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青年“據點”的歷史探析

青年“據點”是全民族抗戰時期周恩來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進步青年、開展青年運動的一種非公開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其形成於1941年初，1944年左右進入成熟發展期，后來隨著抗戰勝利逐漸轉化為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據點”是中共在青年工作上的創舉，是中共聯系進步青年的橋梁，是國統區青年民主運動和基層群眾工作的實際推動者，為壯大組織力量、隱蔽革命精干、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擴大中共影響作出了特殊貢獻。

囿於相關史料散見及已公布檔案文獻較少，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研究尚不多。既有文獻或從宏觀層面研究周恩來青年工作思想和實踐、南方局青年工作等;或從局部視角僅就青年“據點”基本情況、歷史作用等進行概括，而從微觀視角特別是著眼於周恩來對南方局開展青年“據點”建設的基本認識、具體指導等深入考察的成果並不多。《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45年卷對南方局領導的青年運動多有著墨，本文則是對周恩來領導南方局青年工作研究的進一步深化，重點對青年“據點”產生的歷史因由、周恩來對青年“據點”基本性質的思考及指導其開展工作的具體實踐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深入考察“據點”內在的運作機制、發展理路和整體面貌及其對全民族抗戰時期黨領導青年工作、民主運動等產生的積極影響。

一、青年“據點”建立的特定歷史因由

（一）從政治氛圍來看，青年“據點”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誕生的特殊政治組織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斷掀起反共浪潮。1941年1月，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此后加緊鎮壓共產黨組織和進步活動，大肆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並加大對青年的控制與迫害。公開的青年組織被解散，大量進步青年被綁架暗殺，青年民主運動遭受重創，“處於非常困難的時刻”。

在嚴峻的形勢下，周恩來領導南方局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大后方工作“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總方針，提出“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以期絕大多數中共組織和革命骨干能夠隱蔽下來。然而，如何在隱蔽狀態下繼續積蓄革命力量、採取特殊形式發揮組織作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這就要求國統區的群眾工作特別是青年工作，“應力求簡單、分散為原則，切記關系太多，領導復雜，以免意外遭受破壞”。由此，南方局青委領導下的基層組織在皖南事變前后疏散轉移或移交給地方黨組織，成員大部分撤離，南方局青委改為青年組，僅留下劉光（曾用名劉光悌等）擔任組長。“國民黨區中，除劉光悌同志尚同恩來同志一起於重慶外，其余都由各地黨直接領導，上級青委亦經過下級黨去領導，各級青年工作干部從省、特委以下都必須深入社會，取得學籍、職業。”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青年“據點”在周恩來的指導和中央青委的領導下、在南方局青年組實行“三勤”“三化”政策的過程中應運而生，成為聯系和團結青年積極分子的秘密組織。

（二）從組織基礎來看，青年“據點”是周恩來和南方局青年組根據實際情況探索出的有效領導進步青年的創造性工作方法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南方局青年組積極開展交友活動。1941年初，劉光在大學生、職業青年和青年工人中分別聯系了20余名非黨積極分子。到1942年初，青年組聯系的積極分子不斷增加，“除介紹到新華日報工作的三人外，還有六十六名”。隨著交友范圍的擴展，活動涉及的社會階層逐漸擴大，地區分布也越來越廣，繼續採取單個聯系的辦法愈發掣肘，逐步建立由若干朋友組成的青年工作網點組織，成為中共在群眾中開展宣傳教育的重要渠道。鑒於國統區嚴峻的政治環境，為保護進步青年，南方局不同意建立公開的政治性青年組織。但有些進步青年在沒有與黨組織商討的情況下，試圖自發組織起來，如復旦大學、西南聯大等高校的部分學生嘗試組織青年聯合會，后經青年組談話說服而作罷。但從川北國立六中流亡的部分進步學生發起了全國讀書會，貴陽分會經青年組勸阻后仍堅持己見，成員不久即遭迫害。

南方局青年組向周恩來匯報了這些情況，周恩來指示要把進步青年組織起來，組織形式可稱為“據點”，並指出:“我們在敵后安插了幾個‘據點’，在這裡也應該安插幾個‘據點’。”於是，青年組率先在重慶一些進步力量較強的單位建立“據點”。類似這種“據點”的組織在大后方其他城市也陸續出現。周恩來對此高度重視，認為:“青年喜歡組織，有了一個便不肯去掉。故無章程、無綱領的感情的或文藝的小組是否可以，只要人數不多是可以的。”

