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活動的基本概況、主要特色及歷史價值
〔摘要〕2024年9月，經黨中央批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式出版發行。如何發掘利用《編年史》的學術價值，強化問題意識，進一步深化對若干重大黨史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該課題組同志按照院領導要求，從各自參加編寫的《編年史》中提煉出一些選題，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形成一批轉化成果。我刊2025年第2期刊發其中一組4篇文章，現再刊發一組5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1922年5月5日，中共領導開展了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紀念活動，這是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來首次開展馬克思誕辰紀念活動。《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2年卷將5月5日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單列條目，但因篇幅、體例所限，該條目未能呈現紀念活動的具體細節，更未對其特點和意義展開深入分析。本文嘗試對此次紀念活動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分析其主要特色和歷史價值，以期為深入了解中共在成立之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和特點提供有益參考。
一、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活動的基本概況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五月五日全國共產黨所在地都開馬克思紀念會，分散馬克思紀念冊二萬本。”這是黨中央對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活動的正式總結。
在這個報告中，陳獨秀提到的“全國共產黨所在地”有8處。其中，上海、長沙、廣東、湖北、北京、山東6處在中共正式成立時已經有了黨組織。上海、長沙、廣東、北京開展了紀念活動並產生較大社會影響;湖北雖然沒有舉行紀念大會，但派人參加了廣州的紀念會;山東沒有發現相關紀念活動史料。鄭州和四川當時尚未成立正式的黨、團組織，黨員人數也很少，目前尚未發現鄭州開展紀念活動的史料，僅有史著指出四川瀘縣於馬克思誕辰日當天正式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此外，當時全國17處團組織中，有15處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紀念馬克思誕辰104周年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北京、南京和天津的團組織還自主開展了特色紀念活動。
可見，由於各地黨、團組織力量的不均衡，以及政治環境的差異，各地紀念馬克思誕辰活動的規模不一。
（一）各地以多種形式靈活舉行公開活動
梳理全國各地紀念馬克思誕辰的活動，大致有三種方式。
一是以學術方式公開舉行紀念會。彼時全國黨員總數不到200人，各地黨、團組織力量比較弱小。除廣東外，中共在其他地方基本都是開展秘密活動，因而紀念馬克思的相關活動主要以學術活動名義公開進行。
在上海，5月5日下午4點半，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紀念會在北四川路懷恩堂舉行，150余人參加，張秋人、陳望道、沈雁冰、楊賢江、李達等發表演說。《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申報》的報道都指出紀念會主辦方是“上海學界”，《覺悟》介紹馬克思的頭銜是“十九世紀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申報》報道內容甚至沒有出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字眼，完全視其為學術活動。然而，日本情報機關的報道卻截然不同，明確指出紀念會由“上海陳獨秀派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舉行，展望了“馬克思主義在最近的將來定會普及全世界，全世界將會成為革命的海洋”的前景，“最后向與會者敬發了題為《馬克思誕辰一〇四周紀念日敬告工人與學生》的宣傳單，和題為《馬克思紀念冊》的小冊子，宣誓做好共產主義的宣傳普及”。由此可見，上海黨、團組織刻意將紀念活動的公開宣傳控制在學術范圍內。
在長沙，5月5日下午5點，中共湖南支部以馬克思學說研究社的名義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舉辦紀念會，2000余人參加。《民國日報》5月13日作了報道，簡單介紹了會議流程和各發言人的演說題目，如毛澤東作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與中國”兩場講演，並具體介紹了黃衍仁的演說內容，“演述馬克斯的歷史，略謂馬克斯雖為德國人，而其所持主義，發明科學的改造社會方法，振起一般無產階級的精神，其功實在於全世界”，從學術層面扼要介紹了馬克思及其主義。
在北京，5月3日、4日《北京大學日刊》連續發出通告，預告5月5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第三院禮堂舉行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請李大釗、顧孟余、陳啟修、高一涵等講演，但后續並沒有會議情況報道。此外，北京團組織計劃與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聯合召開紀念大會。4月13日，北京團地委書記賀道培致信施存統，表明:“‘五五’節籌備辦法，已詳細開去，想已接閱。現又已與高師馬學會聯絡，到期共同一起開會。”
