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要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江澤民外交文選》新公布文獻簡述
江澤民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他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外交和國際戰略的重要思想，既有對國際關系變化的敏銳洞察，也有對國際形勢長期走向的科學判斷﹔既有對我國外交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的總體把握，也有對外交工作具體任務的靈活指導，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理論和實踐。
為紀念江澤民同志誕辰100周年，經黨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共同編輯了《江澤民外交文選》。這本專題文選收入江澤民同志自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關於外交工作的重要文稿115篇，其中13篇是第一次公開發表。這些新公布的文稿按照內容主題大體可分為四類：一是外交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相關文稿﹔二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相關文稿﹔三是推進全方位外交相關文稿﹔四是外事隊伍和外事工作相關文稿。這些新公布的文稿，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對於深化江澤民關於外交和國際戰略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現將這些文稿作一簡要介紹。
一
“外交工作必須要有兩手”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發生嚴重曲折。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在政治上施壓，在經濟上搞所謂“制裁”。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江澤民經過認真觀察和分析后，認為“國際形勢的總趨勢、總格局沒有改變”。他在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我們有可能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到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平與發展主題的堅持和完善，為我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依據。
1989年政治風波后，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指責和“制裁”，江澤民從實際出發，運用辯証思維，提出外交工作要堅持“兩點論”“兩手抓”。《關於堅持外交工作中的“兩點論”“兩手抓”》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89年7月12日在第七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他首先對西方國家掀起的反華浪潮進行分析，明確指出“雖然在國際上引起不少震動”，但影響“畢竟是暫時的、局部的，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當前國際形勢發展的總趨勢”。在這一判斷基礎上，他強調指出：“我國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需要改變。”但今后，“我國外交工作必須要有兩手”，“既要講經濟，又要講政治﹔既要講友好，又要講斗爭﹔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這是外交工作中的‘兩點論’”。針對國際上對我國開放政策的普遍擔心，江澤民明確表示：“對外開放是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與此同時，他清醒地看到在“制裁”下我國對外開放工作遇到的新困難，要求“必須保持很清醒的頭腦”，“既要保証對外開放不致中斷，又要堅決反對外來干涉”，“要學會在這個原則范圍裡做文章，善於利用矛盾，區別對待”。
在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以西化、分化為目的的各種滲透、破壞活動的錯綜復雜環境下，江澤民特別強調要把堅持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做好外交工作。《搞外交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一文，是江澤民1990年9月29日、1991年7月24日、1991年7月31日三次講話的節錄。1990年9月23日至29日，江澤民到內蒙古自治區考察。他在29日召開的內蒙古自治區黨政軍機關、盟市領導干部大會上講到國際形勢時指出：“整個世界形勢既有繼續緩和的一面，也有緊張的一面。新的世界大戰可能一下子打不起來，但是地區性、局部性的矛盾和沖突仍會不斷發生。”在對外交往中，“我們應當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關於堅持原則性，1991年7月24日，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要“敢於斗爭，一點也不能含糊，立場要堅定，絕不能屈服”，特別是“在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尊嚴、人民利益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態度鮮明，絕不能退讓”。關於策略的靈活性，1991年7月31日，他在第三期黨建理論研究班上指出，堅持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實行這一方針“決不是表明我們軟弱、退讓，更不是放棄原則，而是考慮到我們面臨的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不要四面出擊，到處樹敵，同時又堅持我們的原則立場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
在江澤民關於外交工作“兩點論”“兩手抓”戰略策略的指導下，中國一方面採取政治和經濟結合、官方和民間結合的方針，推動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取消“制裁”，到1991年底，中國同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關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軌道﹔另一方面積極開展睦鄰外交，穩定和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中國經受住了1989年政治風波后種種風浪的考驗，中國外交更加堅定地朝著全方位方向發展。
