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兒童工作的歷史回顧與思考

全民族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兒童工作在黨中央的關懷和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克服重重困難，圍繞讓孩子“能養大”“教育好”“靠自己”的目標，在醫療救治、武裝自救、生活保育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顯著成就，成為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兒童工作的典范。《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全民族抗戰時期邊區在毛澤東、朱德、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下，開展兒童工作的實踐探索和取得的豐碩成果。以此為基礎，對邊區兒童工作進行整體回顧與系統梳理，對推動新時代兒童事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與現實意義。

一、“把娃娃養大”:兒童醫療救治工作的推進與衛生保健知識的普及

全民族抗戰時期，邊區醫療條件落后，瘟疫和疾病時刻威脅著人民健康，特別是嬰幼兒的健康。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加之國民黨頑固派對當地的封鎖，使得醫藥奇缺、病患死亡率較高，特別是嬰幼兒的死亡率相對更高，一些地方的嬰兒死亡率甚至高達60%，百日咳、感冒引發的肺炎和痢疾等重症疾病是威脅嬰幼兒生命的主要元凶。對此，毛澤東指出:“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裡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並提出要中西醫結合，“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降低兒童死亡率，努力“把娃娃養大”，成為邊區兒童工作的首要任務。

為救治更多的病患和患兒，黨中央、八路軍和邊區政府首先集中力量進行醫療隊伍建設，相繼擴建和創辦中國醫科大學、白求恩護士學校等院校，並建立醫藥衛生研究機構和制藥廠，實現了“醫、藥、教”三位一體。1939年，邊區第二次黨代會通過《關於開展衛生保健工作的決議》，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強醫藥衛生工作，成立制藥廠、設立醫藥合作社以加強中藥研究，增設衛生所等。1940年6月，在邊區衛生署領導下，邊區國醫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會議討論了改進中醫中藥以促進邊區衛生工作問題，通過國醫研究會簡章及宣言，正式成立了邊區國醫研究會。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專門培養醫務技術人才和衛生干部的學校———中國醫科大學。學校的前身是八路軍衛生學校，師資力量主要來自平津滬等地的醫務工作者，其中不少人是很有聲望的學者和專家，也有一些獻身反法西斯斗爭的國際友人。學校強有力的專業師資，推動了邊區兒童醫療救治工作的順利開展。1941年，毛澤東親自為學校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此外，邊區還成立了醫藥學校、白求恩護士學校、中華醫藥研究會、邊區醫藥學會等。到1945年初，邊區共設立了11家醫院、75個衛生所，中西醫大夫達1350人。醫藥教育、研究機構的成立和醫療隊伍的壯大，有效改善了邊區醫療專業水平較低的狀況。

邊區還調集各方面力量支持醫療衛生工作，大力宣傳和普及衛生知識，幫助群眾掌握更多預防疾病的技能，做到防患於未然。1940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要求各地青委要以兒童工作為中心工作之一，推動政府、教育界、婦女團體擴大難童救濟及保育工作。中央宣傳部要求各地在高級小學的課程設置中要有衛生知識。這些措施有利於孩子們在課堂上學習科學知識的同時，進一步掌握基本的醫療衛生知識。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則利用農閑時間，特別是三八節等節日慶典，加強產婦生育和兒童防疫教育宣傳。許多群眾看完展覽后明白了“原來小孩子不是老天爺賜給的，是這樣生的呀!”展覽還單獨開設一間兒童保育室，陳列兒童死亡情況的比較圖和原因分析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兒童易患病症知識和預防措施。

邊區各級政府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在採取多種形式宣傳、普及衛生知識的同時，組織公共衛生清潔運動，有效降低疾病發生率。1941年，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邊區工作報告中號召，要提倡清潔運動，改善公共衛生，降低病患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1944年，延安多個縣傳染病盛行，不少兒童患病死亡。邊區政府立即成立防疫委員會，組織流動醫療隊下鄉救治患者。此外，邊區還調動多部門力量，於6月在延安召開衛生動員大會，號召群眾在醫務工作者指導下積極開展廣泛的衛生運動。會后，邊區組織開展了夏季衛生運動宣傳周活動。醫療隊在各鄉村巡回開展醫療救治，舉辦展覽和助產訓練班等，向群眾宣傳和講解衛生常識，指導開展衛生清潔運動等。在多方努力下，各地疫病得到有效控制。為響應邊區政府發出的“衛生第一”和“嬰兒死亡率降至60%以下”的號召，各地在冬學運動中增加以婦嬰衛生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婦女衛生冬學。通過婦女衛生冬學推廣新法接生，宣傳科學衛生和婦嬰保健常識，啟發群眾同愚昧現象和落后的衛生習慣作斗爭。一些劇團、救亡室、報紙也有計劃地進行清潔衛生的宣傳教育。比如，救亡室採取讀報、座談、組織演講、講故事等方式宣傳衛生和育兒常識等。這些涉及產婦生育和兒童防疫的宣傳教育，以群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引導群眾改變生活方式，有效降低了疾病發生率和死亡率。

