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看中共初創時期對文化領導權的初步探索

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也稱“科玄論戰”），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發巨大反響，對當時及此后的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對這場論戰高度關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鄧中夏等人紛紛撰文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知識分子及廣大青年群眾進行引導。以往的研究更多關注論戰中科學派和玄學派的相關言論，較少關注中國共產黨在這場論戰中的影響特別是黨對文化領導權的認識和把握。本文以《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3年卷中有關這場論戰的論述為切入點，聚焦中國共產黨在論戰中發揮的作用、產生的影響，梳理和闡述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對文化領導權的認識和初步探索。

一、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由來及主要內容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發表題為《人生觀》的演講，主要闡明了兩個方面的觀點。一是關於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問題。對此，張君勱認為，科學是“客觀的”“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為因果律所支配”“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人生觀則不同，“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因為上述5個特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二是關於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張君勱在此次演講中沒有展開論述，但這個問題卻是他濃墨重彩闡述人生觀問題的原因所在。他的演講對象是一批即將赴美留學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在國內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即將前往國外學習西方文化，他們將面對一戰結束不久的西方社會，面對東西方文化的直接沖突。張君勱認為，不同的人生觀決定了他們對待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和方法:“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而人生觀是決定如何擇採文化的關鍵:“西洋之有益者如何採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間，皆決之於觀點。觀點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質上之制度，乃可按圖而索。此則人生觀之關系於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張君勱在此次演講中表達的主要觀點，實質上是接續了一戰后漸漸崛起的東方文化派對科學與理性的批判。

不久，曾和張君勱一起於1918年隨梁啟超游歷歐洲的地質學家丁文江撰文《玄學與科學》，對張君勱的觀點進行批駁。他批評張君勱關於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的觀點的謬誤所在，認為人生觀不能同科學分開，“若是我們相信了張君勱，我們的人生觀脫離了論理學的公例、定義、方法，還成一個什麼東西”。他梳理了歐洲科學與玄學論爭的歷史，指出張君勱“這種不可通的議論的來歷，一半由於迷信玄學，一半還由於誤解科學”，批評玄學論者把一戰后所謂歐洲文化破產歸因於科學的錯誤觀點，“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為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他還揭露玄學論的思想根源:“這種玄談最合懶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內心，可以否認事實，可以否認論理與分析。”他引用胡適的話，主張:“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他還指出，“做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張君勱，是要提醒沒有給玄學鬼附上身的青年學生”。

張君勱和丁文江是當時的社會知名人士，均以青年導師形象示人，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問題。之后，二人又多次發表文章往來論辯，很多著名學者也加入進來。站在丁文江一邊的即“科學派”，有胡適、吳稚暉、王星拱等;站在張君勱一邊的即“玄學派”，有梁啟超、張東蓀、林宰平等。

1923年11月，亞東圖書館將論辯雙方文章匯集成冊，請陳獨秀和胡適分別作序。陳獨秀此時已經擔任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他的序文總體上支持科學派，同時對科學派的不足也進行了批評，用大量筆墨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這場論戰的重要文章。

不過，陳獨秀此文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參與論戰的唯一文章，同月召開的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了涉及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重要決議。這一時期，李大釗、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等共產黨員紛紛撰寫文章、發表演講，表達對科學與人生觀問題以及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見解，掀起了一次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熱潮。

二、中共中央制定文件，明確要求對廣大群眾開展正確人生觀的宣傳教育

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在上海召開，進一步研究貫徹落實黨的三大決議的具體辦法。會議通過的《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用較多篇幅對科學問題和人生觀問題進行了闡述，是這一時期唯一一份直接涉及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黨的正式文件。