二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應區別於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為主要特征的舊秩序”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結束后，兩極格局終結，世界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黨中央密切關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作出世界正在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新判斷，強調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在地區范圍，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領域，多極化趨勢都在加速發展，極少數大國或大國集團壟斷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江澤民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積極推動世界走向多極化，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在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進程中，江澤民深刻認識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一些西方國家打著“民主”的旗號，企圖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於別國。正是基於這一基本判斷，江澤民特別注意總結歷史和現實的經驗，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一個基本准則》一文，是江澤民1993年9月7日會見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時談話的要點。江澤民強調：“我們兩國的老一輩領導人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處理國與國之間問題的一個基本准則，尤其是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在談話中，他進一步闡發了國與國相處要遵循的方針，即“不論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和平共處，平等、互利、合作”。針對有些國家硬是要把西方的一套政治制度搬到中國來的想法，江澤民堅定表明：“希望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要懸崖勒馬，不要再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那一套，否則中國人民是不答應的。”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應區別於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為主要特征的舊秩序》一文，是江澤民1993年9月21日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談話的節錄。江澤民從政治和經濟方面，深入分析了和平與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提出應區別於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為主要特征的舊秩序，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關於國際政治新秩序，他指出，所有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都有權參與國際事務，並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國與國關系的核心是“尊重各國人民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他強調，“要以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為基礎，要有助於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針對西方經常用民主、自由和人權干涉別國事務的問題，江澤民表示，“民主、自由、人權都是相對的概念，沒有絕對的標准”，“怎麼衡量一個國家的民主只能由該國人民自己來作出決定”。
根據江澤民上述思想，中國旗幟鮮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定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向世界展示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尊重。
三
“積極發展同一切國家的友好關系”
面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江澤民明確提出新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標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有利於我國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周邊環境，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外交工作要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為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發展同一切國家的友好關系。
在中美關系方面，盡管美國帶頭“制裁”中國，在蘇東劇變之際又對我國施壓，企圖以壓促變，但是中國著眼於大局，仍積極同美國進行溝通，促進兩國高層之間接觸。《中美關系應確立的幾個主要原則》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94年11月14日赴印度尼西亞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際在雅加達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正式會晤時的談話。此前，江澤民在1992年11月30日會見美國眾議員訪華團時提出了處理中美關系的16字方針，即“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1993年11月19日，他在美國西雅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正式會晤，闡明了中國的觀點，指出：“中美關系不僅是雙邊關系，還應該放在世界范圍內，著眼於未來、著眼於二十一世紀來考慮。”中美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對中國採取遏制政策，訴諸經濟‘制裁’，將會損及美國本身的利益”。“中美之間存在分歧，這是客觀現實”，“經過開誠布公的對話，是可以得到解決的。有些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求同存異”。西雅圖這次會晤，為兩國關系改善創造了有利條件。1994年11月14日，在雅加達會晤中，江澤民提出中美關系應確立五個主要原則：第一，雙方都著眼於世界大局和21世紀，從更廣泛的范圍和長遠的觀點處理中美關系。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國情和選擇，擺脫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對兩國關系的影響，以友好的精神處理相互間的一切問題。第三，充分利用兩國經濟的優勢和特點，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推動兩國經濟合作關系全面發展。第四，加強兩國在國際事務和國際組織中的磋商與合作，在解決世界熱點、各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環保、緝毒、恐怖主義、走私等社會問題上開展協作。第五，增進相互間的來往和交流，特別是高層互訪和接觸。江澤民還就台灣問題、亞太經合組織貿易自由化問題、人權問題闡明了中國的主張。