二、“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兒童武裝自救的教育與訓練

日本侵略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面對敵人的殺戮，兒童除了依靠成人的保護和救護，也需要自己武裝起來，展開自救，加入到抗擊侵略、救亡圖存的隊伍中來。1938年，毛澤東在《邊區兒童》創刊號的題詞中號召:“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1940年，朱德在《華北抗戰的總結》中也發出號召:“自兒童以至老人都有武裝抗日的自由和責任。”

根據黨中央指示，邊區各級黨委和政府對兒童開展以抗戰武裝為核心內容的國防教育。1938年，邊區在延安召開第一次國防教育代表大會，成立了國防教育會。隨后，邊區政府教育廳制定《陝甘寧邊區國防教育的方針與實施辦法》，規定邊區國防教育的任務是提高民族覺悟、勝利信心和增加抗戰的知識技能，培養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建設者，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解放。1939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確定“加強國防教育工作”為“當前迫切的任務”，“要普及邊區國防教育，培養抗戰人才”。這一時期，中央宣傳部規定，高級小學課程中“運動”等主要科目要包含半軍事的教育，主科之外要輔以時事政治的教育。按照中央宣傳部和邊區政府要求，邊區很多中小學都開設了軍事國防和時事政治教育課程。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兒童工作的決定》，要求在縣和省委以上（在華北）設立兒童部，並配備專門干部負責，盡可能組織兒童工作團，要求青委多編以抗戰時事和動員號召為主要內容的通俗讀物、民謠等，發揮青年在兒童國防教育中的作用。除了課堂上的國防教育外，邊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還要求各級學校將兒童組織起來進行軍事訓練。邊區各級學校按照自身教學安排，靈活組織軍事訓練:有的直接開設軍事訓練課，有的在體育課中融入專門的軍事操練，有的利用晚間集中開展軍事會操或訓練。

1938年，抗日兒童團和抗日少年先鋒隊在延安成立。抗日兒童團的宗旨是“聯合全（西北和華北）中國的小兄弟小姐妹結成好朋友”，“參加救國工作”。兒童團員的日常任務有“宣傳大家打日本”“偵察敵情捉漢奸”“站崗放哨送書信”等，口號是“時刻准備著”，行的是五指禮，即“立正用右手五指，齊右額舉起”，“表示中華民族兒童團結起來，打倒日寇漢奸，又表示世界上五大洲的兒童團結起來，保護世界和平和人類文化”。抗日少年先鋒隊是“不脫離生產之半軍事性的少年組織，宗旨為鍛煉體格，學習軍事，發揚少年英雄英勇衛國精神，成為抗日軍的堅強后備隊伍”，“平時戒備鋤奸鞏固后方，遇戰爭迫近時配合正規軍自衛軍與敵人作戰保衛家鄉”。邊區廣大少年兒童紛紛加入抗日兒童團和抗日少年先鋒隊，他們或加入到軍事武裝的隊伍中配合戰斗，或加入到生產后勤的保障大軍中，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支生力軍。他們在斗爭中接受了深刻教育，培養了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仇視敵人的堅定信念，鍛造了機智勇敢、意志堅強、活潑可愛的優良品格。他們站崗放哨、送信、捉漢奸、慰勞抗日軍屬、募捐、宣傳抗戰，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許多貢獻。他們中間涌現出來的抗日民族小英雄，成為少年兒童學習的榜樣。

