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紀——關於江澤民同志歷史貢獻的三個觀察點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至十六大的13年間，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這裡所說的決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特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探索走向成功的轉折階段。江澤民在談起這段歷史時曾經感慨，事非經過不知難。回顧這一階段黨的奮斗歷程，特別是江澤民的歷史性貢獻，對於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迎接新的挑戰仍有著借鑒意義。

一、迎著時代激流勇毅前行

處於歷史轉折階段的這13年，是新中國歷史上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空前劇烈的時期。這一時期，世界迎來了繼18世紀、19世紀的兩次科技和工業革命之后，以信息化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高潮，人類社會生產力出現了百年一遇的大飛躍。也是在這一時期，維持世界穩定達40余年之久的兩極格局轟然倒塌，世界進入了由一超獨大向多極化轉變的曲折發展時期。同樣是在這一時期，隨著新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和冷戰的結束，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也陡然加速，全球化浪潮第一次真正波及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深刻影響著世界各國的社會生活。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和國內改革的不斷深化，也使中國全面融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潮流，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和社會結構多樣化浪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拉開了序幕。

展開這段歷史來看，我國經歷了三大外部挑戰、兩大內部轉變和一個新的起點。

首先，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出了嚴峻挑戰。其中有三大挑戰最為突出：第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這使得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陷入低潮，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面臨的世界格局變化，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秉持的國際戰略方針提出了挑戰。第二是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低迷。這對於依賴國外核心技術，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突顯出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沿海發展戰略以及形成的經濟結構提出了挑戰。第三是以1991年海灣戰爭和1999年科索沃戰爭為代表的一系列國際沖突和局部戰爭。這充分反映出冷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的錯綜復雜和霸權主義的新發展，展現了新型高技術戰爭的特點和我國外部安全環境的重大變化，對我國的外交工作和軍事戰略提出了挑戰。以這三大挑戰為標志，顯示出世界正處在一個動蕩不安、充滿不確定因素的轉折階段，要求我們以新的視角來觀察這個新的世界。

在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轉折的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兩大轉變：第一是我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打破了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解放了生產力，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結構變遷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與第一個重大轉變緊密相連，我國社會生活中還發生了第二個重大轉變，就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發展水平的躍升，我國首次出現由商品短缺向生產能力的結構性相對過剩的轉變，改變了世界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長期以來一直揮之不去的供求關系緊張的局面，通貨緊縮的陰影取代經濟過熱現象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危險。這兩個重大轉變，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和我們黨的執政環境都發生了巨大改變，社會主義事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中國人民戰勝國內外的困難和挑戰，不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歷史進程中，我國於1995年提前五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1997年又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超額完成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第二步發展任務，從此踏上了為實現第三步發展目標而奮斗的新征途。在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戰略中，對第三步戰略目標，隻有總體的定性要求，沒有分階段的定量指標。因此，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實現，也標志著我國正處於一個需要確定新的發展步驟和發展指標的新起點。

國際國內這一系列的重大變化，對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經濟體制和發展道路、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戰。這些挑戰歸結起來就是要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積極迎接信息化、正確應對全球化、穩妥實施市場化、適時調控城鎮化和多樣化。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成功解決了在時代激流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統性課題。具體可概括為明確三大目標，抓住第一要務，確立三個保障，把握三者關系。

（一）明確三大目標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包括經濟方面的建設目標，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設目標。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形態，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強調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在黨的十五大上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圍繞著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總目標，進一步明確了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怎樣建設這樣的經濟、政治、文化，將這三方面的建設目標具體化、明晰化，使之形成了一個相互協調的整體，為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了方向，同時為21世紀頭20年的發展制定了規劃。

（二）抓住第一要務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問題是首要問題。江澤民認為發展是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的關鍵，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他始終強調把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以此為前提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發展。他指出：“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解決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途徑”，點明加快經濟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他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全面總結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針對世紀之交我國經濟建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方針，為我國在21世紀初進一步加快經濟的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各項事業，提供了指南。

（三）確立三個保障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有發達繁榮的經濟，而且要有成熟完善的制度和健康向上的文化，還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強大鞏固的國防。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要求，也是實現建設目標的重要保障。

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障。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江澤民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他指出：“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証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增加黨和國家的活力，充分調動基層和群眾的積極性，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特點進一步發揮出來。”他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和完善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在新世紀之初，他根據當時我國政治建設的需要，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並明確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証統一。”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同時，江澤民特別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要求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

