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歷史貢獻
歷史長河奔騰不息，一些關鍵節點因重大理論創新突破而格外閃耀。在紀念江澤民同志誕辰100周年的重要時刻，回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破土而出到枝繁葉茂的壯闊歷程，我們更能深刻體悟到，這不僅是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更是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以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巨大勇氣，在鄧小平關於計劃與市場關系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創造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全面闡述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深刻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造性發展。重溫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不僅是對江澤民的深切緬懷，更是為了在新時代汲取智慧力量，將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一、破題立論：擘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宏偉藍圖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模式，是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對此逐步深化認識，特別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特定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同時，經過改革開放十余年的探索實踐，我國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持續擴大，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逐步實現市場化，計劃直接配置資源的領域不斷減少，市場調節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持續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和資源配置效率明顯提升。實踐發展要求理論不斷深化，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束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成為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江澤民在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深刻總結改革實踐、順應時代前進要求，鮮明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我國改革開放打開了新局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由此獲得了更強勁的制度動力。
1992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作了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在談到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時，他明確提出：“對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勢在必行，否則就不可能實現我國的現代化。”他談到，“最近經過學習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在對計劃與市場和建立新經濟體制問題的認識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體上有這麼幾種：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這篇講話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准備。1992年10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強調“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解決了一個關系改革開放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問題，標志著我們黨把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有機結合起來，找到了一條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能夠有效利用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正確道路，為此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明確了制度方向、提供了理論指引。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目標確立以后，如何將宏偉藍圖轉化為具體的施工圖，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進一步總體設計。《決定》清晰勾勒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成為繼續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在這一綱領性文件指引下，市場機制如同活水注入我國經濟的肌體。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得以發揮，經濟活動更加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更好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從而為生產力的持續解放和發展提供了制度性支撐。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市場體系加快建設並逐步完善。到2002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產資料銷售總額、農副產品收購總額中的市場調節價比重分別達到96.1%、87.3%、94.5%。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等要素市場迅速發育，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潛力不斷釋放。
江澤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並不止於對市場積極功能的強調，而是同時深刻把握了市場機制自身的局限性。他強調：“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深刻揭示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簡單放任市場自行調節，而是要把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起來。我國在推進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通過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發展方向、重大結構關系和公共利益目標進行統籌協調，從而使資源配置既體現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和效率性，又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對發展方向、整體協調和社會公平的內在要求，持續推動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
自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偉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92年的2.39萬億元增長至2002年的10.23萬億元，2001年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對外開放格局不斷拓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充分展現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強大韌性和顯著優勢。
二、固本培元：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培育富有活力的微觀經營主體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和框架確立后，如何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微觀基礎，是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和改革攻堅的“硬骨頭”。江澤民指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在於企業”。他深刻認識到，搞好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既是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這些論述揭示了國有企業不僅是社會主義特征在經濟上的體現，也是維護經濟大局穩定、保障社會平穩運行的重要力量。
