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斗爭智慧及其當代價值

﹝摘 要﹞

從一定程度上說，中國共產黨人成熟的斗爭智慧是由毛澤東開創的。這種斗爭智慧絕不是圍繞個人私利而展開的算計，也不僅僅是一種關於斗爭的謀略，而是一個內涵豐富，包含思想根基、價值取向、策略方法、精神意志等在內的多維一體的復合運思整體。毛澤東的斗爭智慧包括既以科學理論來指導斗爭，又從斗爭中創造新的理論﹔始終為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斗爭，為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斗爭﹔堅持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的統一、斗爭過程和斗爭實效的統一、戰略思維和辯証思維的統一等策略方法﹔堅守斗爭為公不為私的操守和風骨、敢於斗爭的意志和膽識以及敢於勝利的信心和勇氣。新時代，我們要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點，打好主動仗，不斷夯實斗爭的思想根基，把握斗爭的正確方向，掌握斗爭的策略方法，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關鍵詞﹞

毛澤東 斗爭智慧 當代價值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通過不斷斗爭取得的。”堅持敢於斗爭，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奮斗的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的斗爭經驗，展現出高超的斗爭智慧。今天，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所要經歷的斗爭不會少。深入分析毛澤東的斗爭智慧，不斷總結斗爭經驗，增強斗爭本領，也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應當說，毛澤東的斗爭智慧不是圍繞個人私利而展開的算計，也不僅僅是一種關於斗爭的謀略，而是一個內涵豐富，包含思想根基、價值取向、策略方法、精神意志等在內的多維一體的復合運思整體。

一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毫無疑問，毛澤東斗爭智慧的產生，有著深刻的主客觀條件。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斗爭智慧的形成離不開實踐的磨礪和各種風險挑戰的考驗。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壞到了極點，社會黑暗到了極點，人民也苦到了極點，於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蓬勃興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認為，“有許多事物需要深入的研究、調查，中國處在偉大的變動中，自己不能離開這個戰斗的環境”。經過對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中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毛澤東才逐步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認識到應該怎樣在中國進行革命斗爭。而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在中國這樣落后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先例可循，同樣需要在不斷克服各種矛盾困難中探索前進。一方面，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遭遇的艱難險阻迫切需要斗爭智慧的出場﹔另一方面，革命和建設進程中復雜的斗爭實踐又為毛澤東斗爭智慧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創造了條件。比如，正是因為深刻認識到忍耐與團結在斗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才講道，“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正是因為逐漸具備了這樣的斗爭智慧，他才最終成長為一位能夠駕馭復雜局面、為全黨所信賴的領袖人物。

毛澤東斗爭智慧的形成也離不開個人的意志品質和精神追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從毛澤東的成長經歷來看，從幼年時期起，他就十分關注《水滸傳》等關於造反故事的書。他曾講道：“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裡讀的。”而湖湘文化中經世務實、敢為人先的人文精神，也熏陶和培養了毛澤東敢於斗爭的性格，以及不怕鬼、不怕事的膽識。他幼時常常對人說：“逢惡就莫怕，逢善就莫欺。”他自己也回憶，讀小學堂時，長沙的飢民暴動事件影響了他一生：“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裡人那樣的老百姓，對於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號召農民、工人、學生、女子等都聯合起來，建立起民眾的大聯合，“以與立在我們對面的強權者害人者相抗”，而使“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他還經常頂風冒雨，進行風浴雨浴，以鍛煉身體與意志。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敢於斗爭的性格特點的鮮明體現。

二

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毛澤東也強調：“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進而言之，從思想根基來看，毛澤東的斗爭智慧實際上指向兩層應有之義——既要以科學理論來指導斗爭，又要從斗爭中創造新的理論。

斗爭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毛澤東指出：“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斗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我們對一項工作沒有把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它的內容和條件沒有規律性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被稱為真理，首先在於它科學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活動的規律。有了這種科學的理論，倘若只是把它空談一陣，而並不用它去指導實際工作，那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這是從革命斗爭的血與火的淬煉中得出的結論。早在青年時期領導愛國運動時，毛澤東就認識到：“必須以正確的革命思想武裝群眾的頭腦，才能推動愛國運動的繼續前進。”為此，他撰寫了大量文章，號召民眾聯合起來進行斗爭，不但“為人民指出了斗爭的方向和途徑”，而且“啟發了人民的革命思想，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毛澤東一再強調：“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能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我們要學習它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隻有這個行動指南，隻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

