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陝西延安，中國革命的聖地，新中國的搖籃。20世紀40年代初，著眼於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中國共產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

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1942年初又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作風。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延安整風運動是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大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延安時期，為了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義等問題，我們黨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思想政治基礎。”

延安整風運動是第一次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開創了黨內集中教育的先河

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在作報告時態度堅決：“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也要搞。”

當時，全民族抗戰正處於戰略相持階段，敵后戰場的斗爭形勢日益嚴峻，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也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同志堅持“一定要搞”的正是整風運動，他直言“整頓三風搞得好不好，對目前，對將來，對領導整個革命，關系很大，我們一定要下決心把這樣的事做好。”

全民族抗戰爆發以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不少新黨員身上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老黨員也需要提高自己、適應新形勢。遵義會議后，黨的路線已經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對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認真的清理。學風上的主觀主義、黨風上的宗派主義、文風上的黨八股等不良作風在黨內一些人身上仍然存在。

比如，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其“左”傾錯誤路線的代表作，他在序言中仍以“共產國際代表”“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宗派主義的殘余存在，“一部分同志，隻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當時延安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有的報紙在語言文字上文白夾雜、晦澀難懂，一些文藝作品脫離群眾……這就有必要集中開展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總結和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提高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整風運動分為兩個層次進行：一是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二是一般干部和廣大黨員的整風。重點是黨的高中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整風。廣大黨員干部通過閱讀黨中央規定的《整頓黨的作風》等22個文件，聯系個人的思想、自己所在地區部門的工作等進行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弄清犯錯誤的環境、性質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認識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

1943年9月起，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進行到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階段。1945年4月20日，在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歷經反復打磨、數易其稿、凝聚全黨集體智慧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原則通過。決議對建黨以后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

延安整風運動是第一次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開創了黨內集中教育的先河。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我們黨開展的歷次集中教育，都以思想教育、理論學習打頭。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抓思想從嚴，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補鈣壯骨，先后開展9次黨內集中教育，持續開展經常性教育，強化理論武裝，打牢思想基礎，極大促進全黨思想上更加統一、政治上更加團結、行動上更加一致。

整風運動把紀律教育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把遵守黨紀作為共產黨員增強黨性修養的重要內容

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期間指出：“我們要不要勝利，要不要在全國勝利？如果要的話，就要有一個有紀律的、思想上純潔的、組織上純潔的黨，合乎統一的標准的黨。”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紀律性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特別是資產階級政黨的顯著特征，“因為像共產黨這樣的嚴肅性和紀律性，是任何其他階級的政黨所沒有的”。在整風運動中，他提出要用紀律來整頓黨的作風，改進黨的工作，把紀律比喻為“霸道”和“金箍”——

1941年9月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中指出：“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1942年4月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中指出，“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

紀律是執行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証，而且紀律是硬性約束，任何人都必須遵守。這兩個比喻生動地說明了嚴肅紀律的重要作用，也加深了黨員對紀律重要性的認識。

當時，黨內的無組織無紀律現象主要表現為宗派主義。宗派主義隻顧局部利益，不顧全體利益，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種典型的違背黨的組織紀律的表現。毛澤東同志特別指出：“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干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鬧獨立性、不服從決議、沒有紀律的現象，必須整頓。”

整風運動把紀律教育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把遵守黨紀作為共產黨員增強黨性修養的重要內容。在黨中央規定的22個整風運動文件中，《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提出了糾正違反黨性原則的若干要求，並重點突出紀律性的要求﹔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強調共產黨員要有堅持黨內團結、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陳雲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將“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作為好黨員的六條標准之一……通過紀律教育，我們黨有效清理了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等行為，嚴肅了黨的紀律，增強了黨組織的團結。

黨性、黨風、黨紀是有機整體，黨性是根本，黨風是表現，黨紀是保障。經過整風運動，全黨的作風得到普遍提高。1946年曾到楊家嶺採訪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對當時的干部作風印象深刻：“黨的負責干部住在寒冷的窯洞，吃著簡單的飯食，憑借微弱的燈光，長時間地工作，那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把我們黨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通過弘揚三大作風及艱苦奮斗、廉潔自律等優良傳統，陝甘寧邊區呈現出“十個沒有”的新氣象，我們黨進一步贏得了民心，最終以“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首次提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毛澤東同志認為，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兩個目的。“懲前毖后”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不講情面地指出來，並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其中不好的因素，以便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治病救人”就是指出錯誤、批判缺點，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而是要像醫生治病一樣，把“病人”治好，以關心挽救同志。

整風運動貫徹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採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態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並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

1945年6月，黨的七大將“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寫入黨章，明確指出“黨對犯錯誤同志給予批評或處分，是為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80多年來，這一方針經過長期實踐檢驗，成為中國共產黨通過解決自身問題達到鞏固和發展黨的團結和統一的歷史經驗和優良傳統。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從嚴治黨取得偉大成就，開辟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黨和人民贏得強黨強國的歷史主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

黨的十九大黨章增寫了“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處分、組織調整成為管黨治黨的重要手段，嚴重違紀、嚴重觸犯刑律的黨員必須開除黨籍”，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黨的二十大黨章增寫了“責令檢查、誡勉”的內容，反映了黨的紀律處分由淺入深的層級軌跡，是黨綜合運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則的具體體現﹔《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把“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作為黨的紀律處分工作應當堅持的五大原則之一，規定處理違犯黨紀的黨組織和黨員，應當實行懲戒與教育相結合，做到寬嚴相濟。

紀檢監察機關作為監督執紀執法機關，在維護黨的紀律上責無旁貸。實踐中，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深學細悟習近平黨建思想，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綜合發揮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按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准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將其貫穿於監督檢查、審查調查和案件審理工作全過程，努力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