然而，此前受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影響，我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政企不分、權責不清、產權關系不夠明晰、經營機制較為僵化等問題，企業缺乏應有的經營自主權和市場適應能力，激勵約束機制也不夠健全，導致資源配置效率和經營效益難以進一步提升。對此，江澤民指出，搞好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根本出路在於進一步深化改革”。基於對這一關鍵問題的敏銳把握，江澤民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系統回答了國有企業朝什麼方向改革以及如何推進改革等重大問題。《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並把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江澤民指出，這四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缺一不可”，其核心在於推動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這一改革方向，不僅致力於增強企業活力、效率和市場競爭力，而且有助於理順政府與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間的關系，為國有企業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創造了制度條件。正是由於江澤民對國企改革的系統性思考和前瞻性謀劃，國企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連接微觀主體培育與宏觀體制完善的關鍵環節，被納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全局和戰略部署中加以系統推進。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問題，江澤民作出了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定性。在黨的十五大上，他鮮明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論斷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當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特別是圍繞國企改革和股份制探索，社會上圍繞“姓公姓私”問題出現了思想交鋒，甚至出現了一些否定非公有制經濟的錯誤思潮，成為推進改革的思想束縛。對此，江澤民深刻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黨的十六大上，他進一步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個毫不動搖”的重要思想，從根本上解除了將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束縛，為各類經營主體共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到2002年，伴隨改革進程的深入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虧損面顯著下降，企業普遍實行了勞動合同制，打破了“鐵飯碗”，國有經濟的競爭力大幅增強。尤其是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領域，涌現出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實現倍增，為夯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根基。同時，非公有制經濟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到2002年，我國私營企業戶數達到243.5萬戶，稅收貢獻976億元，與1992年相比，分別增長了16.5倍、243倍。非公有制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在城鎮就業中的貢獻以及在稅收中的份額都顯著提高，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活躍市場的重要力量。
三、宏觀運籌：建立和完善現代宏觀調控體制機制
隨著市場微觀主體活力的不斷迸發，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宏觀調節方式，既發揮市場作用，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成為國家治理層面的重大問題。江澤民著眼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深刻指出，“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需的”，“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二者是統一的，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在這一系列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國統籌推進財稅、金融以及價格機制等改革，使宏觀調控逐步由單一領域、單一工具的調節，轉向多種政策工具協同發力的制度安排，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斷向縱深發展。
江澤民高度重視財稅體制改革在改革全局中的戰略地位，強調“雄厚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強大、穩定、安全的重要體現，也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保証”，“財稅工作不僅要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社會賬”。這些重要論述將財稅工作提升到治國安邦、強國富民的高度，鮮明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財政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調節和公共服務保障中的綜合作用。在這一理論視野下，財稅體制改革被賦予了雙重任務：一方面，要順應市場化改革要求，建立更加規范、統一、透明的財政稅收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增強國家財政實力，更好地服務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保障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實施和公共利益目標實現。
縱觀財稅體制改革歷程，分稅制是最具標志性的制度創新之一。1993年4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江澤民提出，“要在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的基礎上，合理調整稅制結構，建立中央稅和地方稅的體系，理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具體來說，主要是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並建立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體系﹔科學核定地方收支數額，逐步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級預算制度，硬化各級預算約束。分稅制改革一年后，國家財政收入就增長了870億元，增幅近20%，其中中央財政佔總體財政收入的比例由35.8%增至74.1%。分稅制改革的成功實施，極大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並為財政支出管理、預算制度建設和公共財政框架形成創造了條件。進入21世紀，我國深入推進部門預算改革、深化“收支兩條線”管理、實施政府採購制度、探索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加快推動財政運行方式由分散、粗放向統一、規范、透明轉變。這些改革舉措，將財政制度建設進一步嵌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之中，使其不再只是簡單的收支安排，而是成為規范政府行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強化公共服務供給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基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活動日益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針對傳統金融管理體制、金融資源配置方式等與快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不相適應的問題，在1997年11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進一步做好金融工作，保証金融安全、高效、穩健運行，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影響經濟社會穩定，妨礙整個改革和發展的進程。”在此基礎上，他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緊密聯系起來，強調必須加快建立權威有效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推動專業銀行轉換經營機制，健全風險約束和內部治理機制，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體制下金融資源配置方式相對僵化、政策性與經營性邊界不清、金融約束軟化等問題。在江澤民的親自領導和大力推動下，我國系統推進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發展以及金融監管制度完善。先后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等重要法律，設立政策性銀行，推動國有商業銀行向現代商業銀行轉變，証券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等逐步建立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手段由過去偏重直接控制，逐步轉向更多運用市場化、間接性工具進行調節，金融監管也由單純行政管理加快轉向法治化、規范化、系統化的監督管理，使金融改革既服務於資源優化配置，也服務於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提升。
在推進財稅、金融等宏觀調控關鍵環節改革的同時，江澤民還高度重視價格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要“通過價格杠杆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在此指引下，我國全面推進農產品、能源、原材料等基礎產品價格改革，逐步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價格。到20世紀90年代末，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信號能夠更加靈敏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引導資源流向效益更高的領域，為宏觀調控從直接定價向通過財政、貨幣政策調節價格總水平的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