同時，要注意在斗爭中創造新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這是確定無疑的﹔但也要在斗爭中“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一方面，我們歡迎馬克思主義，不僅因為它能為我們廓清斗爭中復雜的迷霧，“我們敢想、敢說、敢做、敢為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更因為它能與我們的斗爭實際相結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與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另一方面，我們的實際情況、我們的斗爭環境時刻都在變化，這也就決定了指導斗爭的理論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論》《矛盾論》等，就是適應當時的革命斗爭需要而寫作的﹔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就需要繼續根據新的斗爭實際產生《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樣新的理論著作。毛澤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中國共產黨人隻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他強調：“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革命時期是如此，建設時期也是如此。“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三

習近平強調：“我們講的斗爭，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也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斗爭，而是為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知重負重、苦干實干、攻堅克難。”這旗幟鮮明地宣示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偉大斗爭的價值追求。毛澤東的斗爭智慧區別於庸俗化的謀略算計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內蘊崇高的社會理想，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

為著一個光明的中國而斗爭，為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斗爭，是毛澤東領導革命斗爭的鮮明價值指向。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我們的斗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抗日戰爭時期，他反復強調，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他還特別指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在斗爭中增強我們黨內部的團結，“這樣，我們就能在全國人民中形成一個堅強的核心”。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有著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極強的組織紀律性，同時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經過革命戰爭的磨礪和洗禮，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為廣大人民所信任，正是一個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核心。毛澤東強調，“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澤東領導革命斗爭的基本價值立場。面對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身處水深火熱的社會現實，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曾深刻反思：“制度不好，政治不好，使世界上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現象，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墜入痛苦的深淵。這是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而制度的改變，不會主動發生，必須通過人們的努力斗爭才會實現，“我因此想到：我們青年的責任真重大，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真多。從這時候起，我決心要為中國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務”。在各種斗爭的鍛煉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從根本上說，這一價值立場與前面提到的價值指向是一致的。建立光明的新中國，邁向自由解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站穩人民立場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上述價值指向和立場，要求我們從斗爭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積極謀取斗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領導革命斗爭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了解斗爭的實際情況，是取得斗爭勝利的前提條件。毛澤東很早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要基於實際的調查研究去制定正確的斗爭策略，“離開實際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斗爭工作……一定要弄出錯誤”。毛澤東還強調，在斗爭中，腦袋要長在自己身上，即獨立自主地思考和行動，“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的態度，“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是獨立自主的原則，也是實事求是的原則，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相統一的原則，也是一切為了人民的原則。恰如毛澤東曾指出的：“共產黨，是私的？還是公的？無疑是人民的，黨的作法，應以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好處為原則。如果做來對這些都沒有好處，我們就需要改正。”

四

習近平指出：“斗爭是一門藝術，要善於斗爭。”這種斗爭藝術突出地體現為嫻熟地運用正確的斗爭策略和方法。在不懈奮斗的光輝一生中，毛澤東展現出“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對此，我們大致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加以分析和把握。