對兒童武裝自救的宣傳教育集中體現在每年的兒童節活動中。1931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兒童節紀念辦法，規定每年4月4日由各小學、幼稚園、社會教育機構及家庭舉行紀念。毛澤東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兒童節期間或前后，專門題詞題字勉勵孩子。邊區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兒童節期間組織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紀念大會、展覽會、文藝表演、晚會等。1940年4月2日，兒童節前夕，各地兒童團員到延安參加政治測驗比賽，內容主要是時事政治和國防教育。次日，兒童座談會召開，討論華北兒童工作的報告、晉察冀邊區的兒童工作情況匯報等。4日，毛澤東為兒童節題詞———“天天向上”。兒童展覽會也於同一天在延安開幕，展覽內容包括兒童讀物、手工作品、玩具、服裝，還有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欺騙、麻痺兒童的宣傳品等。當天下午，兒童編入不同隊伍，在廣場進行軍事檢閱表演。這些表演是兒童團員日常軍事教育和訓練的縮影，也是孩子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

三、“育我后代”:機構保育的推行和家庭保育的發展

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無數家庭與學校毀於戰火，無辜兒童慘遭劫難。邊區是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總后方，聚集了大量抗戰將士和為抗戰救國奮力工作的黨的干部。為保育烈士遺孤，解決前方將士和機關干部的后顧之憂，“育我后代”成為黨中央、中央組織部門和邊區政府高度重視的一項兒童工作。

中央組織部被譽為“干部之家”。1939年，部長陳雲和副部長李富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在可能的情況下，“育我后代”也是黨的責任。陳雲常說，凡是干部擔心的事，也是從事組織工作的同志應該關注的事。隻有幫助干部解決困難，才能使干部解除后顧之憂，安心工作。對烈士遺孤、干部子女等革命后代，中央組織部安排各地黨組織把他們送到延安，進入學校學習。為解決干部子女教育問題，延安魯迅師范學校專門設立了干部子弟小學班。這個班幾經變遷，曾改為延安干部子弟學校、魯迅小學、邊區中學小學部、邊區兒童保育院小學部、華北育才小學等，1949年搬入北京后改稱北京育才小學。陳雲在該校建校45周年時題詞:“繼承發揚延安革命精神，為無產階級教育事業做出新貢獻。”

為搶救民族后代，讓無家可歸的難童健康成長，1938年3月，中國共產黨聯合各黨派與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漢發起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9月，在戰時兒童保育會和各方幫助下，邊區政府將成立於1937年的托兒所改為陝甘寧邊區兒童保育分院。保育院盡力為孩子們提供相對良好的生活條件，在學習教育上，為孩子們提供基本的文化設施，同時開展抗日救國教育。林伯渠在延安召開的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說:保育院雖因“物質條件的限制，還未能達到期望的成績，然而卻開辟了邊區培養健全后代和減少工作人員家庭顧慮的門路”。

除了邊區兒童保育院外，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還關注普通家庭的兒童保育工作。邊區聚集了不少女干部和已獲解放的婦女，她們既要參加革命工作或生產勞動，又要養育后代，工作和家庭難以兼顧。由於沒人照管孩子，經常發生事故，甚至出現個別女干部不願意生育、隻願投身革命工作的情況。婦女工作進展緩慢，甚至有個別婦女干部自己都不願意從事婦女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八婦女節工作的指示，要求轉變婦女工作作風，提出婦女工作“過去多半偏重在抗戰動員工作方面”，“今后除繼續抗戰動員工作外，必須把深入家庭保護婦女切身利益作為經常工作的中心”，要把“關心婦女生活痛苦”“注意保護母親兒童（注意使孕婦產婦得到休息，兒童得到適當保育等）”作為經常工作。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和邊區政府按照中央指示，積極推動婦女工作，以三八節、兒童節等節日為契機組織頒獎儀式，表彰模范婦女、模范婦孺工作者，推動各地興辦互助性質的“月子會”和托兒所等保育組織和機構。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婦女撫育孩子和參加革命工作的矛盾，既推動了婦女工作，也帶動了兒童工作。

四、“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兒童自我教育的一體實施與互促發展

兒童是未來的創造者。兒童工作的價值目標是不僅要“能養大”，還要“教育好”。1939年，邊區政府公布的施政綱領明確提出要“實行普及免費的兒童教育，以民族精神與生活知識教育兒童，造成中華民族的優秀后代”。1942年4月4日，《解放日報》刊發了毛澤東為兒童的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怎樣“造成中華民族的優秀后代”?如何“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中央有關部門和邊區政府立足實際，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探索出一條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兒童自我教育三位一體、互相促進的路子，多層次多樣化推進兒童教育工作。

