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重要講話誕生記

在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中，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始終是全體中華兒女最熾熱的夙願，也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神聖使命。台灣問題作為國家核心利益，牽動著億萬國人的心弦，其解決不僅關乎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更深刻影響民族復興的未來。

1995年1月30日春節前夕，在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舉辦的新春茶話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富有時代特色的八項主張。這篇講話的誕生，並非偶然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立足20世紀90年代風雲變幻的國內外形勢，嚴謹調研、反復打磨，歷時約兩年，集思廣益、凝聚各方智慧形成的戰略成果。它既是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傳承與具體化，也是指導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誕生過程本身就是對台政策制定科學化、民主化的生動實踐。本文從歷史背景、起草歷程、講話內核、發布影響四個方面，還原這一重要講話從調研論証到最終定稿的全過程。

一、歷史背景：時代變局下的統一命題

任何重要政策文件的誕生，都深植於特定的時代土壤。《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講話的醞釀，源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格局、國內發展、兩岸關系與台灣島內局勢的深刻變革，多重因素交織下，“如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成為亟待回應的時代命題。

（一）國內根基：綜合國力躍升與港澳實踐示范

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后，中國經濟歷經十余年發展實現質的飛躍。至9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商品市場活力迸發，外資大規模涌入，推動制造業、服務業快速崛起﹔基礎設施建設持續突破，高速公路、鐵路網絡從沿海向內陸延伸，能源、通訊等支撐能力顯著提升﹔科技領域成果頻出，計算機、電子通訊等高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產業化，國家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這種發展態勢，不僅能為兩岸交流提供保障，更能以發展成果吸引台灣同胞增強對國家統一的認同，為解決台灣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香港、澳門回歸進程的推進，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了鮮活實踐樣本。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明確1999年12月20日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籌備港澳回歸期間，中國政府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細化“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體路徑，此時此刻，海內外全體中國人更加關注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港澳問題的順利解決，以事實証明“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也讓“以港澳模式推動台灣問題解決”成為更具說服力的方向，為講話的誕生提供了實踐支撐。

（二）兩岸互動：交流升溫與僵局待破的二重變奏

自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台灣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難以為繼、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后，兩岸關系呈現“交流深化但政治僵局未解”的特征。進入90年代，兩岸經濟、文化關系保持著持續發展的勢頭。兩岸經濟聯系愈趨密切，各個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人民往來連年大幅增加，直接通郵、通航取得局部進展，台灣同胞特別是工商界對實現直接“三通”的要求更為強烈，我們爭取實現兩岸政治談判的努力得到台灣各界人士更多的理解和贊同。1992年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達成“九二共識”、1993年汪辜會談舉行，成為兩岸授權民間團體首次正式對話，標志著兩岸關系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但交流背后，政治僵局始終是阻礙統一的關鍵因素。台灣當局雖允許民間交流，卻在政治層面頑固堅持“三不”政策立場，甚至對兩岸直接“三通”設置重重障礙。如何將民間交流的“熱度”轉化為政治對話的“突破”，如何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搭建兩岸溝通的穩定框架，成為亟待通過政策設計解決的問題，也為講話的醞釀提供了現實需求。

（三）國際格局：緩和趨勢與外部干涉的交織

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從兩極對立轉向一超多強，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這為中國聚焦內政、推進統一大業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但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延續冷戰思維，將台灣問題視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1990年至1993年，美國多次突破對台軍售框架，向台灣地區出售F-16戰斗機、“愛國者”導彈等先進武器裝備﹔1994年更是出台“與台灣關系法”相關修正案，放寬美台官方往來限制，允許台灣地區領導人過境美國、推動“副部長級”對話，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外部勢力的介入，不僅為台灣分裂勢力“撐腰打氣”，更使兩岸關系增添復雜變量。如何在國際社會清晰傳遞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如何遏制外部勢力的干涉，鞏固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成為講話需要回應的重要外部挑戰。

（四）台灣島內：分裂傾向抬頭的緊迫警示

1988年蔣經國病逝后，李登輝接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其政治立場逐步從“表面維持一個中國”轉向“隱性推動分裂”。進入90年代，李登輝公然鼓吹“一國兩府”“對等政治實體”“分裂分治”，甚至私下場合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縱容“台獨”勢力發展，促成海外“台獨”分子與島內民進黨合流，使“台獨”思潮從暗流走向主流﹔推動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為核心的“憲政改革”，試圖通過制度設計固化“兩岸分離”狀態﹔推行“去中國化”教育，篡改歷史教材、淡化兩岸文化聯系，削弱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民族認同。

李登輝的分裂行徑，使兩岸關系面臨“和平統一窗口期收緊”的風險。如何旗幟鮮明地反對“台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如何爭取台灣民心、打破分裂勢力的輿論誤導，成為講話誕生的迫切動因。