如果說這一時期財稅、金融、價格等調控手段的不斷完善，體現的是江澤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那麼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則成為科學理論指導宏觀調控實踐的標志性事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面對外部需求收縮、國際市場動蕩、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交織的復雜局面，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應對這場金融危機，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們國內的經濟工作，以增強我們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並深刻指出，金融危機啟示我們，“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和合理的經濟結構之上，必須有自己強大的基礎產業，否則經不起困難和風險的沖擊”。在江澤民的領導下，黨中央審時度勢，綜合運用財政、金融、價格等多種手段，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從此前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轉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增發長期國債、擴大政府投資、連續下調利率、適度增加貨幣和信貸投放等一系列舉措，強化市場預期引導，使我國在嚴峻外部沖擊和國內困難疊加的情況下，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和物價總體穩定，生動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強大宏觀調控能力。
四、擁抱世界：推動全方位開放，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江澤民緊緊把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強調“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在此戰略引領下，我國積極推動形成對外開放空間布局，逐步實現由沿海向沿江、沿邊和內陸地區延伸，開放內容由商品貿易逐步拓展到投資、服務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更廣闊領域。
江澤民深刻認識到，開放越深入，對體制機制完善的要求越高，而體制越完善，也越能夠為更高水平開放提供支撐。他明確指出：“實行對外開放，是同國外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靠人家來恩賜，也沒有人會恩賜給你”，“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形成一套有效的體制機制，創造一個有利於開放的經濟社會環境”。基於此，江澤民始終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與擴大對外開放聯系起來考量，強調隻有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更加統一開放、規范有序的國內市場，才能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對外資的吸引力。
推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江澤民從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出發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1993年，他在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會晤時就闡明了我國處理“復關”問題的三項原則，即“關貿總協定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如果沒有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加是不完整的”，“中國要參加，毫無疑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參加”，“中國加入這個組織，其權利和義務一定要平衡”。經過反復較量和艱苦談判，2001年，我國成功實現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歷史性目標，改善了我國貿易和投資環境，增強了吸引外資能力。2002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躍居世界第五位，為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多邊貿易體制完善注入了重要動力。
1998年2月，在黨的十五屆二中全會上，江澤民提出：“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這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些重要論述，將對外開放提升到更深層次參與國際競爭合作、以開放促進改革發展的戰略高度。具體來說，在“引進來”方面，強調進一步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優化進口結構，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並把利用外資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組改造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走出去”方面，則把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類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和自主品牌，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任務。由此，對外開放的功能不再局限於彌補國內資金和技術不足，而是進一步轉向通過國際競爭與合作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發展空間拓展，使開放成為推動自身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
在推動對外開放的整個過程中，江澤民強調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終堅持將擴大開放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提高駕馭開放條件下發展全局的能力結合起來。他指出：“經濟全球化，增大了各國經濟運行的風險，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面臨新的挑戰”，“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國際風險的沖擊”。無論是推動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還是推動我國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完善外經貿體制，其根本出發點都在於通過主動適應國際規則、提高制度透明度和競爭能力，增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把握發展主動權的能力，而不是被動接受外部環境塑造，使我國對外開放不僅體現為政策層面的調整，更體現為發展理念、制度安排和戰略能力的整體提升。正是堅持了這種自主性，我國才能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同時，有效抵御各種風險挑戰，保持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和穩定性，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開放發展道路。
五、繼往開來：賡續偉業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回望世紀之交的改革長卷，江澤民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重要理論創新，引領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銳意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並展現出強大的生機活力。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同江澤民的高超政治領導藝術是分不開的。黨的十六大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庄嚴宣告，是對江澤民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杰出領導者歷史功績的權威注腳。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向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歷史主動、巨大政治勇氣、強烈責任擔當，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此前的“基礎性作用”與時俱進發展為“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要求發揮好經濟體制改革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牽引作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和歷史方位，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20年5月發布《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黨的二十大強調“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不僅是對過去改革邏輯的一脈相承，更是面向未來的創新超越。從“建立”到“建成”，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變的是改革朝著進一步全面深化推進的維度與縱深，不變的是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戰略定力。
撫今追昔，重溫江澤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它所蘊含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價值並沒有隨時間推移而弱化，而是在新時代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實踐中，繼續煥發出持久而強大的生命力。新征程上，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執筆：王任飛、劉麗、周園丁）
作者：國家發展改革委體制改革綜合司
來源：即將出版的《黨的文獻》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