兒童教育一般分為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1940年，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宣傳部對兒童教育工作的主要內容、性質特點和基本原則進行了指導和規定。在學校教育方面，要求盡可能恢復與重新建立各地小學校，包括初級小學、中心小學、完全小學等，以建立廣泛的小學網。在社會教育方面，要求在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樂部等文化教育活動中心。堅持“寬進快出”原則，放寬入學兒童的年齡，讓更多失學少年兒童入學，特別是農村的少年兒童，同時縮減學制年限，以適應戰爭給辦學帶來的困難。堅持“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除“國語（常識在內）、算術、唱歌、運動為必修科目”外，還要有自然、社會及勞作等內容。孩子們在學校裡學習，在生產實踐中成長，自己建設學校，成為“小先生”，創造條件進行自我教育。

邊區黨委和政府十分重視兒童教育，一邊改造已有的舊式學校，一邊克服各種困難，因陋就簡創造條件創辦新學校。早在1934年，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政府主席習仲勛領導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創辦了一所列寧小學。學校自力更生，獨立編寫的教材通俗易懂，讀起來朗朗上口，很受鄉村兒童歡迎。如今，一些老人還能清楚地記得政治教材上開頭的兩句話:“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兩導師。”1940年，時任中共關中地委書記的習仲勛在創辦陝甘寧邊區第二師范學校時開創性地推行“學校與群眾變工互助”，即學校派學生給群眾鋤一天地，群眾幫學校犁一天地。這既解決了學校的困難，鍛煉了學生，又密切了與群眾的聯系。

面對師資嚴重缺乏的現實，在著力爭取、改造現有師資並注重培訓新師資的同時，邊區在兒童教育工作中創造性推行“小先生制”和學生自治制度。除了作為學校教育主力軍的教師外，更多優秀小學生成為“小先生”，幫助其他學生學習。學校通過成立學生會、俱樂部等社團實行兒童自治，由學生自主制定紀律規范，教師隻起到指導作用。學生的自主性、創造性和集體主義精神得到充分發揮，他們和老師們一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走出了一條自給自足、自我教育的成長之路，在實踐中實現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邊區各級政府特別是教育部門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因地制宜，推動兒童教育工作，興辦各類規模不同的小學。1937年春，全邊區僅有小學320所，在校生約5600人。到1940年春，已有小學1340所，在校學生4.1萬余人，學校增長3倍多，學生增長6倍多。此后，小學教育不斷發展，民辦小學也逐年增多。到1944年上半年，小學達1377所，其中民辦小學1057所。

在創辦各類小學的同時，邊區政府還充分發揮青年救國會及其領導下的兒童團在國民教育方面“第一助手”的作用，號召會員和團員積極參加國民教育，成為學校和社會教育中成年、青年、兒童的榜樣。邊區各級教育部門和社會團體還組織各類識字組，舉辦大眾黑板、讀報、演講、壁報、戲劇等民眾需要和樂於參加的教育活動。在條件有限的地方，通過設立小規模的讀書室，講解和閱讀通俗讀物、出版牆報等機動靈活的形式，提高群眾的識字能力和文化程度。在邊區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以民辦公助為基本方針，以需要和自願參加為原則，讀報識字組、夜校、半日校、冬學、讀書班、民教館等形式的社會教育得到大力發展。到1944年，各類識字組、讀報組幾乎遍及各村，全邊區參加冬學的農民約5萬人。民眾的文盲率顯著下降，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毛澤東對邊區的兒童教育工作給予了表揚，說:“我們陝甘寧邊區的小學教員的任務和功勞是很大的”，“你們辦一個小學，學生三十多個”，“學生的父母、兄弟、姊妹、七親八眷，沒有到你們的小學校裡讀書，但是你們教了學生，經過學生把知識傳達給他們，這也是進行教育”，“你們教育了邊區的兒童，教育了邊區的老百姓，發揮了抗戰教育的作用，發展了邊區教育事業”。