二、起草歷程：反復調研與九易其稿的打磨

《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講話的誕生，歷經“決策啟動、初稿醞釀、多輪修改、最終定稿”四個階段。從1993年6月至1995年1月，耗時一年半，修改近十稿，每一個環節都體現著“嚴謹細致、審時度勢”的精神。

（一）決策啟動：回應形勢的政策謀劃（1993年6月）

1993年6月26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這是講話起草的“起點”。會上，江澤民宣布調整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江澤民任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任副組長），明確日常工作由中共中央台辦負責。針對當時台海形勢的新變化，江澤民提出“要系統研究兩岸關系和對台工作形勢，制定新形勢下的對台方針政策”，並根據汪道涵的建議，決定由王兆國牽頭、汪道涵參與，從中央台辦及相關部門抽調專人組成工作小組，起草一份類似“葉九條”的對台政策文件，最終以江澤民名義發表，為新時期對台工作提供明確指引。

這一決策是基於對“兩岸關系需要突破政治僵局”的判斷，既要繼承《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的政策傳統，又要針對李登輝分裂行徑、外部勢力干涉等新問題，提出更具針對性、操作性的政策主張。會后，由中央台辦牽頭、多部門參與的“台灣問題重要講話起草小組”迅速組建，正式啟動講話起草工作。

（二）初稿醞釀：五易其稿的框架搭建（1993年6—9月）

起草小組成立后，首要任務是明確講話的指導思想與核心架構。成員們深入研究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梳理1979年以來的對台政策脈絡，分析兩岸關系的機遇與挑戰，形成共識：講話需要實現“三個目標”：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打破政治僵局﹔“兩個結合”：繼承過往政策核心要義、回應兩岸關系新訴求。

經過近三個月的研討、論証，1993年9月，起草小組完成初稿並五易其稿，形成“初審稿”。此時的初稿設計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兩岸關系發展歷程，指出統一是客觀進程。第二部分，提出八項政策主張，涵蓋政治基礎（堅持一個中國）、結束敵對狀態、經濟合作、直接“三通”、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兩岸高層互訪、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號召全球中華兒女參與統一。第三部分，闡述統一后的制度安排。初稿暫定名為《江澤民同志關於台灣問題的重要講話》，起草小組建議在1994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發表15周年）以電視講話形式發表，借紀念日增強政策影響力。

（三）多輪修改：隨時調整的精細打磨（1993年10月—1994年12月）

初審稿上報后，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並未急於定案，而是根據形勢變化反復研討、調整，體現出審時度勢的決策智慧。

1993年10月27日、12月21日，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討論初審稿。鑒於當時李登輝分裂活動初露端倪，兩岸關系仍需進一步觀察，會議決定“暫緩發表、繼續打磨”，要求起草小組結合台灣形勢變化優化內容，既要強化反“台獨”的立場，又要保持政策的靈活性。

1994年10月，經過近一年的觀察和修改，起草小組迎來重要轉折。10月28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根據國際形勢（如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統一的關注）與兩岸關系新動態，調整講話發表的場景定位：建議江澤民在出訪東南亞四國時，系統闡述對台政策。同時，責成中央台辦修改稿件，突出“鄧小平對台思想傳承”與“現階段政策主張”的結合。10月30日，中央台辦上報修訂后的送審稿，標題改為《為實現中國和平統一而繼續奮斗》。11月6日，江澤民在送審稿上批示：“原則同意，可否再仔細斟酌一下，在元旦前后選擇一個適當時間用我談話的方式發表”，首次明確講話的發表方式與大致時間。

1994年12月23日，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召開。此時1995年《馬關條約》簽訂100周年、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歷史節點臨近，春節前向台灣同胞發表講話更具情感共鳴。會議確定“1995年春節前夕發表”的時間表，原則同意送審稿，同時提出修改意見：進一步精簡內容，突出“以民為本”（如加強對台灣同胞的關懷）的對台工作理念。此次修改對講話的結構進一步作出調整，改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首次將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概括為七個方面﹔第二部分提出七條政策主張（由初稿八條精簡合並），但尚未納入“中華文化是精神紐帶”的內容。

（四）最終定稿：凝聚共識的集體智慧（1995年1月）

整個起草過程凝聚了多方智慧。中央台辦、國務院有關部門及中國社科院對台研究專家學者為核心力量。汪道涵倡議並深度參與研討，結合對台工作實踐提出諸多建設性的寶貴意見。錢其琛高度重視文稿打磨，親自撰寫提綱挈領的文字，對政策表述的重要分歧作出審慎取舍，確保講話既堅守原則又具策略靈活性。

1995年1月，講話進入正式上報審批階段。此時，起草小組發現，已修改多稿的講話中，“文化認同”這一維系兩岸的重要紐帶仍未充分體現，而李登輝正推行“去中國化”，亟需從文化層面反擊分裂行徑。