二、青年“據點”的基本性質與組織模式

（一）基本性質:“不定型”的新民主主義秘密核心小組

青年“據點”以共同志趣和政治見解為紐帶，由若干相互信任的朋友組成，政治上接受中共領導，遵循“堅持抗戰、爭取民主、加強團結、為人民服務”的原則。其既非黨的組織，也非定型的群眾組織，沒有名稱和固定的組織形式，更沒有章程、綱領和定期會議制度等，嚴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則。“據點”這個名稱，隻有與青年組直接聯系的少數骨干知曉。每個“據點”有一個通過交友自然形成的核心小組，作為在一個單位或地區開展青年工作的組織者。青年組注重及時在各“據點”中選擇優秀分子作為核心人員，定期和他們接頭。圍繞核心人員形成“據點”，其基本成員通過交友、秘密或公開的社團活動把進步青年和中間青年組織起來。從1942年起，部分外地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陸續到成都讀書。他們努力學習，廣交朋友，建立起秘密“據點”。一開始，幾個暫時失去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組成大學校際秘密小組———蓉社，通過其成員與青年組建立聯系。與蓉社同時成立的還有齊魯大學的秘密社團，如社會科學研究會等。此外，由進步同學組織的公開社團也相繼建立，如金陵大學的現實文學社等。這些“據點”在大學裡積極開展交友活動，聯絡和推動組織性質相同的社團與進步同學共同斗爭，並逐步將中間同學也團結在自己周圍。

隨著青年“據點”不斷擴大，1942年5月25日，周恩來致電中央青委，指出:“現有非黨青年關系150人，已知底細者72人，其中大學生47人，中學生8人，文化教育機關者17人，軍事與政府機關者有13人，經濟機關者14人，其他11人。這所有關系中，已建立四據點。”“青年組織重心除最近於重慶各大學被捕外，復旦、朝陽、中華教育社、教育學院、藝專等均有據點。”對於“據點”的基本性質、組織規模和重點任務，周恩來明確提出:“青年據點系三五人組成的不定型小組，以本位學習與職業為主，附帶研究時事問題和重要政治文獻，作調查研究與通訊工作。”青年組今后的主要工作是:“鞏固青年現有據點和聯系;並利用今年暑假來渝同學進行外地學校調查;經過回鄉同學作農村調查;對留校同學設法深談和教育。”這為“據點”的組織和完善指明了正確方向。

（二）組織模式:“不打通”的連環式靈活戰斗堡壘

根據周恩來的要求，南方局青年組以鞏固“據點”和加強聯系為中心目標開展工作，到1942年底已發展建立了沙磁區（包括中央大學、重慶大學）、職業青年、復旦大學等9個“據點”，“個別直接聯系和通過‘據點’聯系的青年共計二百五十二人”。1943年4月，周恩來在南方局青年組《1942年工作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建立“據點”，順其自然為好。最多5人，“多則亦須分開。應建立模范據點、分散據點、平行據點”。這就要求“據點”之間隻發生縱向關系、不發生橫向往來，從而形成連環組織模式。“據點”的聯系有三個特點:一是“據點不能大（以五人為限），據點與據點之間，沒有從屬關系”;二是“據點下面的人（各環節的）不許互相打通，倘因事必需轉移地區時，仍由原有據點和聯系人直接連系”;三是“據點的建立主要應以過去感情和熟悉的程度為結合的原則，不應勉強加入新的分子或把原有的朋友拉開”。

中央大學“據點”建立較早且較為典型。所交朋友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絕對是新民主主義的，願獻身於進步事業，堅強可靠”。第二類“思想上稍差於新民主主義，但要比舊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進步得多，也許與第一類差不多，但有時有些動搖”。第三類分為兩種:一種“基本上是傾向於進步事業的，且比同情分子還能進一步，但在各方面尚不及第二類”;另一種“也許在思想或理論上很夠格作為第二類甚至第一類，但因為有可疑之點或其他原因”，“不和他發生密切聯系”。