二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保障。面對市場經濟活動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和世界范圍的文化競爭，江澤民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生活空虛，社會風氣敗壞，也不是社會主義。”“隻有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促進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才能為發展經濟、發展先進生產力指引正確的方向，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他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是在全社會建立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從思想上精神上武裝起來。他高度重視提高民族凝聚力對於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作用，強調要把振奮民族精神作為發展先進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使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要求把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作為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三是加強外交工作與國防軍隊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堅強的安全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江澤民全面分析了冷戰后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堅持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科學判斷，並據此提出我國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他指出：“我國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標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有利於我國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周邊環境，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強調外交工作要堅定不移地維護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開展全方位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既堅持把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點，又注意建立大國間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既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立場，又注意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積極尋求與西方國家間的利益結合點。他大力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主張各種文明和而不同、交流互鑒，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尊重世界多樣性。他倡導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功應對了蘇聯解體后的周邊問題，並為建立超越舊時代聯盟的新型國際組織開創了先河。

國防軍隊建設是國家安全的保障。面對霸權主義的威脅和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挑戰，江澤民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以建立與經濟實力相協調、與國防建設需要相符合的軍事實力，確保國家安全。他強調：打贏未來高技術戰爭，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是軍隊建設最重要的兩大課題，必須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全面加強軍隊建設。他提出並完善了我國新時期的軍事戰略方針，把軍事斗爭准備的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推動軍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他提出要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治軍的規律，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同時果斷停止了軍隊一切經商活動。

（四）把握三者關系

在改革不斷深入、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深刻變化的客觀環境下，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決定現代化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江澤民提出把“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他強調，在現代化建設中，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要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的利益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要正確處理包括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在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十二個重大關系。

江澤民和黨中央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在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轉變的歷史關頭，戰勝重重困難和挑戰，沖破了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節點，為我國的后續發展打開了前進道路。

二、面對歷史性課題攻堅克難

解決好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間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敗攸關的關鍵一環，也是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未解的歷史性課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經過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長期不懈的探索，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明確破除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能並存的傳統觀念。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目標雖已確立，但是如何真正建立起一套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兼容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保証社會運行的基本穩定，仍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國內外有很多人斷言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能結合，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扼殺市場活力，就是市場經濟演變社會主義制度。如何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場巨大的考驗。

（一）從宏觀角度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勢同市場的優勢結合起來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首要問題。江澤民和黨中央在提出這一改革目標之初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四個字是“畫龍點睛”，強調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的不足，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因此，中央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中，一方面注重深化改革，積極培育市場體系﹔一方面注重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和實施步驟作出總體規劃。此后，國務院又先后出台了涉及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外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破解改革中的道道課題，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二）從微觀角度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升全社會的經濟活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地位，建立統一、有序的社會主義大市場。經過幾年的摸索，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指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相應的基本分配制度的確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突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難點問題，帶動改革全局

實現國有企業與市場的成功結合，在市場競爭中保護和扶持比較效益低的農業，是兩大世界性難題。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國民經濟中起著支柱作用。如何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提高其素質，成功將其推向市場，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也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關鍵所在。江澤民和黨中央確定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明確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並就現代企業制度特征和要求作出了規定。此后，又先后提出了企業改革要與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結合起來﹔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改組﹔搞好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放開搞活一般國有小型企業等一系列改革思路，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與此同時，還通過下崗再就業工程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為國企改革解除了后顧之憂。在保護和扶持農業方面，江澤民和黨中央逐步形成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為支撐，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總目標。此后，又先后提出了二、三產業加強對農業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補農、以工建農、以工帶農的機制﹔走開發式扶貧的路子，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在條件具備時引導農民走集約化發展道路，實現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新的飛躍等一系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三農”問題的工作新思路。

（四）把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統一起來，協調推進改革與發展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克服舊的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體制型障礙，還面臨著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經濟結構型障礙。由於長時期過度依賴增加投資、擴大規模、鋪攤子、上項目的外延擴張型增長方式和條塊分割的管理模式，存在著大量與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相背離的“大而全”“小而全”現象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這些問題與舊經濟體制的遺存相互糾結在一起，阻礙著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江澤民和黨中央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強調要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含量，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走出一條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〇一〇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正式提出了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把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與實行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一起，列為實現國家發展目標的關鍵。

要實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靠在科技進步和教育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合理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江澤民和黨中央於1995年正式把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提了出來。到2000年后，江澤民又根據世界科技革命快速發展的新形勢，提出加快科技創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等一系列戰略思想，為我國經濟、科技在21世紀的大發展打下了基礎。