關鍵時刻，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丁關根（曾任國務院台辦主任）提出重要建議：依據鄧小平1988年6月25日會見台灣客人時的重要論斷：“發揚幾千年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是我們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一個是政治統一，一個是發展經濟，使中華民族立於世界之林，還有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這些是我們的共同目標”，提出在講話中增加“中華文化是兩岸精神紐帶和統一的重要基礎”的內容。這一建議被採納后，講話的政策主張從七條完善為八條，整體框架最終形成。

1995年1月下旬，經江澤民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講話標題最終確定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1月30日，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新春茶話會上，江澤民發表了這一重要講話，一篇影響深遠的對台政策綱領性文件正式誕生。

三、講話內核：八項主張的內容與創新

講話全文3500余字，17個自然段，結構嚴謹、層次分明，言簡意賅，圍繞“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這一核心目標，從歷史、現實、未來三個維度展開，形成“開篇引言—主體八項主張—結尾呼吁”的完整邏輯架構，既繼承過往對台政策精髓，又結合新形勢實現多方面創新。

開篇引言，立足歷史、直面現實的目標宣示。講話開篇以兩岸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春節來臨為契機，向台灣同胞致以新春祝福，點明講話旨在發展兩岸關系、推進和平統一大業。通過回溯1895年《馬關條約》導致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百年屈辱史及1945年台灣重歸中國版圖的重要史實，明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理與歷史基礎﹔指出1949年后兩岸因特殊歷史原因分離，強調“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促進中華民族全面振興”是全體中國人的神聖使命。

在回顧歷史的基礎上，引言客觀分析現實形勢：一方面，梳理1979年以來中央“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政方針的演進，高度評價鄧小平的歷史性貢獻，總結兩岸人員往來、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的成果及汪辜會談的歷史意義﹔另一方面，直面“台獨”勢力抬頭、外部勢力插手的嚴峻挑戰，結合國際形勢緩和、港澳即將回歸的機遇，強調當下是推進統一大業的重要契機。最終落腳到講話核心目的：“提出關於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看法和主張”，既聚焦“現階段”的現實操作性，又錨定“推動和平統一”的根本目標，為八項主張的提出作好鋪墊。

主體內容，八項主張的系統布局與核心要義。作為講話的核心，八項主張並非簡單的政策羅列，而是在繼承過往對台思想的基礎上，針對新問題形成的系統性創新，其內容設計既堅守原則底線，又充滿務實智慧，構成了講話誕生的核心價值。

（一）堅守根本：一個中國原則的明確強化

針對李登輝“模糊一個中國”的圖謀，講話開篇即明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將“台灣獨立”“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等言行直接界定為“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分裂行徑，從法理與道義上劃清“統一”與“分裂”的界限。這種表述不再局限於抽象重申，而是具體指向李登輝當局的分裂行徑，使一個中國原則從“理論底線”轉化為“反分裂實踐准則”，為講話奠定了堅實的政治根基。

（二）外交規范：界定台灣對外交往的主權邊界

針對台灣當局“務實外交”抬頭的趨勢，講話首次清晰區分“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系”與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活動：“不反對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系”，允許台灣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並依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以“中國台北”名義參與部分經濟性國際組織，尊重台灣同胞參與國際交往的願望，滿足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但是，堅決反對其借拓展所謂“國際生存空間”之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動。講話明確指出，“進行這類活動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台獨’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和平統一的進程”。同時表明，“隻有實現和平統一后，台灣同胞才能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偉大祖國在國際上的尊嚴與榮譽”。這一界定使台灣對外交流“不越主權紅線”，實現“開放交流”與“維護主權”的平衡。

（三）務實路徑：分階段談判的創新設計

面對兩岸政治僵局，講話創造性地提出“分步驟和平統一談判”思路：第一步，先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舉行談判並達成協議，緩解兩岸緊張局勢﹔第二步，在結束敵對狀態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並對兩岸關系未來發展進行規劃。同時明確“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等可進行平等協商”，“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可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人士的參加”，突破此前“國共兩黨談判”的局限，擴大談判主體的覆蓋面，降低初始談判門檻，為打破僵局提供可操作的路徑。

（四）剛柔相濟：軍事立場的清晰界定

針對“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外界誤解，講話正式作出精准闡釋：“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體現出對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大誠意和對台灣同胞的善意﹔同時表明：“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清晰界定武力威懾對象。這種表述既保留反分裂的“剛性手段”，又傳遞出和平統一的“柔性誠意”，避免台灣民眾產生誤解，實現“戰略威懾”與“爭取民心”的統一。