青年“據點”表面無形實則有形，採取既獨立又靈活的“不定型”“不打通”的方式，通過單線聯系開展民主活動，便於中共與進步青年聯系，且不易遭國民黨打擊破壞。劉光指出:“客觀的條件和革命的形勢，對於革命青年的組織形式的規定，有極密切的關系。因為在一定的客觀的條件下面，隻有採取這種適應條件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我們才能生存和發展，否則我們就會造成損害和給敵人以打擊的機會”。南方局青年組是國統區青年民主運動的指揮部，而青年“據點”就是一個又一個戰斗堡壘，在白色恐怖嚴重的革命低潮時掩護黨的活動，隱蔽聚集革命力量，成為中共聯系廣大青年群眾的特殊紐帶。

三、周恩來指導青年“據點”開展工作的具體實踐

南方局青年組在周恩來領導下指導各“據點”開展交友活動。青年們不僅在學習生活上互幫互助，也有計劃地開展調查研究和群眾宣傳教育等工作，“做到凡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1944年至1945年初，“據點”工作進入向前發展的重要階段，不僅數量增加、交友數目增多，工作內容和經驗也更加豐富，“據點”得到進一步鞏固。

（一）對外聯系方面，廣交友，密切與群眾的關系

一是積極慎重地開展交友活動，交友范圍包括不同階層和職業的青年群體。周恩來認為，要“廣交友，密切與群眾的聯系”。“據點”本身亦是青年組長期交友工作的產物。學校交友是重點，如去中央大學“據點”結交的朋友多為同班、同系或同鄉，共同參加課內外活動，多因感情愛好相同或生活方式及觀念一致而熟悉。還有一類是思想信仰相同的朋友，“一種是先由感情的朋友做起，互相影響而至思想信仰相同;一種是先由知道對方的思想信仰相同而認識，然后再進而成為感情的朋友。”因大學生思想基本定型，且外部環境困難，朋友關系的建立多為后一種方式。學校中青年“據點”發展相對完善的是復旦大學。該“據點”分工明確，設有情報、組織、通訊等部門，各由專人負責;組織形式多樣，注重調研和應用，工作內容豐富且有計劃性;可控的進步青年達700多人，佔全校師生的1/3以上，在學校活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周恩來還提出“據點”要“加緊職業青年工作，向中層發展”。當時有一個專門的職業青年“據點”，充分利用群眾易接受的方式聯系青年，組織了儲蓄會、足球隊、讀書會等，凝聚了職業青年的力量。

二是交友並非易事，要加強朋友間的感情聯絡，開展學習工作生活上的互助。周恩來對“據點”開展交友工作提出明確要求:“交友時，頑固、中間、進步的都可交。對頑固的敷衍，對中間的多注意，對進步的可少聯系。”交友實際是“與群眾相結合”。劉光認為，“與群眾相結合就是我們所企求的所謂政治上的‘精神寄托’”，“不僅要找朋友，而且要創造朋友”，特別是要“結道義之愛的朋友”。“據點”成員在與朋友來往時善於尋找共同點，設法了解其家庭環境、社會關系、文化水平、工作能力、經濟情況及思想情緒等，通過長期接觸建立朋友間的信任，實現學習、工作和生活上的互助。雖然給予全面援助特別是物質援助比較困難，但“據點”成員也盡可能予以援助並誠懇對待朋友。如朋友苦悶時，“據點”成員及時給予安慰和開導，設法救濟生活困難或身患疾病的朋友，幫助其解決升學就業等問題。有的“據點”能自主解決朋友的困難，成員自願捐錢幫助解決醫療費用問題，或約定抽出部分薪水作為基金等。“據點”成員還特別注意在交友中發揚民主作風，尊重朋友，以善意的幫助和勸導的態度對待朋友。例如，有一個“據點”的朋友思想進步、工作積極，但在一段時間內突然意志消沉。該“據點”負責人沒有主觀臆斷，而是通過走訪調查了解情況，才知是由失戀所致。於是，負責人採取同情鼓勵的態度，幫助這位朋友端正對戀愛的認識，最終助其恢復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三是利用社會關系深入農村開展工作，支援抗日戰爭，為農村農民服務。1944年12月，周恩來在延安青年學生及各界代表舉辦的一二·九運動周年紀念會上發出號召:“參加敵后的抗日戰爭!青年們回到各地鄉村去，為人民服務!”1945年1月，中央在關於開展大后方農村工作給周恩來的指示中提出:“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黨的組織應以農村工作為主要工作。應設法訓練與動員一批黨員、進步的青年學生和進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會聯系深入到農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辦法去為農民群眾服務”。從1944年冬起，青年組開始動員知識青年前往中原解放區。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據點”發動和組織500多名進步青年奔赴中原解放區。青年組還根據中央關於加強農村工作、建立可靠基地的指示，組織進步青年前往川東、川北邊緣地區和國民黨統治薄弱地區，以公開職業為掩護扎根農村，建立鞏固“據點”。1945年1月至2月，到農村開辟工作的青年分布於15個“據點”，至暑期結束時“據點”增至31個。有的地區派黨員或進步青年到農村，利用家庭、宗族等社會關系掌握國民黨區鄉政權。黨員陳伯純被派回四川合川老家，利用其陳氏望族地位，經多方努力當上鄉長並以此為掩護開展工作，組建積蓄革命力量的農村“據點”。