二是以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學術機構名義舉行紀念會。在南京，團組織5月5日在后湖召開馬克思紀念會，“到會者二十四人”，先決定“組織公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隨后開紀念會，“除團員略致詞外，並由楊（杏佛）講馬克思傳”。
在天津，團組織在天津工余補習學校創辦書報代賣社，該社章程指出:“本社於馬克思誕生紀念日‘五月五日’成立，故定名曰五五書報代賣社。”《京報》則報道了5月5日天津“有某校學生數人，在某處開‘馬克斯學術研究會’成立會”，“聞該會現有會員十余人”。
三是公開舉行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在廣州，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同時開幕，表明“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而成立”。與前述幾地需以學術為掩護開展紀念活動不同，廣州政治環境“比較的自由”，工會、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在廣州都是合法的，因此廣州紀念活動聲勢浩大。當時正值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參加青年團成立和勞動大會的代表都參加了紀念大會，陳獨秀、李啟漢、蘇兆征、張太雷、鄧中夏、施存統、俞秀鬆等出席。會上發表演說的有16人，“多鼓吹社會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奮發”，大會“直至五時余”。會上散發了《馬克思紀念冊》，剩余的紀念冊存放在廣州人民出版社，供讀者自願取閱，支付郵費還可以寄送。
（二）中央向各地黨、團組織寄送《馬克思紀念冊》
黨中央專為紀念活動發行《馬克思紀念冊》，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編印。冊內共收錄3篇文章:《馬克思誕生一〇四周紀念日敬告工人與學生》，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傳》和陳獨秀的《馬克思學說》。紀念冊集中體現了中央開展紀念活動的指導思想，是當時不可多得的宣傳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珍貴材料。
黨中央提前向各地黨、團組織寄送了《馬克思紀念冊》，但隻有上海、廣州的紀念會現場進行了分發。究其原因，是多地未收到或僅收到少量紀念冊，故難以分配。1922年5月2日，湖北團員劉昌群致信施存統:“所寄‘五一’傳單二千份，‘五五’傳單五百份，馬氏小冊一百份，除我僅收到‘五一’傳單二百份外，其余均未收到!!”10日，賀道培致信張秋人，“馬紀念小冊寄來太少，不上六七十本，實在不敷分配，望再寄幾百本來。”18日，賀道培再次致信張秋人:“馬紀念冊由天津轉來了六七十本，可惜太少，不足分配，所以再索。你說寄了一千五百本來，看是天津邀了怎樣?下回望直寄。”“馬紀念冊如有，還須加寄數百冊來（老彭寄的百多本還未見到）。”6月20日，天津黨員於樹德致信施存統:“五月五號所寄來的紀念冊，一本也沒收到。”
在全國嚴峻的政治環境下，進步書籍的寄送困難很大。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重要代表之一利金（M.F.Likin）在1922年5月20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同地方黨組織的聯系，技術上的困難最少，進行得令人滿意。”“不過應該說，書籍的傳送並非始終都一帆風順，例如，為紀念李卜克內西出版的一批小冊子，就在天津被海關沒收了。”利金的報告雖未涉及《馬克思紀念冊》，但不難推測，《馬克思紀念冊》的寄送也遭遇了和李卜克內西紀念冊同樣的困境。
（三）各地黨、團組織盡其所能出版紀念特刊
目前發現紀念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的特刊共3份。
一是《晨報副鐫》5月5日馬克思紀念特刊。這主要得益於北京團組織的精心籌劃與推動。4月，賀道培多次致信施存統，談到與《晨報》交涉出版特刊事宜，指出:“與晨報館打了一個特別交涉，‘五五’亦能為我們出一特刊號（材料完全由我們供給）。”該特刊共4版，刊載了劉仁靜的《我們紀念馬克斯的意義》《俄國革命之馬克斯主義的基礎》，雁汀的《馬克思傳》，以及馬克思的圖片。特刊還說明:“因篇幅所限”，李大釗的《馬克思與第一國際》“改在明日登出”。
二是《今日》5月15日第1卷第4號《馬克思特號》。該特號共7篇文章:林可彝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熊得山翻譯的《哥達綱領批判》、鄺摩漢的《絕對的相對的剩余價值研究》、王中君的《馬克思的唯物哲學》、李湘漁的《馬克思的詩》、胡南湖的《馬克思傳》和李光華的《馬克思夫人燕妮傳》。
三是《民國日報》5月5日副刊《覺悟》。《覺悟》當天專載陳獨秀的《馬克思學說》，標注錄自《馬克思紀念冊》。同時在通信欄目發布《馬克思一百零四周紀念大會》，預告上海學界即將舉行的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
二、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活動的主要特色
至中共成立時，經過五四時期的早期傳播以及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三次論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度過啟蒙式介紹階段，逐漸進入理論深度傳播與革命實踐應用的新階段。從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的活動中，可以清晰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三個重點。
（一）馬克思矢志實際革命活動的精神
《馬克思誕生一〇四周紀念日敬告工人與學生》一文明確指出:“我們尤其應該紀念的，是他的苦戰奮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馬克思不但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大思想家Thinker，而且是一個社會改造之實際運動的戰士Fighter。”“我們希望諸君不必學馬克思做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應該學馬克思做一個苦戰奮斗的戰士!”