該文件共分A、B兩個部分，A部分為宣傳方針，分政治、勞動、農民、文化四個方面。在勞動方面，確立了對勞動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的宣傳方針，其中明確要求對勞動群眾的宣傳應特別注意正確人生觀的灌輸，“自然及社會科學之常識，共產主義之淺釋（當與工人以整個的科學的奮斗的人生觀）”。在文化方面，文件用更多篇幅闡述了人生觀問題，不但論述了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重要性，而且規定了斗爭的方法、途徑，闡述了共產主義者應當樹立什麼樣的人生觀等重要問題。關於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重要性，文件明確指出:“文化思想上的問題亦當注意，這是吸取知識階級，使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既要反對東方文化派代表的復古倒退的思想潮流，也要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代表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潮流，“反對東方文化派（純粹的東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純粹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是個人主義，偽慈善主義;共產派當宣傳為斗爭而互助，斗爭乃為將來全人類之互助;無斗爭即無生活）”，還要反對“宗法社會之舊教義”“反對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組織”。文件還明確指出，共產黨員應當樹立唯物主義的宇宙觀、社會觀和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同時，文件還闡述了集體主義的人生觀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強調堅持正確的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反對個人主義，但不是不要個人利益，而是兼顧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健全的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及社會觀及‘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反對個人主義;各個人當擇一宗旨，結為團體，服從其分配工作以達共同目的，亦即自己之目的;個人生活當然因此得一部分的滿足，同時亦當自求生活保証，求身心的強健;結團體本是為著各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安全亦是為著團體的工作。既有團體（或社會）便有各團員間之相當關系（或新的習俗），非此不能維系;決不應以為共產主義便真是‘過激主義’———蔑視一切個人私德）”。由此可見，中共不但充分關注到思想文化界正在進行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而且意識到了這場論戰的重要影響，並對如何應對作出了明確的布置和安排。

對於地方黨組織的應對和參與，該文件要求“各地有可能時，設社會科學的研究會”，研究會要組織學習《新青年》、翻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及社會科學講義;每月召集會員學習，“預指材料及問題，或請人講演或共同問答”;如果學習過程中有疑問，可以請中央教育委員會答復;還可以組織會員開展關於中國社會現實問題、勞動問題的實際調查。各地黨組織努力貫徹落實中央的要求，如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在1924年5月向黨中央報告工作時就提到安源黨組織制定了人生觀的宣傳教育計劃，“對外宣傳注意立於唯物史觀上面之文化運動（如反對東方文化派，反對宗法社會之舊教義，反對基督教教義及其組織，宣傳健全的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及社會觀及集體主義的人生觀，文學的及科學的宣傳主義）及國民運動”。當然，由於局勢復雜多變及缺乏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建樹的知識分子，地方黨組織在參與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方面並沒有開展太多工作。

三、共產黨人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導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群眾樹立正確人生觀

從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黨的北方工作負責人李大釗，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黨的機關刊物《新青年》主編瞿秋白，中國共產黨人以撰寫文章、發表演講等方式，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的、科學的、正確的積極向上的人生觀。

陳獨秀在應亞東圖書館之邀撰寫的《〈科學與人生觀〉序》一文中，系統闡述了其對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見解。針對張君勱列舉的所謂科學不能解釋的9種人生觀，他用科學的方法和原理一一解釋說明，指出不同的人生觀是由人們所處的不同客觀環境造就的，絕不是由完全主觀的個人意志所決定的，“自然科學已經說明了自然界許多現象，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社會科學已經說明了人類社會許多現象，這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自然界及社會都有他的實際現象:科學家說得對，他原來是那樣;科學家說明得不對，他仍舊是那樣;玄學家無論如何胡想亂說，他仍舊是那樣;他的實際現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隨著你們唯物論、唯心論改變的”。

陳獨秀對於丁文江等科學派在論戰中的不得要領也提出批評，科學派“文章寫得雖多，大半是‘下筆千言離題萬裡’，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學概論講義’，不容易看出他們和張君勱的爭點究竟是什麼”。科學派之所以表現不如人意，是由於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個“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陳獨秀還指出，丁文江“承認宇宙間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還把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歸到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卻也離開事實太遠了”，這些言論表明所謂科學派其實跟張君勱一樣走的是唯心主義道路。綜合分析后，陳獨秀得出結論:“我們相信隻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

為進一步宣傳唯物史觀，1923年12月，陳獨秀撰文對胡適所持的唯物史觀是一種歷史觀而非人生觀的論點進行批駁，並進一步說明為什麼唯物史觀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他指出:唯物史觀能夠“在客觀上對於一切超科學的人生觀加以科學的解釋”，從而“証明科學之威權是萬能的，方能使玄學鬼無路可走，無縫可鑽”。唯物的歷史觀“名為歷史觀，其實不限於歷史，並應用於人生觀及社會觀”。陳獨秀聯系儒家、道家等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指出，一定的思想的產生，離不開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道家思想是小農社會的產物，儒家思想是宗法封建的結晶，“他們的思想即他們社會經濟制度的映相”。同時，陳獨秀還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角度論証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動，本為社會進步所必需，然其效力隻在社會的物質條件可能以內。”