青年“據點”成員深深扎根群眾，獲得群眾的信賴和擁護，並產生積極的政治影響。“據點”成員通過交友方式，“以真正的友情放在思想相同的朋友身上”，逐步影響或發掘各行各業的進步青年，克服了過去部分進步青年“小圈子”生活的弊病，在群眾掩護下開展進步活動，引導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二）宣傳教育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

一是秘密散發宣傳品，傳播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皖南事變后，由於國民黨嚴密封鎖，中共文告、敵后抗戰捷報、解放區消息等大多無法公開發表。重慶和其他地區的“據點”就在群眾中秘密散發傳單，“據點”成員和進步分子將其視為“光榮而神聖的革命任務去奮力完成”。地下傳單和小冊子是重要的宣傳武器，“據點”是組織者和發行中心。1945年，重慶電力公司工人向社會各界控訴胡世合慘案的傳單，由7個“據點”的7台油印機共同印刷完成，數量達1900份。傳單散發后無法做到人手1份，每份都是幾人甚至幾十人傳閱。在嚴峻政治環境下散發宣傳品極為不易。有的“據點”除在同學中散發宣傳品外，還想方設法大量散發給具有正義感的教授。對“據點”朋友而言，不僅要把這些宣傳品散發出去，還要把學習討論后的內容變為口頭宣傳的材料。

二是通過“小廣播”，口頭傳播進步思想、揭露事實真相。當時公開的宣傳機關、報紙雜志、會場講台等大都被國民黨控制，人們聽到和讀到的信息大多是國民黨偽造的。要把真相傳播出去，僅靠書面宣傳是不夠的，而且書面宣傳在時效性和傳播范圍上也受限，“小廣播”式的口頭傳播是一種重要補充方式。1944年11月，國民黨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宣傳策略上強調這一運動以支援遠征為主要目標。實際上，國民黨看到知識青年對青年軍不感興趣，就企圖用遠征軍、到印度去來號召青年從軍。由於國民黨的欺騙，中央大學在幾天內就有350多名學生報名。該大學“據點”立即決定採取“小廣播”方式揭穿國民黨陰謀，一方面指出青年軍是黨軍、特務軍，另一方面指出遠征軍根本去不了印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已決定從11月下旬起將參加遠征軍的人歸入青年軍。消息很快傳遍整個沙坪壩，已投軍的中央大學青年聽到后非常憤慨，表示無論如何不當青年軍，不少人退出並返回中央大學。“小廣播”式宣傳在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以《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為平台，積極引導青年改造思想。《新華日報》為青年提供了精神食糧，同時青年也是《新華日報》的堅定支持者。有一個中學“據點”的教員不僅幫助提供學校圖書館作為青年朋友的學習場所，還經常購入最新報刊讀物，使該校《新華日報》的訂閱量增加到50多份。中原戰事緊張時，南岸一家機器工廠裡的許多河南工友擔心家鄉情況，但找到國民黨《中央日報》《掃蕩報》等閱讀時，卻鮮見河南的報道。“據點”聯系的朋友沒有選擇正面勸導，而是及時在《新華日報》上找到有關河南的消息后專門送給河南工友。河南工友表示，隻有《新華日報》有些新聞可看，《掃蕩報》“簡直沒有什麼看頭”，並開始訂閱《新華日報》。“據點”根據群眾不同需求推銷進步報刊，針對性地滿足了群眾對新聞和相關作品的需求，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在“據點”發展過程中，《新華日報》專頁《青年生活》發揮了積極引導作用。1940年2月，南方局青委在《新華日報》開辟《青年生活》專頁。皖南事變后，《新華日報》發行受限，《青年生活》停刊1年。1942年2月，《青年生活》復刊並提出:希望《青年生活》成為“我們集體學習和活動的最好的場所”，將全國青年“彼此聯系在一起”。周恩來認為《青年生活》要“聯系青年現實問題表示態度，也要有思想斗爭文章”。於是，《青年生活》積極與青年朋友建立聯系，引導青年投寄稿件、反映情況、提出意見。10月，《青年生活》發表《怎樣打破岑寂》一文，鼓勵進步青年“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鍛煉成為有著與革命實踐密切聯系著的革命理論的學習和修養的青年”。1944年3月，又刊發《提高獨立的工作能力》一文，指出:“革命的青年，其責任就是要把革命的事業推向前進，要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要關心革命的全盤事業，要學會引導群眾走向共同的目的，要把革命熱情與求實精神相結合”。這些文章緊密聯系青年思想實際，引領進步青年不斷錘煉世界觀，以正確認知指導實踐行動。