五、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全民族抗戰時期，邊區兒童保教工作在黨和政府的重視與推動下有了長足發展，兒童團、識字班、“小先生”等生動活潑的組織形式，不僅有效動員了廣大少年兒童參與抗戰救亡，更在文化教育和生產實踐中培育了一代新人，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一是黨中央高度重視，將“深切關懷”和“自立自強”理念相結合，為做好邊區兒童工作提供根本遵循。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得到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直接指導。日理萬機的毛澤東除了多次直接給兒童題詞進行鼓勵，還在一些小事情上記挂著孩子們。比如，1941年4月，毛澤東專門致電創辦和領導《華商報》的廖承志，請他在香港為延安兒童保育院購買聽診器、窺耳器等醫療器械。1944年3月，他看到《解放日報》上關於延安市完全小學在春季招生中學生驟增一倍的消息，表示“這是很好的一個新聞”，“說明完小已經做出了實際的成績，應當廣播到全國去”。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陳雲等也都非常關心兒童工作。中央組織部門、宣傳教育部門和婦女、青年工作部門也對邊區的兒童教育工作給予了直接的指導和幫助，促進了工作的順利開展。與此同時，從自學醫療知識的兒童到“自我武裝的小戰士”，再到“自我教育的小先生”，黨中央始終將自立自強作為開展兒童工作的價值理念。這是邊區兒童工作最鮮明的時代特點，也是最寶貴的歷史經驗，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二是邊區各級黨委和教育部門積極主動作為，因地制宜，堅持走群眾路線，全力以赴做好兒童工作。關中地委書記習仲勛親自創辦學校，親自選人成立籌備小組，直接領導學校籌建工作並兼任校長。當學校遭遇國民黨頑固派的武裝摩擦時，習仲勛親自指揮學校搬遷、保護學生安全、保障教學秩序等，始終心系學校建設發展和師生安危。他提出:學校要依靠群眾，依靠地方黨支部和鄉政權，要和駐地群眾保持密切聯系，這是學校安全的重要保証。1943年，延安市完全小學的教學方針脫離實踐，教學內容較少涉及邊區實際情況，學生在校所學難以用於實踐，群眾不願送子女入學。在邊區教育部門的指導下，學校進行調研，聽取群眾意見，調整教學方針，增加了記賬、寫信、寫路條、寫契約、珠算等教學內容，並自編一些介紹邊區鄉土風情的教材，將教學與生產相結合，受到群眾歡迎。

三是社會群團組織積極參與兒童工作，以兒童工作促進自身發展。社會群團組織在兒童工作中具有先天優勢。兒童工作不僅是婦女、青年團體開展工作的重要領域，能有效促進婦女、青年工作的發展，同時也是婦女干部成長的重要平台。比如，宋慶齡、鄧穎超、蔡暢、康克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是兒童工作的杰出代表，被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們親切地稱呼為“媽媽”。半個世紀后，近80歲高齡的康克清撰文回憶延安時期的工作時寫道:“那時我對婦女工作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偶爾也流露出不太安心的情緒”，后來認識到“不能認為自己解放了，而忽視千百萬婦女的解放”，“女同志自己不願做婦女工作，那誰來做呢?”，“提高了認識，對婦女兒童工作也就日益熱愛起來，至今不渝”。

四是邊區與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加強交流、互學互鑒。在黨中央和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推廣下，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將兒童工作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進行交流和借鑒。比如，面對教師匱乏的困難，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充分挖掘已有教員的基礎上，除推廣“小先生制”外，還借鑒推行其他游擊區類似助教制度的“導生制度”。在冬學運動中，除普遍建立夜校、識字班等，根據地政府還提出了舉辦“午校”和樹立“識字牌”的做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閑時間開展民眾教育和國防教育。按照黨中央要求，根據地和邊區一樣也把恢復、改造和普及小學教育提到重要地位，使大批因戰亂和貧困而失學的兒童得以順利入學。在根據地的游擊區、邊緣區，學校由公開轉向隱蔽，通過游擊學校、分組教學、化裝教學、洞口教學等多種辦學形式和教學形式頑強地存續與發展。在邊區多數學校遭受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武裝侵襲時，這些辦學方式得到了廣泛應用。

我們黨高度關心重視少年兒童工作，這是確保紅色江山后繼有人、紅色血脈永續相傳的關鍵所在，是黨的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從黨史的角度持續開展黨的兒童工作研究，是一項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重要課題，不僅對“做好今天”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也可為“創造未來”提供有益借鑒。

（注釋從略）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