從宏觀層面來說，就是堅持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的統一、堅持斗爭過程和斗爭實效的統一、堅持戰略思維和辯証思維的統一。首先，戰略判斷主要是指斗爭主體在掌握斗爭各方面條件的基礎上，對未來一定時期內斗爭的發展形勢作出的全局性、方向性的判斷，突出的是前瞻性和全局性﹔戰術決斷主要是指斗爭主體根據戰略判斷和斗爭的具體條件，對局部的、具體的斗爭應當採取何種手段的決策判斷，突出的是靈活性和機動性。一般而言，戰略判斷對戰術決斷的大體方向和主要內容起統攝和支配作用，戰術決斷則是戰略判斷在具體斗爭中的體現和運用﹔戰略判斷並不能取代戰術決斷，戰術決斷也往往影響戰略全局的發展。提出“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就是對堅持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相統一的策略方法的典型運用。毛澤東多次指出，反動派是真老虎也是紙老虎，從戰略上、從長期上看，要把它當作紙老虎，但是又要認識到它是活的、真的、會吃人的老虎，從這點上去建立我們的戰術和策略。因此，“一方面，藐視它，輕而易舉，不算數，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勝仗。一方面，重視它，並非輕而易舉，算數的，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不經艱苦奮斗，不苦戰，就不能勝利”。其次，斗爭過程體現的是斗爭的策略方法，決定著斗爭的實效，而斗爭實效檢驗的是斗爭成敗，反映的也是斗爭策略方法運用得是否得當。堅持斗爭過程和斗爭實效的統一，就是要靈活運用斗爭的策略方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斗爭實效上，講究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爭人不爭地﹔在戰術和戰役效果上，講究集中優勢兵力，“不斗則已，斗則必勝”。再次，堅持戰略思維和辯証思維的統一，就是既要從全局、長遠、大勢上思考和決策，又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防止片面性和絕對化。毛澤東指出：“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這是對預見性的形象描述，也是戰略思維的具體體現。而辯証思維則強調：“看問題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個方面。……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比如，怎樣看待長征就體現了毛澤東戰略思維和辯証思維的統一。在毛澤東看來，長征表面上是一場面對強敵圍攻之下的戰略撤退，但它同時是向抗日前線的勝利進軍﹔長征路上困難重重，但它鍛煉了我們的士氣和意志﹔陝北看似荒涼，但它有良好的政治和群眾基礎，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后來的歷史証明……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從具體層面來說，大致可以把握這樣幾個方面。其一，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毛澤東早就指出，我們要完成的斗爭任務不是簡單容易的，“它全靠無產階級政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這種正確和堅決並不是說策略不可改變，相反，“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也就是說，原則性需要和靈活性結合在一起。毛澤東后來進一步解釋說：“斗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叫原則性，這是一隻手。另一隻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講妥協，這叫做靈活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其二，堅持有理、有利、有節，靈活把握斗爭的方式和火候。所謂有理，指的是斗爭要是正義的，要師出有名﹔所謂有利，指的是斗爭要有勝算，不進行無准備、無計劃、無把握的斗爭﹔所謂有節，指的是斗爭要按一定節奏進行，不能盲目莽撞。總的來說，就是“斗爭要有道理，要有勝利的把握，取得適當勝利的時候要有節制”。堅持了這個方針，就能使斗爭局面有“走向好轉的可能”。其三，又聯合又斗爭，通過斗爭化不利為有利，以斗爭求團結、求合作、促發展。“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斗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的地位轉化的。”比如，統一戰線之下，統一是要實現的目標，而斗爭是不可缺少的手段，沒有斗爭，就不能發展和鞏固統一戰線。再比如，在黨的建設中，就是要通過思想斗爭來保持黨員隊伍的純潔性，“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斗的武器”。其四，力爭斗爭的主動權。一切斗爭的雙方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竭力爭取斗爭的主動權，然而斗爭的主動權不是輕易獲得的。我們要堅持以我為主、自力更生，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了解斗爭實際的過程中把握斗爭的發展趨勢和內在規律。一句話，就是要在斗爭中學習斗爭。斗爭的雙方，“必待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當然，我們也應該尊重在以往斗爭中積累的經驗，這“會給我們全黨一個推動力，使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好些”。

五

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毛澤東斗爭智慧中蘊含的強大精神意志。這種斗爭精神貫穿斗爭智慧運思的全過程，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

有斗爭為公不為私的操守和風骨。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進行偉大斗爭，是因為有崇高的理想追求。我們黨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根本宗旨，強調在革命和建設的重大任務面前，共產黨人要發揮大公無私、克己奉公、艱苦朴素、埋頭苦干的先鋒模范作用，“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哪怕是因為斗爭而犧牲，“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共產黨人這種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全民族的利益而斗爭的精神風骨，直接決定了其所領導的軍隊也是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全民族的利益而斗爭的，“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這種為公不為私的操守和風骨，是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的具體展現，對培育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精神意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敢於斗爭的意志和膽識。面對大是大非敢於亮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糾正，其核心都在於有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的頑強意志和非凡膽識。面對敵強我弱的嚴酷戰爭環境，面對一窮二白的建設條件，毛澤東始終認為，膽小怕事是行不通的，隻有不畏強敵，無懼風險，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毛澤東本身就是一個膽識驚人的人，早在湖南第一師范考察學生操守的人物互選中，“膽識”一項就為其所獨有。他在《湘江評論》高呼：“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他后來在解釋中國人不害怕戰爭時指出：“你害怕有什麼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想透了”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底線思維。一方面，面對矛盾和困難，怕是沒有用的，“經驗証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另一方面，不怕也是建立在怕的基礎上的，怕與不怕是對立統一的。因為怕，所以對各種矛盾和困難要有充分的認識和准備。“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我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如果我們不准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准備就好辦事。”這也是敢於斗爭，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的底氣所在。