（三）自身建設方面，加強學習教育，提高青年自身專長和技能

一是堅持扎實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幫助青年朋友真正掌握各方面知識和技能。大后方多數青年處於“一種痛苦的、苦悶的、沒有出路的狀態”。實際上，擺在青年面前的出路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是選擇光明民主的中國還是黑暗專制的中國?青年“據點”在其中發揮了重要引路作用。針對青年群體的實際狀況，周恩來提出，“據點”要“有計劃的提高現有青年朋友的覺悟，經過較長時間聯系的青年要求入黨，可將其申請書與履歷書收入登記，並報延安中央青委，但加入則不必”，同時強調“對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識”。

於是，青年“據點”將政治學習作為重要任務，傳達黨中央方針政策，組織學習各種政治文獻和時事資料，如青年組編寫了《青年學習指南》《青年參考資料》等。1943年9月，劉光主持學習會，中央大學吳佩綸、復旦大學杜棲梧等“據點”負責人參加，討論政治形勢、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研究“據點”有關工作。1941年至1944年，“據點”相關人員相繼學習了《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整風運動期間，周恩來還親自講黨史，“從建黨起講到1942年”，“在講到我們黨歷史上的一些重大錯誤時，把自己擺進去，總是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應承擔的責任，使同志們深受教育”。周恩來還特意安排“據點”負責人到紅岩參加整風學習，“關起門來學習一星期至十來天”。

然而，讀書報告或集中學習的方式在有些場合並不適用，對青年進行思想教育還需採取個別方式，而將青年日常工作和生活實際緊密結合，正是“據點”的顯著特點。從1944年底到1945年初，某職業青年“據點”，重點研究討論了毛澤東關於經濟財政問題的認識、國共關系問題等;某工廠“據點”不僅學習《大眾哲學》，還研究了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系，但后來認為這些問題過於宏大且與實際工作聯系不夠緊密，就轉到時事、交友等方面。“據點”還特別重視對青年朋友各方面知識技能的培養。周恩來指出:“我們這一代應該慶幸恰好生活在這樣大的動亂的時代裡，我們要在這時代裡學習得充實起來，鍛煉得堅強起來。”“據點”根據青年的不同興趣，組織他們學習歷史、文藝、哲學、時事、外語、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知識。

