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關於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創新與貢獻
統一戰線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建黨和國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法寶、重要歷史經驗和獨特政治優勢。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江澤民站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立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鮮明提出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大命題，科學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怎樣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為開創統一戰線工作新局面，凝聚各方智慧力量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2026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江澤民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系統概括了江澤民同志的崇高風范，強調我們要學習江澤民同志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關於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創新和貢獻，是江澤民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和實踐發展需要，堅持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不斷推進統一戰線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使新時期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更好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的重要體現。
一、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理論淵源、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
1990年6月，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全面系統論述了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問題，強調“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明確統一戰線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戰略位置。這對於拓展統一戰線的團結范圍，更好發揮統一戰線服務改革發展、社會穩定、祖國統一的獨特優勢，意義重大。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深刻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理論淵源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科學運用和創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帶來的影響，深刻揭示了人類的活動、矛盾、發展不再是單一民族內部的事務，而是具有了世界性，由此決定了社會矛盾、革命運動超越了民族邊界。馬克思、恩格斯強調，“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並由此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還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同其他進步政治力量結成政治聯盟這一重大問題，強調“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恩格斯還特別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在同其他階級和政黨聯合行動時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強調“工人的政黨不應當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這些重要思想，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豐厚思想理論滋養。
從歷史依據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我們黨關於統一戰線的寶貴經驗的發揚光大。我們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始終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在革命、建設、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江澤民在多個重要場合深刻總結我們黨堅持運用統一戰線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寶貴經驗。他深刻指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証明，把絕大多數人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奪取革命和建設事業勝利的強大力量源泉，是我們黨在政治上的一個巨大優勢。”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統一戰線長期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經驗，所確立的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和策略，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的集中體現，是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組成部分，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運用和發展，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從現實依據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是應對這一時期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完成艱巨繁重的國內建設任務的迫切需要。從國際形勢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發生嚴重挫折。一時間，“歷史終結論”“社會主義失敗論”等論調甚囂塵上，西方敵對勢力把矛頭集中指向社會主義中國，對我國在政治上極力施壓，在經濟上搞所謂“制裁”，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利用所謂“人權”“民族”“宗教”等問題大做文章，妄圖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我國發展根基，我國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用江澤民后來總結的話說，那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斗爭十分激烈”。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有了新的發展，資本、技術、人才、產業等生產要素跨國界快速流動，各國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人員往來日益密切。這對如何通過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廣泛團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的愛國力量，爭取有利於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助力國內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從國內發展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艱巨繁重的任務，實現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大業，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來。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對於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一時期改革的深入以及“一國兩制”、祖國統一實踐的發展，也與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我國多種經濟成分、經營方式、分配方式共同存在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上升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者、中介組織從業人員等大量涌現、持續增多，出現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伴隨的新的經濟組織和利益群體。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后，在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按照“一國兩制”方針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些新的實踐和形勢，都推動著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
二、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創新
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洞悉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新特征，發揚歷史主動精神，從黨和國家全局的戰略高度出發，進一步明確統一戰線工作的戰略定位、根本旗幟、本質要求、根本保証、根本任務，把我們黨對統一戰線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高度。
一是，明確把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作為這一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主題和戰略方針。江澤民指出：“所謂統一戰線，其實質就是要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現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各階層、各方面人民最廣泛的團結。”這一重要論斷，立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中國化的理論，大大拓寬了統一戰線覆蓋的范圍。這一時期關於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都是圍繞著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一主題和戰略方針展開的。
二是，明確統一戰線的地位和作用，把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作為事關全局的一項戰略性工作。江澤民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國的統一戰線就是一大特色”。“統一戰線是個事關全局的戰略問題。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之一或基本經驗之一。”他明確強調：“在新世紀，統一戰線作為黨的一個重要法寶，絕不能丟掉﹔作為黨的一個政治優勢，絕不能削弱﹔作為黨的一項長期方針，絕不能動搖。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統一戰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自覺地支持和做好黨的統戰工作。”這些重要論述從戰略的層面和高度指明了統一戰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學回答了統一戰線為什麼必須長期存在以及統一戰線要在哪些領域發揮作用的重大問題，為新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導。