這種對馬克思參與實際革命活動的高度肯定，是本次誕辰紀念活動的一大特點。在廣州同時開幕的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上，張太雷指出:我們紀念馬克思，“非因他是大學問家”，而是由於“第一，他是革命的實行家，第一國際的創造家”。
陳獨秀隨后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演說中進一步將“革命的實行家”具體化。他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具有兩大精神:“第一，實際研究的精神”，馬克思“搜集了許多社會上的事實，一一証明其原理和學說”。研究馬克思，重要的是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第二，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馬克思“是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研究馬克思，“還須將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干社會的革命”。
鄧中夏作為工人代表發言，強調工人和學生“在共產主義下是不能分開的”。他批評有許多學生雖然讀社會主義的書，“但實際上卻不做事，不實行為共產主義去奮斗”，要求學生“要實際去做勞工運動，要自己投身勞動階級去實行攜手來建設無產[階]級之政府，來創造共產主義之社會”。從廣州紀念大會可以看出，新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極力提倡馬克思實際干革命的精神，並號召青年團員也如此去做。
紀念文章也呈現出“實行”的特點。劉仁靜在《我們紀念馬克斯的意義》一文中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我們的學說，不是一種獨斷論，乃是實行的向導。”他指出，現在人們很少認識到馬克思“是實行家———第一工人國際的創造者。自馬克斯以來，工人才有國際的運動的，工人國際的運動才有真正實際的效果。倘使無馬克斯的實際的勞動運動，那麼，馬克斯的著作在勞動者中間或者不至於像現在有勢力了。倘使馬克斯不做勞動運動，那麼馬克斯的著作也決不至能如此有生氣能動人了”。
對馬克思革命實踐精神的重視與堅守，彰顯出中共自成立之初，就始終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革命實踐與實際行動放在核心位置。
（二）馬克思主義學說蘊含指導中國社會改造的具體方法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不同的階段有重點地選擇傳播內容”。這一時期中共的傳播重心，正是馬克思學說中能夠直接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主張。
《馬克思紀念冊》直觀體現了這一宣傳導向。其中，陳獨秀的《馬克思學說》從剩余價值、唯物史觀、階級爭斗（即階級斗爭）、勞工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四個方面系統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與此一致，《馬克思誕生一〇四周紀念日敬告工人與學生》也明確指出，紀念馬克思的重要原因，正是他創立了“獨特的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唯物的歷史觀”“階級爭斗說和勞工專政說”。由此可見，剩余價值、唯物史觀、階級爭斗、勞工專政，是當時黨中央面向民眾重點宣傳普及的核心內容。縱覽紀念活動中的演說與文章，基本都圍繞這四個方面或其中某一主題展開。
一是剩余價值。黃衍仁在上海紀念會上講演了“剩余掠奪”，張秋人在長沙紀念會上報告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鄺摩漢在《今日》的《馬克思特號》上發表《絕對的相對的剩余價值研究》。陳獨秀在《馬克思學說》一文中強調指出: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和以前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不同之特點”。
二是唯物史觀。《今日》的《馬克思特號》發表了林可彝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王中君的《馬克思的唯物哲學》。胡南湖的《馬克思傳》重點介紹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並高度評價唯物史觀“就是馬克斯學說一個根本思想。所以無論他的什麼著作，都有這個思想的影子，閃在裡頭。並且無論什麼問題，都用這個眼光來觀察”。陳獨秀的《馬克思學說》指出唯物史觀的要點，一是說明人類文化之變動，二是說明社會制度之變動。“這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別家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之要點”。
三是階級斗爭。樊樹芬在長沙紀念會上講演唯物史觀與階級爭斗，楊杏佛在南京紀念會上重點闡發了馬克思的階級爭斗。陳獨秀在《馬克思學說》中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階級爭斗說互為印証，而《共產黨宣言》的理論精髓，正是以唯物史觀為根基來闡釋階級斗爭。其中要義有二:一是“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斗底歷史”;二是“階級之成立和爭斗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
四是無產階級專政。張太雷在廣州紀念會的開幕詞中指出:馬克思“和別個社會改革家不同，因為他指出革命的方法，他說要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長沙紀念會上，雷騰宇講演了“無產階級專政”。劉仁靜在《我們紀念馬克斯的意義》一文中指出:“我們第二應當紀念的，是馬克斯指示給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應由何階級，和應用何方法。”陳獨秀在《馬克思學說》中引用《哥達綱領批判》的話:“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勞工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紀念活動在系統介紹馬克思學說的同時，已初步呈現將其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趨勢，其典型代表就是毛澤東在長沙紀念會上所作的“共產主義與中國”講演。雖然演講的具體內容已不可考，但從主題可見，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思考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問題。
（三）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必勝的信念