瞿秋白撰寫多篇文章闡述科學與人生觀問題，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23年11月的《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文章開篇即鮮明指出這場論戰的實質所在，“‘所論的問題，在於承認社會現象有因果律與否，承認意志自由與否’，別的都是枝節”，即“必然”與“自由”的關系。文章批評張君勱認為自然界有相同現象故“可以做科學的對象”，而人類社會“不能發見‘相同’的人，故不能以科學測度”的觀點“是很錯的”，因為社會現象是人創造的，人的意志行為又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這些因果律，則其意志行為更切於實際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開始實行自己合理的理想”。文章分析了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論述了自由與必然的關系，認為雖然“社會裡與自然界同樣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處，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內部隱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學的職任便在於發見這些公律”。“‘自由’本是歷史發展之必然的產物”，“人的意志愈根據於事實，則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據於事實，則愈不自由”。具體到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瞿秋白指出，導致包括人生觀在內的社會現象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生產力發生變化，經濟關系、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心理就會發生變化，反映社會心理變化的包含宇宙觀人生觀在內的社會思想即隨之發生變化。結合社會現實詳細分析之后，瞿秋白得出結論:“科學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釋人生觀，而且足以變更人生觀。”瞿秋白還以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為例說明人生觀可以通過科學的教育方法獲得，由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的俄國新政權，不但有“必然競爭得過小企業的大經濟制度（包括一切運輸機關及放貸機關），又有政權足以支配社會活力，有教育足以養成新階級的科學人生觀，必定可以處於勝利的地位”。

李大釗通過在大學發表演講等方式，對人生觀問題發表見解。1923年4月，他在復旦大學發表史學與哲學的演講，指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打破了過去崇拜英雄聖賢的觀念，“使我們知道社會的進步不是靠少數的聖賢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過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的新時代，全靠我們自己努力去創造。有了這種新的歷史觀，便可以得到一種新的人生觀”。1923年至1924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開設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他在授課過程中闡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很多內容涉及科學與人生觀問題。他指出:“歷史觀者，實為人生的准據，欲得一正確的人生觀，必先得一正確的歷史觀。”他還撰文對玄學派復古倒退的歷史觀提出批評:“在中國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本來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於今日，又有反動復活的趨勢。”他鼓勵人們要確立進步的歷史觀、人生觀:“我們要改變這誤謬的時的觀念，改變這隨著他產生的誤謬的歷史觀、人生觀，要回過頭來順著向未來發展的大自然大實在的方面昂頭邁進，變逆退的為順進的，變靜止的為行動的。這樣子，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奮興鼓舞的歷史觀，樂天努力的人生觀。”

鄧中夏則進一步闡述了建立思想界聯合戰線的問題。1923年11月，他在《中國青年》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一文，將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分為東方文化派、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東方文化派可說代表農業手工業的封建思想（或稱宗法思想），科學方法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資產階級思想，唯物史觀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無產階級思想，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有他們的背景”。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都信仰科學、運用科學方法，二者的區別在於，唯物史觀派“相信物質變動（老實說，經濟變動）則人類思想都要跟著變動，這是他們比上一派尤為有識尤為徹底的所在”。他批評東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學的”，而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是真新的，科學的。現在中國思想界的形勢，后兩派是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鄧中夏預判並勾勒出中國思想界的論爭走向，“封建思想必被資產階級思想征服，資產階級思想必被無產階級思想征服，這是社會進化與思想進化的鐵則”。文章表達了建立思想界統一戰線的設想，“代表勞資兩階級思想的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尚有攜手聯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東方文化派進攻的必要”。

共產黨人不但通過報紙、雜志、學校講堂等渠道宣傳科學的人生觀，還在實際生活中積極擴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1924年1月，鄧中夏在津浦列車上遇到一位西醫。他與這位醫生談起哲學問題，闡述了關於玄學、科學等思想問題的見解。鄧中夏分析玄學產生的根源在於科學不發達，“宇宙萬物有許許多多的事得不到解決，那時的思想家對於宗教迷信既不滿意，所以全憑個人的理想，構造成一個不可摸著的玄妙哲學。”隨著科學的進步，人類對大自然的認識不斷深化，玄學的空間越來越小，“哥白尼的天文學和牛頓的萬有引力說出，宗教迷信為之推翻。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說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出，玄妙哲學為之動搖。”

四、幾點啟示

“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基礎。”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是近代中國大變局下，科學、哲學甚至玄學與廣大人民群眾人生觀的一場思想互動，其中蘊含著深刻影響中國發展進程、影響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實質是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現代文明、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通過多種方式積極參與論戰，批駁玄學派的錯誤觀點，指出科學派的不足之處，正面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者積極向上的人生觀，發揮了思想引領的重要作用。

