必要手段。中國共產黨將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等六項紀律，其中政治紀律是管總的。政治紀律的核心在於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既關乎黨性，也關系黨、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隻有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切實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才能確保全黨意志統一、行動一致，凝聚起攻堅克難的強大合力。

健全教育培訓與考核評價機制。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為黨性錘煉提供了組織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著力培養忠誠干淨擔當的高素質干部”。“忠誠干淨擔當”的核心要求，正是黨性的具體化表達。在教育培訓方面，關鍵在於引導黨員干部從黨的創新理論中汲取黨性滋養，深入把握其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將其轉化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這一過程絕非簡單的知識傳授，而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系統重塑，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自覺躍升。在考核評價方面，健全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形成重德才、重實績的用人導向，讓埋頭苦干、真抓實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華。同時，完善容錯糾錯機制，堅持“三個區分開來”，保護干部干事創業積極性，讓敢於擔當者放下包袱、輕裝上陣。隻有正向激勵機制與紀律約束機制相結合，才能形成黨性養成的完整制度生態。

（作者：朱昔群，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8月1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