《希望中美之間能夠建立一種穩定的、建設性的關系》一文，是江澤民1995年10月24日在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期間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正式會晤時談話的要點。由於美國對華政策具有兩面性，中美關系很難一帆風順。1995年5月，美國政府不顧中方的堅決反對和多次嚴正交涉，允許李登輝到美國進行所謂“私人訪問”，搞制造“兩個中國”的活動，使中美關系再次面臨嚴重危機。中國在外交、軍事等方面展開一系列斗爭，打擊“台獨”的囂張氣焰。在這次會晤中，江澤民指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這仍然是中國處理中美關系的基本方針”，“兩國領導人應當從戰略的高度”，“排除各種阻力和干擾，使中美關系的航程始終保持正確的方向”﹔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仍然是中美關系的基礎，“只要三個公報得到遵守，中美關系就發展”﹔為了發展和擴大共同利益，“需要尊重各自的國情和選擇，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以一種平等的、協商的、合作的精神處理相互間的一切問題”。江澤民強調，“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也是中方最關切的問題”，要“十分謹慎地處理台灣問題”，“不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再出現大的波折”。面對中方的堅定立場，美方不得不重申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各項原則的承諾，重申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
中國一貫重視和歐洲關系的發展。1995年7月，江澤民對芬蘭、匈牙利和德國進行國事訪問。在訪問期間，江澤民闡明了我國發展同北歐、中東歐和西歐國家關系的政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不應成為發展國家關系的障礙》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95年7月10日訪問匈牙利期間在匈牙利總統根茨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講話。江澤民在講話中全面闡述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發展關系的五項原則：第一，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不干涉別國內政﹔第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一視同仁地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第三，中國同中東歐國家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同中東歐各國發展關系絕不針對第三國，完全基於實現共同繁榮，促進歐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的目標﹔第四，根據平等互利原則擴大經貿合作，促進彼此經濟的發展，以造福於各自國家的人民﹔第五，真誠希望中東歐地區穩定，各國人民友好和睦相處，支持和平解決相互之間的爭端，尊重和支持本地區國家加強區域性合作的願望。
《推心置腹，增進友誼，求同存異》一文，是江澤民在1999年10月25日和2000年10月21日同法國總統希拉克三次談話的節錄。希拉克於1995年當選為法國總統后，高度重視中法關系的發展，中法之間在經貿、科技、文化等領域開展了一系列交流與合作。1999年10月，江澤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25日，在同希拉克會談時，雙方坦誠地就世界多極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法開展高新技術合作以及世界非核化進程等問題交換意見、發表看法、闡明觀點。江澤民表示，在人類即將跨進21世紀的歷史時刻，中方願同法方一道，繼續鞏固和發展兩國全面伙伴關系，不斷擴大和深化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造福兩國人民，並為人類的進步與繁榮作出有益的貢獻。江澤民將這次談話形象地概括為“推心置腹”“增進友誼”“求同存異”。在這次訪問中，江澤民專門到希拉克家鄉科雷茲省薩蘭鎮做客。2000年10月，希拉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到訪了江澤民的家鄉江蘇揚州。在揚州同希拉克進行小范圍會談時，江澤民展望了中法關系，指出：“兩國之間有許多共同戰略利益。兩國完全有理由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在各領域的互利友好關系。中法合作領域寬廣，潛力巨大，前景看好。”在隨后舉行的歡迎晚宴上，江澤民和希拉克就一些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對世紀之交的國際局勢，江澤民提出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極和多極之爭將是一段時期內國際形勢演變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信息革命推動下不斷深化的經濟全球化仍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民族、宗教問題成為引發國際熱點事件的重要因素。江澤民與希拉克互訪家鄉，推進了中法兩國關系的發展，譜寫了中法交流史中的一段佳話，也為中法友好書寫了新的篇章。
在推動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的進程中，我國繼續鞏固和發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中國和巴西分別是亞洲和拉美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世紀90年代初，巴西已成為中國在拉美最大的貿易伙伴。為推動中巴關系邁向一個更高台階，1993年11月，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后，就選擇了巴西作為國事訪問的首站。《超越距離和差異，發揮中國巴西兩國合作優勢》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93年11月23日在巴西外交部出席巴西總統佛朗哥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講話。在講話中，江澤民指出，中巴兩國雖然分處東西兩個半球，遠隔重洋，社會制度不同，語言文化各異，但兩國遼闊的疆土、豐富的資源和眾多的人口，相似的歷史遭遇和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以及相近又各具特色的經濟實力、技術發展水平，使得兩國具有進行合作的優越條件。在回顧中巴建交近20年的合作歷史后，江澤民指出，“中巴關系已進入一個穩步發展的新階段”。他提出，要進一步密切兩國政治關系，不斷推動兩國經貿關系發展，加強民間往來，在國際組織和國際事務中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等主張，抓住新的合作機遇“把中巴友好合作關系推向一個新的水平”。訪問期間，江澤民與佛朗哥就發展中巴長期友好合作的戰略伙伴關系交換了意見。巴西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國家。
《從世界大形勢和我國外交總體戰略的高度認識對非工作的重要意義》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96年3月27日在部分駐非洲國家使節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座談會上，江澤民高度評價了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力軍，是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的同盟軍”，“要始終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充分發揮我們同發展中國家互相支持的政治優勢”。講話中，江澤民著重闡述了對非工作的重要意義。他指出，“非洲國家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非洲的工作是我國外交全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從世界大形勢和我國外交總體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對非工作的重要意義”。