（五）經濟融合：推動兩岸經濟交流制度化

承接“經濟交流先於政治談判”的實踐，將經濟合作從“自發狀態”引導到“政策引導+法律保障”的制度化階段：提出“商談並且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將對台商的“鼓勵”轉化為“法律保障”，回應台商對投資安全的關切﹔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推動兩岸經濟聯系從“間接”轉向“直接”，從“淺層互補”走向“深度融合”，以經濟利益綁定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

（六）民心導向：台灣同胞權益的重點保障

講話突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理念，明確“2100萬台灣同胞都是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提出“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要求黨和政府各部門，包括駐外機構，“加強與台灣同胞的聯系，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關心、照顧他們的利益，盡可能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從“鼓勵台商投資”到“加速實現直接‘三通’”，從“保護台胞正當權益”到“歡迎各界人士交流”，政策設計始終圍繞“為台灣同胞謀福祉”展開，以民生關懷爭取民心認同。

（七）精神紐帶：中華文化的戰略定位

新增的“文化條款”成為講話的亮點之一。講話指出，“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系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呼吁兩岸同胞“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這一表述直指李登輝當局“去中國化”要害，從文化根源上鞏固兩岸同胞民族認同，使和平統一不僅是“領土統一”，更是“精神與文化的統一”。

（八）破解僵局：開創兩岸高層互動的政策空間

打破兩岸高層“海峽咫尺”“老死不相往來”的禁區，講話首次提出“雙向互動”的構想：“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並設計出“禮節性走訪”“共商國是”“交換意見”等多種高層互動模式，以“適當身份”規避身份爭議，為高層溝通提供彈性空間。這一主張突破“官方、非官方”的身份桎梏，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為化解兩岸政治分歧開辟了直接對話渠道。

結尾呼吁，凝聚共識，共促統一的使命召喚。講話結尾引用孫中山“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的名言，呼吁“所有中國人團結起來，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持統一，反對分裂，全力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以富有歷史厚重感與民族感染力的號召，升華講話主旨，激發全體中華兒女為實現祖國統一而共同奮斗的決心與使命感，為全文畫上有力句號。

四、發布影響：開啟對台工作新征程講話的誕生，不僅是一次重要的對台政策發布，更開啟了對台工作的新征程，其影響迅速輻射兩岸及國際社會，成為推動統一進程的強大思想武器。

（一）凝聚兩岸共識，佔據輿論高地

講話發表后，迅速在台灣地區、港澳地區及海外華僑華人中引發強烈反響。台灣《中國時報》《工商時報》發表社論，稱贊講話“高瞻遠矚、實事求是”，“爭取了輿論與民心”，“象征兩岸關系新階段的開始”。海外華僑華人紛紛發表聲明，支持八項主張，呼吁“反獨促統”。面對輿論壓力，台灣當局不得不作出回應，雖仍堅持“分裂分治”立場，但也不得不重申“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推動兩岸交流”。大陸在兩岸關系中佔據主動地位。

（二）推動交流深化，夯實統一基礎

講話提出的“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加速實現直接‘三通’”等主張，成為推動兩岸交流的“催化劑”。1995年后，兩岸人員往來規模從每年數十萬人次躍升至近300萬人次﹔台商投資大陸范圍從制造業拓展至服務業、農業，投資區域從沿海延伸至內陸﹔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常態化，“兩岸青年交流周”“學術研討會”“藝術展演”等活動蔚然成風，成為連接兩岸的重要紐帶。即使后來面臨“台獨”勢力干擾，兩岸交流的大趨勢仍未逆轉，為和平統一奠定了堅實的民意與物質基礎。

（三）引領談判進程，保留對話空間

講話提出的“和平統一談判”主張，為兩岸政治對話提供了方向。1998年10月，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上海會晤，實現了兩岸高層民間團體負責人的重要互動，推動兩岸談判從“事務性商談”向“廣泛對話”延伸。盡管后續因李登輝“兩國論”、台灣地區領導人變更等因素，談判進程遭遇挫折，但大陸始終以講話精神為指引，明確“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即可恢復對話商談”，為兩岸關系后續發展保留了關鍵對話空間。

（四）鞏固國際共識，遏制外部干涉

講話向國際社會清晰傳遞“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得到多數國家理解與支持。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繼續堅守一個中國原則，拒絕台灣當局“重返聯合國”的圖謀﹔越來越多國家明確表態“不與台灣發展官方關系”，美國等西方國家雖仍有干涉行徑，但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講話的發表，有效鞏固了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為和平統一營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重要講話的誕生，是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台工作智慧的結晶，是特定時代背景下“回應問題、解決問題”的政策典范。從1993年6月的決策啟動，到1995年1月的最終發表，一年半的醞釀與打磨，不僅體現了對台政策制定的嚴謹性與科學性，更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堅定決心與務實智慧。

（作者：國台辦海研中心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