青年“據點”開展的學習教育，並非“教條式”或“填鴨式”的，而是充分結合抗戰形勢和現實斗爭，有效提高青年的政治認識水平和獨立工作能力，使他們掌握一定的學術智識和專長，對長期堅守革命和職業崗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是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在周恩來的身體力行下，南方局青年組及“據點”成員和進步分子積極開展調查研究。大多數“據點”都對所在單位或地區的基本情況、重要人物的政治態度和學術及技術水平、公開社團和秘密團體的活動及其背景等開展調研。“據點”還特別注重對群眾生活及斗爭進行調查，其成員經常深入群眾，和他們建立密切聯系，搜集更加廣泛、扎實的材料。“據點”同時注意搜集政治、經濟、民情等有價值的臨時性資料，積極發揮機動性和主動性，取得了良好效果。1942年，青年組收到近40份調查報告，多由所聯系的“據點”提供。“據點”根據調查了解到的情況，研究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斗爭方法，既鍛煉了“據點”的骨干成員，又提高了他們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是及時進行工作總結和經驗交流，在不斷鞏固中深入發展。對於如何更有效地開展“據點”工作，周恩來指出，要“從鞏固中發展並深入”，要創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學習方法。開展經常性的經驗交流總結是“據點”的工作特色之一。在1943年9月召開的學習會上，劉光總結了過去青年運動的經驗教訓，要求今后扎扎實實埋頭苦干，不要提出過高的脫離群眾的政治口號，以免暴露自己;要關心青年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求，用多種方式將其組織起來，團結在“據點”周圍。在1944年初召開的交流會上，青年組總結了兩年來“據點”的情況，對“據點”工作給予了肯定。在1945年初的會議上，青年組總結推廣了復旦大學“據點”的成功經驗，還總結了劉實工人“據點”、祝公健職業青年“據點”的工作經驗，對“據點”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嚴格遵守秘密原則，積極開展自衛和反特務斗爭。“據點”注重提高青年朋友的政治警覺，利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周密調查所處環境、特務活動情形和一些事件的真實情況，根據調查情況確定行動方案，積極開展斗爭。“據點”成員有反特務和對特務進行調查的責任，“把整個聯系網也弄成一個反特務網”。當時，三青團中有團員是中央大學“據點”發展的朋友，他們有消息會隨時向“據點”朋友報告。“據點”還經常變動接頭、通信、會談等具體辦法，以保護聯系的青年朋友。1945年2月，重慶發生國民黨特務槍殺電業工人胡世合事件，激起工人憤慨。劉光立即召開該公司“據點”會議，“認為這一運動帶著明顯的反特務斗爭的性質”，“可以爭取最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工作委員會書記王若飛總負責，劉光和青年組等具體負責，領導開展了聲援受害者、反對國民黨特務統治、伸張正義的群眾斗爭。重慶許多工廠、企業、學校發表聲明和宣言，聲討特務罪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國民黨當局被迫槍斃肇事凶手，撫恤胡世合家屬。斗爭取得勝利。

在周恩來正確指導下，青年“據點”數量迅速增多，范圍不斷擴大，參與人員涉及各行各業且不斷向中共靠攏。到1945年春，南方局青年組在重慶地區已建立48個“據點”，核心成員近千人。以沙磁區為例，除中央大學“據點”外，還聯系了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專、湘雅醫學院、南開中學等;北碚區以復旦大學為中心，還聯系了江蘇醫學院、歌劇學校、鄉村建設學院等。青年組聯系的地區從重慶及附近郊區擴大到成都、昆明、樂山、江津、宜賓、三台、遵義、赤水、城固、蘭州等地。

四、結語

青年“據點”是全民族抗戰時期在周恩來和南方局指導下，在國統區不能公開建立青年政治性組織的情況下建立的，體現了黨在波譎雲詭的革命形勢中靈活處理各種棘手問題的能力。為適應國統區險惡政治環境，“據點”避敵鋒芒，將黨的統戰工作和青年運動、群眾運動緊密結合，為抗戰后期大后方青年運動的高漲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特別是周恩來緊密結合革命發展形勢、青年工作生活斗爭實際，在“據點”發展的不同階段提出不同策略、給予針對性指導，為顧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大局、推動群眾民主運動、鞏固黨的組織和積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董必武曾生動比喻:“國民黨實行特務政策，鐵一般地鎮壓愛國青年的抗日救亡運動。過去我們也採取各種組織形式對抗，這便是‘鐵對鐵’，必然受傷。今后我們暫時採取無組織的個別聯系方式。每個人周圍都團結有三五個人，人多了，力量也就大了。我們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敵人要打擊我們，正如鐵打棉花打擊不著”。

然而，青年“據點”也存在歷史局限性:一是許多青年朋友因供職部門分散或職業流動性大，難免存在散漫鬆懈的現象;二是缺乏具備獨立工作能力的骨干力量，沒有形成團結的中心。從1944年秋至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大后方青年運動經過幾年的相對平靜期后開始走向高潮。而“據點”本身的局限性，使其面對新形勢難以迅速作出反應和掌握斗爭主動權，無法應對瞬息萬變的群眾斗爭新局面。此后，原來鬆散不定型的“據點”聯系網，逐漸轉化成嚴密的地下組織，發展成為黨的秘密外圍組織，如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成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社，昆明進步青年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青年工人中成立的民主工人同盟，職業青年中成立的新民主主義聯盟等。他們在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領導下，積極反對內戰，成為大后方堅持抗日救亡和爭取民主和平的重要力量，在第二條戰線上作出了突出貢獻。

（注釋從略）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