張太雷在廣州紀念會的開幕詞中指出，馬克思“還有一種可使我們紀念的，使無產階級確信資本主義必定崩壞，無產階級革命必定成功。這種確信，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最為重要”。葉紉芳在發言中也談道:“在這種政治黑暗、武力壓迫之下，我們應如何努力奮斗，務望社會主義隨處皆得實現，到最后全國實行團結起來，將資本主義根本打倒，將共產主義的社會建設起來，那麼我們的目的才算達到。”主持上海紀念會的張秋人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最近的將來定會普及全世界，全世界將會成為革命的海洋。”這些都體現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信仰。正是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前途的信念，堅定了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劉仁靜在《我們紀念馬克斯的意義》一文中提到，有一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以筆墨口舌宣傳社會主義，但在心底卻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在近的將來實現”。這代表了第二國際一般領袖的思想。而“馬克斯的創設第一國際，他想即刻實現社會主義的精神，他努力想將第一國際變成實行的團體，變成權力集中的團體，變成國際工人互相聯合著推翻資產階級的團體”。可見，在馬克思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並不是看得見達不到的渺茫空想，而是可以腳踏實地實現的目標。
三、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活動的歷史價值
1922年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的活動，“掀起了一個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紀念和宣傳馬克思的活動”，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深遠影響。
（一）彰顯了中共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清醒的理論自覺
翻閱1922年5月的報刊，可以發現5月上旬具有重大紀念意義的革命節日不少。五一勞動節、五四運動紀念日、五七國恥日等，在社會上都有著廣泛的影響，這無疑是黨發動群眾、擴大社會影響的重要契機。但當時黨員尚不足200人，難以發起更多活動。事實上，在當時工人運動興起、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召開的背景下，黨、團組織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宣傳五一勞動節上。馬克思誕辰夾在這些重大節日之間，在當時所能形成的社會影響力，顯然難以與其他三者相比。然而，黨、團組織仍精心籌備紀念活動，並自覺將其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組織的成立結合起來。紀念活動期間，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分別在各地發表演說，深入宣傳馬克思學說，高度評價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彰顯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這一指導思想的堅定信仰、對其創始人馬克思的高度崇敬。
（二）促進了黨內思想統一，推動馬克思主義宣傳進入組織化、系統化階段
中共成立時，“思想准備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黨內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並不多，同時還夾雜著無政府主義等錯誤思想。李達曾說:“當時大家並不懂得辯証法”，“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譯過來”。董必武也談道:“那個時候，我們看到的馬列主義的東西是很少的。”蔡和森認為:“黨的開始成立時，其思想趨向是不會一致的。”“黨的革命理論是要經過長期間的各種爭斗才能形成的。”陳潭秋指出，一大前后的斗爭是“統一黨的思想，確定黨的基本任務，奠定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基礎”。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引導全國各地黨、團組織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討和宣傳，既深化了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吸引了更多先進分子向馬克思主義靠攏，有利於黨內思想的統一。從紀念活動的開展情況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不再是一時一地的秘密分散行動，而是有指導思想、有組織、有計劃的全面、公開的系統宣傳。這有助於奠定“布爾什維克的黨的基礎”，樹立中共“進步思想的中心領導”。
（三）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探索
1922年初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已經開始，全國各地工人運動風起雲涌，亟需馬克思主義為現實革命提供指導。中共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突出強調馬克思矢志實際革命活動的精神及其指導中國社會改造的具體方法，以及對無產階級革命必勝的信念，契合了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中共一成立，就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蔡和森強調:“要在自己的爭斗中”，“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和組織才行”。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區分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此時，中共成立僅一年時間。而在中共二大前兩個月舉行的馬克思誕辰紀念活動，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無疑為中共二大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分析中國社會的現狀，在思想上作了預備性的探索。
（四）開啟了紀念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及重要黨史人物誕辰的先河
在首次紀念馬克思誕辰之前，中共也曾開展過一些人物紀念活動。如1922年1月15日舉行的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犧牲三周年的活動;1922年2月至5月開展的追悼黃愛、龐人銓的紀念活動，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還通過決議將每年的1月17日定為黃愛、龐人銓紀念日。但這些紀念日均定於犧牲日，隻有馬克思是以誕辰日為紀念日，由此開啟了紀念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及此后重要黨史人物誕辰的先河。今天，紀念馬克思誕辰已經以制度形式規范固定下來。2018年5月4日，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黨中央還逐步形成為已故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舉行誕辰紀念活動的制度規范，相繼舉行了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00、110、120、130周年紀念大會，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110、120周年紀念大會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及重要黨史人物的誕辰紀念活動，不僅有助於全社會深入了解誕辰人物的思想、貢獻和精神品質，還起到了凝聚共識、傳承文化、教育后人等多重意義。
（注釋從略）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