（一）中國共產黨在論戰中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述了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是對文化領導權的自覺建構和主動引領。新文化運動以來，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思想文化界一直存在兩種對立的傾向，一種是全盤否定的文化虛無主義傾向，一種是全盤肯定的文化復古主義傾向。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正是這兩種傾向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映射。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領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后，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視，黨的一大即通過決議明確宣示黨要掌握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權。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指出:“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對於1923年的這次論戰，黨予以高度關注，不僅在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相關決議，而且從委員長到普通黨員，都紛紛寫文章、作講演，甚至在旅途中亦不忘進行宣傳，彰顯了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領導權的高度重視。共產黨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將唯物史觀引入人生觀領域，回答了科學派與玄學派關於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這一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反復闡明，復古倒退是死路一條，隻有社會主義才是解決文化問題、文明問題的正確道路，正如瞿秋白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文明，以擴充科學的范圍為起點，而進於藝術的人生”，“社會主義的文明是熱烈的斗爭和光明的勞動所能得到的;人類什麼時候能從必然世界躍入自由世界，———那時科學的技術文明便能進於藝術的技術文明。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還是正義的世界;不但是正義的世界，而且還是真美的世界!”

（二）中國共產黨在論戰中強調要從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高度幫助廣大青年培養正確的人生觀，體現了黨對青年思想狀況的高度重視和及時引導。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和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熏陶，中國廣大青年展現出參與政治、參與社會改造的巨大熱情，成為各黨派積極爭取的對象。人生觀與信仰息息相關，有什麼樣的信仰，就有什麼樣的人生觀。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發生在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之前，論戰的主題圍繞科學與人生觀問題展開，側重於如何引導青年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念體系，其中就包含應該樹立什麼樣的信仰的重要問題。無論是科學派、玄學派，還是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唯物史觀派，其主張都體現了對青年群體思想信仰狀況的高度重視。陳獨秀強調:“我們斷然不能拋棄我們的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極為關心關注青年的思想教育，陳獨秀創辦的開啟新文化運動潮流的刊物即以《新青年》命名，把拯救國家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更是把青年運動作為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年工作由此迎來新的局面。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開始后，黨明確認識到這次論戰對廣大青年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影響，並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對包括廣大青年在內的勞動群眾進行科學的人生觀教育。1923年8月青年團二大通過的《教育及宣傳決議案》，強調以共產主義原則和國民革命理論教育青年工人、農民、學生群眾是青年團“最重大的責任”，針對青年學生“富活潑冒險的精神，少具成見而思想新穎，勇於有為”的特點，要向他們“介紹唯物主義的學說以醫治學生界空想之病”。隨后，團中央創辦《中國青年》雜志，加強對青年運動、青年思想的指導和引領。

（三）中國共產黨在論戰中強調建立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將黨的聯合戰線主張擴展到了思想文化領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問題，1922年6月15日發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同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通過《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聯合戰線主張，其聯合對象主要是國民黨等黨派，尚未具體涉及思想文化方面。思想界的聯合戰線是黨的民主聯合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思想文化領域的分化，中國共產黨逐步提出建立思想界聯合戰線的主張。1923年7月，陳獨秀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前鋒》上發表《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一文，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高度評價胡適對張君勱等東方文化派復古倒退思想的批評，肯定胡適“實在是中國思想界一線曙光”，提出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與其聯合，“適之所信的實驗主義和我們所信的唯物史觀，自然大有不同之點，而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在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中，鄧中夏再次重申陳獨秀提出的建立思想界聯合戰線的主張，認為與胡適等聯合“不特是必要，而且是應該”。在聯合的范圍方面，鄧中夏提出還要聯合“行為派的心理學家”“三民主義的政治家”“社會化的文學家”“平民主義的教育家”等“各種友軍”，“使我們革命派的勢力增厚和地盤加大”。他發出預言和號召:“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進步的思想家聯合起來呵!”從提出民主的聯合戰線到提出思想界的聯合戰線，表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創造性地運用到思想文化和統一戰線領域，在深入分析中國社會各類思想文化派別的基礎上，把統一戰線的工作領域從政治層面擴展到了思想文化層面，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革命斗爭。

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真理性不斷得到驗証彰顯、戰勝各種謬論迷思的歷史，是一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斷贏得認同支持的歷史。肇始於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最后的勝利屬於堅持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場論戰后，馬克思主義在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中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也日益為人們所理解、接受和信仰。此后，雖然思想文化領域的論爭依然存在，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吸引了無數先進分子心馳神往、躬身踐行，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引領中國革命澎湃向前。

（注釋從略）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