有敢於勝利的信心和勇氣。在矛盾困難面前不懼危險，特別是在於我不利的情況下抱定必勝的信念，是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毛澤東強調：“暫時吃虧，最終勝利。這個原則是不會錯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堅信這一條。”他在分析中國革命前途時斷言：“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此處吃虧，彼處勝利，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總有道路。”他把反動派比作紙老虎，豪邁地指出：“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種敢於勝利的信心和勇氣，不是憑空產生的。一方面，毛澤東把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事物的本質，認識到“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另一方面，他掌握了科學分析事物的方法，既看到矛盾有主次之分，又看到矛盾主次雙方可以相互轉化。毛澤東堅信：“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它裡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這種敢於勝利的信心和勇氣，典型地表現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毛澤東鏗鏘有力地指出：“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

六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艱難險阻甚至是驚濤駭浪。面對新時代復雜嚴峻的斗爭形勢，“我們要總結運用好黨積累的偉大斗爭經驗”，深入挖掘毛澤東斗爭智慧的當代價值，從中汲取奮進力量。

第一，要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點，抓住和用好歷史機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習近平指出：“‘新的歷史特點’這個概念，含義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審視和判斷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大勢得出的重要判斷。”這就要求我們在艱巨復雜的斗爭形勢面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備，看到危與機是相輔相成、可以相互轉化的，善於從歷史變局中抓住歷史機遇，爭取歷史主動。而要爭取歷史主動，就要把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想得盡量全面一些，把一些可以做的准備做得盡量充分一些。正如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面對波詭雲譎的國際國內斗爭形勢時所指出的：“我們寧肯把困難想得更多一些。……不能採取‘不承認主義’。我們要承認困難，分析困難，向困難作斗爭。世界上沒有直路，要准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對於這一點，習近平也強調：“回過頭來看，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准備，這些年我們才能從容應對一系列風險考驗。”

第二，要不斷夯實指導斗爭的思想根基。習近平指出：“要學懂弄通做實黨的創新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夯實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思想根基，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斗爭起來才有底氣、才有力量。”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是我們進行斗爭的指南，是我們的底氣和勇氣所在。另一方面，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和斗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著推移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廣大人民進行了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迫切需要對這些寶貴經驗進行理論總結。“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從而更科學地指導新的實踐、新的斗爭。

第三，要堅持斗爭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決站穩人民立場，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各種重大斗爭考驗面前，“我們的頭腦要特別清醒、立場要特別堅定，牢牢把握正確斗爭方向”。這個立場和方向，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社會主義的立場和方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和方向。而要深刻把握斗爭的正確立場和方向，就要堅持黨的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歷史和現實一再証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新時代的偉大征程還需要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最根本的就在於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動搖。毛澤東強調：“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新時代以來，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我們黨形成和確立了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是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們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把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第四，要在斗爭實踐中磨煉本領。習近平指出，廣大黨員干部要“在實踐歷練中增長經驗智慧，在經風雨、見世面中壯筋骨、長才干”。缺乏斗爭經驗怎麼辦？毛澤東曾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不能用坐著不動的方法去解決，而應該用“在斗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斗爭的經驗。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從歷史中汲取斗爭的經驗和智慧，尤其要注意研究和學習我們黨的歷史，從中找到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基因和密碼。另一方面，要在新時代的偉大斗爭實踐中經受洗禮和考驗。當今世界與中國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比以往更為嚴峻復雜的斗爭形勢。這就要求我們注意從新的斗爭中“著力增強防風險、迎挑戰、抗打壓能力”，特別是“提高辯証思維、系統思維能力，帶著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提高把握問題實質、把握矛盾規律的能力，講實話、辦實事、求實效，踏踏實實推動工作、解決問題”。

第五，要提振斗爭的精神狀態。斗爭的成敗無疑首先是建立在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之上的，然而這只是決定了斗爭成敗的可能性，“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因此，毛澤東強調：“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從總體上看，廣大黨員干部是有進行長期復雜斗爭的精神准備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存在不敢擔當、底氣不足等值得警惕的問題。對此，習近平強調，黨員干部要“保持斗爭精神，敢於直面風險挑戰，知重負重、攻堅克難，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無私無畏的勇氣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為此，我們黨採取了諸多有力措施，著力消除影響黨員干部擔當作為的各種消極因素，培育敢於擔當作為的社會風氣，尤其是通過主題教育的形式增強大家“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的志氣、骨氣、底氣。新征程上，在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中華兒女堅持和發揚斗爭精神，必將演奏出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壯的奮進凱歌。

習近平深刻指出：“一個大國的崛起，絕不可能是輕輕鬆鬆、一帆風順的，必然要經歷一番艱苦的磨煉和斗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關鍵時期，我們要學習和汲取毛澤東的斗爭智慧，理直氣壯地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不斷夯實斗爭的思想根基，把握斗爭的正確方向，掌握斗爭的策略方法，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注釋從略）

（作者單位：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