三是，明確統一戰線的根本任務。江澤民從黨和國家全局的戰略高度，對統一戰線的根本任務作了全面系統深入的論述，明確統一戰線為黨和國家中心工作服務的定位。江澤民指出：“統一戰線歷來是為黨的總路線、總任務服務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爭取人心、凝聚力量，為實現黨和國家的宏偉目標而團結奮斗。”這一科學定位，是適應新時期黨的中心任務發展變化的結果。具體來說，這一時期統一戰線要“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服務，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服務，為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服務，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服務”。統一戰線工作服從和服務於黨的中心任務，與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同頻共振，既是對統一戰線提出的明確要求，更為統一戰線開創新局面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四是，明確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實行廣泛的團結。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相輔相成、辯証統一，體現了政治性與廣泛性、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江澤民指出：“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愛國主義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愛國與否是最大的政治分野。”“在愛國的旗幟下，團結得愈廣泛，愈有利於我們事業的勝利發展。”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內在關系，突破了過去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局限，為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奠定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以愛國作為最大包容尺度，最大限度擴大團結面，統一戰線的范圍由過去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進一步增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統一戰線工作對象從以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為主，進一步拓展至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等更廣泛的群體和領域，構建起大團結、大聯合、全覆蓋的大統戰工作格局，充分體現了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的本質特征。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新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獨具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人民政協作為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載體和實踐平台，是包括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愛國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廣泛統一戰線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團結合作、協商監督的重要組織形式。江澤民立足這一時期形勢任務的發展，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人民政協事業實現新的發展。
一是，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進一步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制度化定型化。制度具有根本性和長期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要充分發揮作用，需要制度提供根本保障。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開宗明義首次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一規定，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從獨特優勢上升和明確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進一步從制度層面作了定性和定型。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正式寫入憲法，進一步從國家根本大法的層面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1994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修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根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並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十六字方針由此進一步制度化，成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方針和政治基礎。江澤民還開創性地提出參政黨的概念，明確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身份。他強調：“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這些重要界定，立足我國基本國情，突破了西方執政黨、在野黨、反對黨對立博弈的舊有模式，科學界定了各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地位，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筑牢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根基。
二是，明確人民政協的性質定位。江澤民指出：“人民政協是我國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是實現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三個是”的定位，把人民政協同我國基本政治制度聯系起來，首次明確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與組織形式，將人民政協從過去發揚民主的重要形式進一步提升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渠道，明確把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平台。這對於進一步明確人民政協在我國政治體制中的重要地位，為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基本職能提供了基本依據，為人民政協制度持續完善、發展協商民主奠定了重要基礎。1994年3月修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將上述重要內容以制度的形式明確下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根據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並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這些重要規定，為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是，明確人民政協團結和民主的兩大主題。江澤民指出：“人民政協五十年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可以歸結為兩大主題：團結和民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團結和民主，是人民政協性質的集中體現，是人民政協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根據，是人民政協繼往開來的方向和使命。”這是對人民政協主題的首次概括，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協的本質，科學回答了人民政協是什麼、要干什麼的重大問題，明確了人民政協工作的主線，為人民政協事業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工作重點。
四是，創造性提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兩種形式。江澤民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與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兩種形式比一種形式好，更能真實地體現社會主義社會裡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這些重要論述，突破了西方單一的選舉民主范式，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夯實了我國人大和政協兩大制度的理論基礎，構建起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輔相成、優勢互補的基本格局。實踐証明，兩種民主有機結合，能夠更好地廣集民意、科學決策、化解分歧，更好彰顯中國特色人民民主的獨特優勢，為豐富人類政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四、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認識與實踐的新發展
新的社會階層逐步出現、隊伍持續發展壯大並成為統一戰線新的工作對象，是這一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鮮明特征，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適應形勢任務發展的開拓創新。
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壯大而大量涌現並迅速發展起來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始突破單一公有制、單一按需分配模式，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以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對消除過去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過於單一的弊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澤民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改革目標后，我國所有制結構深刻調整，非公有制經濟從過去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上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這種情況，江澤民明確指出：“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對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我國新的社會階層，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蓬勃興起並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江澤民圍繞如何看待新的社會群體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科學回答了對非公有制經濟怎麼看、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怎麼看的重大問題。
一是，明確新的社會階層的性質和定位。2000年12月，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充分肯定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等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了力量，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200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首次提出“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並將其范圍從此前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拓寬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六大類，同時肯定“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應該把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歸屬問題，明確了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屬性，從根本上消除了對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的政治偏見和身份歧視，為這一時期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實現了統一戰線團結范圍、覆蓋對象、群眾基礎的重要拓展，進一步壯大了黨的階級基礎，鞏固了黨的執政根基，為更好凝聚全社會合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二是，明確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策。一方面，充分肯定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的貢獻，明確指出，“做好這部分人的工作，對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又明確提出對非公有制人士進行幫助引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要求。江澤民指出：“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中也存在缺點、弱點和某些不法行為。我們應本著團結、幫助、引導、教育的方針，著眼於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幫助他們樹立在黨的領導下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做到愛國、敬業、守法。”要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把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把個人富裕與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結合起來，把遵循市場法則與發揚社會主義道德結合起來，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五、加強黨對統一戰線領導的新發展