（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應對新挑戰，形成發展新思路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初步成功，一些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未曾出現過的問題開始顯現。特別是出現了生產能力的結構性相對過剩，呈現出通貨緊縮的趨勢，加之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使我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面臨新的挑戰。江澤民和黨中央在應對新挑戰的過程中，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戰略方針和決策。

一是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促進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不可能像亞洲“四小龍”一樣單純依靠出口導向戰略發展經濟。江澤民與黨中央在抓住亞洲金融危機的契機，提出擴大內需的方針，並將其與經濟結構調整緊密結合起來，強調主要依靠國內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方針。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擴大內需除了加大基礎建設投資之外，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了重要地位，對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問題予以了高度重視。

二是走城鎮化道路，逐步解決歷史遺留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我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為盡快奠定工業化基礎，特別是為打下重工業基礎而付出的代價。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社會結構束縛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交流，限制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江澤民在世紀之交提出了逐步解決我國城鄉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強調提高我國的現代化水平，解決農民就業和增收問題，必須調整農村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走工業化、城市化的路子，把農村人口盡可能多地轉移出來。

三是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沿海與內地、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影響了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限制了我國經濟的增長空間，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根據擴大內需的戰略需求，江澤民和黨中央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科技和教育為重點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以逐步縮小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同時也為東部地區拓展發展的空間。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加強國內經濟聯合，促進生產力合理布局，使東、中、西部地區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經濟，提高我國的生產社會化水平和經濟效益、競爭能力，凝聚全國力量參與國際競爭。

四是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實行以“引進來”為主的對外開放戰略。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內企業“走出去”的需求日益強烈。2000年前后，在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注重市場多元化的同時，江澤民提出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充分利用國外的市場與資源﹔強調“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為我國經濟進一步走向世界打開了思路。2001年，在江澤民力主之下，我國打破種種疑慮，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把我國的雙向對外開放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這些方針和決策是緊密聯系、相互協調的整體，是一個擴大國內需求與推進對外開放相統一、投資拉動與消費拉動相結合、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為我國經濟開拓更大的增長空間，推動經濟發展水平更上層樓。

三、展望未來挑戰，籌謀長治久安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的同時，隨著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中國的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出現了多樣化，導致了社會階層乃至黨員隊伍的新變化。這種多樣化既為社會帶來空前的生機活力，使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得以釋放，也使得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因受益程度的不同發生了利益上的差異，許多在傳統社會主義社會未曾出現過的新情況新矛盾日益突出出來。西方一些人由此認定，中國的這種變化必然導致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黨制，最終走上西化、分化之路。面對這種新變化，如何在理論上解釋理想與現實間的差異，如何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凝聚十幾億人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持續奮斗，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21世紀的歷史時刻，江澤民圍繞這一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課題，實現了理論上的突破，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要實現凝聚人心、團結奮斗的目標，我們黨就必須有一個先進的、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政治綱領。毫無疑問，我們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黨的十五大又明確了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綱領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這也就是黨在當前的最低綱領。但是，在經濟技術飛速發展、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多種文化相互激蕩、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條件下，需要用最鮮明、最有時代感的表述把黨的最高綱領與當前的最低綱領直至廣大人民群眾的具體利益結合起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江澤民在2000年提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特別強調指出：“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些論述全面完整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其中，先進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先進文化是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保証，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本目的。三者的結合把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和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有機統一起來，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的集中闡述，也是對共產黨的性質、任務和根本宗旨的集中闡述。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明確地把共產黨的先進性要求，由對未來理想社會形態的追求，拓展到對社會前進動力及其形成機制的追求，從而通過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未來和現實之間架設起橋梁，把黨的長期奮斗目標與當前任務緊密結合起來，把先進分子的理想追求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緊密結合起來，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與最廣泛的各階層群眾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體現了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統一，體現了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統一。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國內外許多人惶惑於“共產主義渺茫論”的時候，指明了踐行“三個代表”就是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所在，創造性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進而又進一步回答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使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及其內在的統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不斷與時俱進開辟了廣闊空間。

回顧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至黨的十六大之間的13年，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直面時代的考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實現了高舉旗幟與開拓創新的統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促進全面發展的統一、尊重客觀規律與實現人民利益的統一，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完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承前啟后的歷史任務。

作者：張宏志，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副部長級）、編審

來源：即將出版的《黨的文獻》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