他全面總結了對非工作積累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經驗，包括堅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信守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的原則﹔堅持同非洲國家風雨同舟、休戚與共，旗幟鮮明地支持他們維護獨立、主權和反對外來干涉的斗爭，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堅持通過和平協商，使非洲一些國家間存在的分歧和爭端，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堅持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國家提供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真心實意地幫助他們克服困難，發展經濟。江澤民的講話，為他兩個月后訪問非洲六國並提出發展中非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強磋商、面向未來的五點原則主張奠定了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頻繁和廣泛，已成為促進本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面向21世紀，為向世界展現一個更加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與合作，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中國在2001年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后，又積極投入到世博會的申辦中。2001年5月，中國政府向國際展覽局正式遞交舉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申請函。申博活動得到黨和國家的全力支持。《致國際展覽局領導人的申辦信》一文，是江澤民2001年12月28日寫給國際展覽局主席、秘書長以及各國駐國際展覽局代表的信。江澤民在信中高度評價了世博會的意義，表達了中國對舉辦世博會的期許，以及對上海舉辦世博會的信心與支持。他說：“擁有近十三億人口和悠久文明，並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非常熱切地盼望著能夠舉辦一屆世界博覽會。”如果中國被選為舉辦2010年世博會的國家，“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將會受到中國人民的熱忱歡迎和接待”。他表示，“上海市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支持下，將會作出最大的努力，一定能夠出色地、高水平地舉辦好二〇一〇年世博會”。2002年12月，經國際展覽局大會投票表決，中國上海成功獲得2010年世博會舉辦權。2010年5月1日，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第41屆上海世界博覽會正式開園。當時，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國際活動。
四
“努力把外事隊伍建設成為一支忠於祖國、獻身社會主義事業、精通業務的生力軍”
外事隊伍，包括外交人員和從事涉外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員，其素質的高低同國家外交政策的執行、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國家形象的展現密切相關。隨著外交戰線的擴大和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央和地方部門的對外交往逐漸增多，對外事隊伍和外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關於外事隊伍建設的要求》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91年7月24日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提出在堅持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要“努力把外事隊伍建設成為一支忠於祖國、獻身社會主義事業、精通業務的生力軍”。他把對外事工作人員的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強調“政治素質差，免疫力低，就經不住細菌的侵襲，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迷失方向”，要求把“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作為進一步加強外事隊伍建設的指導方針。面對對外工作中遇到的諸多考驗，江澤民提醒外事干部“第一要能夠經受住改革開放的考驗，第二要能夠經受住反和平演變的考驗”。在講話中，他著重強調：“全黨服從中央，外事無小事”，“對外工作要有高度集中統一的觀念”，外事工作人員要堅持黨的領導，“正確理解和執行中央的外事方針政策”，“不允許在對外工作中搞政出多門，各行其是”。
《在外事工作中要處理好幾個重要關系》一文，節選自江澤民1995年8月3日在部分駐外使節形勢座談會上的講話。江澤民認為，在外事工作中要辯証地處理好：關於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關於堅持原則、堅持斗爭與有理、有利、有節的關系﹔關於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關於紙老虎與真老虎的關系。關於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江澤民特別強調，“韜光養晦的方針，絕不當頭，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這裡說的有所作為，是指必須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盡力去做，而不是無所不為。我們不能超越我們的現實可能去辦事情”。關於在對外工作和國際斗爭中堅持原則性要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問題，江澤民指出：“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要堅決維護，該斗的一定要斗。”同時，“要注意防止感情用事”，“要講究斗爭藝術，講究斗爭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沉著、冷靜、不急不躁地妥善處理問題”。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為做好外交工作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
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大的13年間，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國外事工作者按照江澤民對外事隊伍的要求，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發揚優秀外交傳統和作風，堅持原則、敢於斗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江澤民關於外交工作的重要論述，精辟深邃，與時俱進，對於我們在新時代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加自覺地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外交思想武裝頭腦，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做好新時代對外工作，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意義。
（執筆：朱丹）
來源：即將出版的《黨的文獻》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