江澤民指出：“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在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主要歷史經驗時，江澤民把“必須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作為其中重要一條。體現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江澤民全面系統論述了為什麼要堅持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怎樣堅持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的重大問題，深刻揭示了這一時期統一戰線事業開創新局面的根本原因。
一是，明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於統一戰線事業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江澤民強調：“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最根本的問題。堅持黨的領導，是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根本保証。”回顧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政黨中和全國的領導地位，是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形成和鞏固起來的，也是各民主黨派在長期實踐中的自覺選擇。江澤民指出：“黨的歷史經驗有力地証明，統一戰線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才有正確的方向、蓬勃的生機和光明的前途。”他強調：“在社會主義時期，堅持黨的領導，仍然是統一戰線的核心問題，也是統一戰線內部各方面人士的共同願望和共同利益。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必須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二是，明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安排。在前述《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的規定中，中國共產黨是居於領導核心的統領地位的，並以制度的形式明確了我國政黨制度的根本政治屬性。
三是，明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符合中國基本國情。江澤民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長期歷史形成的，適合我國國情。”一些人企圖在中國搞西方的多黨制、兩黨制，這不符合我國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違背民主黨派的章程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與利益，是絕對行不通的。
四是，明確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共同奮斗目標。江澤民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一切愛國的進步的力量團結和調動起來，去實現我們共同奮斗的目標。”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取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這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歷史發展進步的一條基本結論。
與此同時，江澤民還著眼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轉變，著眼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和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深入論述了如何通過改善黨的領導更好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重大問題。這種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的做法，是通過正確處理一系列重要關系得以實現的，是這一時期江澤民科學回答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時代課題的重要體現。
具體來說，一是要正確處理加強黨的領導與加強黨的建設的關系，強調堅持和改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要靠我們黨正確的路線和政策，靠自己的政治堅定性，靠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主要聚焦政治原則、政治方向與重大方針政策制定。二是要正確處理同黨外人士的關系，強調“充分尊重黨外人士的意見和權益”。三是要正確處理政策與方法的關系，強調“要善於把正確的政策與良好的工作方法結合起來，使黨外人士在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很好地發揮作用”。四是要正確處理加強黨的領導與完善制度的關系，強調“繼續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體制和政治協商制度，切實發揮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以利於更好地堅持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以利於更廣泛地聯系和團結各階層群眾”。既要通過民主協商，充分吸取黨外人士的意見，廣納群言、廣求善策，以便促進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也要通過民主協商，把黨的正確主張轉化為廣大統一戰線成員的共識，把堅持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變成他們的自身行動，從而團結和帶領他們共同致力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五是要正確處理求同與存異的關系，強調“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對民主黨派同我們之間的某些差別，要採取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態度”。同時，對那些事關政治方向、根本原則的錯誤觀點必須進行批評，及時地有針對性地加強教育和引導。六是要正確處理統一戰線工作部門與全黨都來抓統一戰線工作的關系，強調“統一戰線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貫徹到黨的工作的各個方面，必須全黨一致努力，才能做好”。他明確提出：“總的要求是，統戰方針政策要統一歸口﹔具體工作各司其職，互通情況，互相支持﹔重大統戰活動要密切配合，協同動作。”“各級黨委要把統戰工作作為關系黨和國家全局的大事擺上議事日程，精心研究部署，切實加強領導。”這些重要思想，為建立健全統一領導、相互協作的統一戰線工作機制，構建大統戰工作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江澤民關於加強和改善黨對統一戰線工作領導的重要論述，既布置“過河”的任務，又提供“船”或“橋”的辦法，具有極強的指導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這一時期江澤民關於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創新發展還包括民族團結工作、宗教工作、知識分子工作、台港澳統一戰線工作等許多方面。比如，強調從全局的戰略高度看待加強民族團結問題，鮮明提出“民族、宗教無小事”，“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等重要觀點，強調加強民族團結、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打擊民族分裂勢力，鞏固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特別是領導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等重大決策，為民族地區加快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比如，強調深刻把握宗教存在的長期性、群眾性、特殊復雜性，強調“宗教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中有著重要地位”，尤其是鮮明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大命題。這些創新性貢獻，對於破除將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對立起來的認識誤區，引導我國宗教健康發展，推動宗教教義教規與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要求相協調，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前“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江澤民提出了“三句話”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即：“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2001年，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三句話”又進一步增加了“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使我國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進一步發展為“四句話”。這“四句話”后被寫入黨的十六大報告，成為我國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把我們黨對宗教工作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開創了我國宗教工作的新局面。再比如，強調將港澳台及海外僑胞納入統戰工作的重要范圍，進一步強化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這是立足這一時期如何確保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工作平穩過渡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后如何嚴格按照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確保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也是適應這一時期海峽兩岸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起來，反對分裂，推動兩岸關系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而作出的重大調整。江澤民立足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以愛國和擁護一個中國為最大包容尺度，最大限度擴大團結面，構建起“大陸+港澳台+海外僑胞”的大統戰格局。他強調：“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擁護祖國統一，不論什麼階層、什麼黨派、什麼團體、什麼人，我們都要同他們加強聯系，廣泛團結，努力形成全體中華兒女共同致力於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的政治局面。”
總之，江澤民立足世紀之交的新形勢新任務，尤其是這一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等對統一戰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深刻把握時代發展大勢與統一戰線工作內在規律，聚焦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主題，全面深入論述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統一戰線的戰略定位、性質對象、根本任務、工作方針、制度保障、格局構建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系統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怎樣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大問題，實現了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鄧小平新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有效解決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充分發揮統一戰線服從和服務於黨的中心任務的重要作用，全面開創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陳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原主任（副部長級）、編審
來源：即將出版的《黨的文獻》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