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三日 偉大轉折

然而，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由於“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造成的惡果，中國革命形勢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國共產黨再次遇到嚴重失敗的考驗。

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余人，經過湘江一役，銳減到3萬多人。彼時，官兵衣衫襤褸，后勤補給也遇到極大困難。然而比物資匱乏更嚴峻的，是懸在每個人心頭的巨大問號：下一步往哪裡去？

一

在通道境內，毛澤東首次提出轉兵西進的建議，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黎平會議上，中央正式採納毛澤東的主張，放棄到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計劃，轉而向黔北進軍。猴場會議進一步明確了“佔領遵義，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的行動方針。

這幾次會議雖屬臨時決策調整，卻在紅軍官兵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當博古、李德那套教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撞得頭破血流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那個被排擠出決策圈的毛澤東，才是真正懂得中國、懂得中國革命與戰爭的人。

還有一層客觀因素不容忽視。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機關遭國民黨特務破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徹底中斷，共產國際失去了對中國革命的直接指導。長期以來，博古、李德之所以能凌駕於眾人之上，一個重要倚仗便是“代表共產國際”﹔如今，這層光環隨著電波的消失而逐漸黯淡，中國人終於能夠獨立解決自己的問題了。

1935年元旦前后，紅軍突破烏江天險。

1935年1月7日，紅1軍團第2師第6團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中央紅軍佔領遵義，意味著暫時將國民黨軍薛岳部的追擊部隊甩在了烏江南岸地區。連續征戰的紅軍部隊，終於獲得了一段寶貴的休整時間。

二

1月9日，軍委縱隊進入遵義。

長征是宣傳隊。在遵義，紅軍官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短短十幾天時間，遵義地區就有4000余人加入紅軍。這為中央政治局徹底解決黨內和軍內的路線方針問題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環境。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遵義會議開了3天。這3天，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月15日下午，在遵義老城子尹路96號一棟二層小樓內，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了。這幢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筑，歇山頂，灰牆青瓦，廊柱拱門，原是貴州軍閥柏輝章的公館。會場設在二樓東側小客廳，面積僅27平方米。屋內地上鋪著紅木地板，屋中央擺著一張板栗色的長方桌，四周散放著一些木椅、藤椅和凳子。由於天氣寒冷，牆角支著一隻老式炭火盆，燃燒的炭火驅散黔北冬日滲入骨髓的濕冷。東牆上那座木質機械挂鐘嘀嗒作響，像在為這場決定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歷史性會議留下一個時間的見証。

會議由博古主持。出席者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6人﹔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4人﹔紅軍總部及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7人﹔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出席﹔共產國際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

會議有兩個議題，一是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是反思檢討在反對五次“圍剿”中和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對於第一個議題，各方意見較為快速地統一：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紅軍應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第二個議題，才是真正交鋒的開始。

博古首先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結為敵強我弱、蘇區物質條件困難、白區工作不力等客觀因素，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的。

緊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主動承擔了軍事指揮失誤的責任，對自己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所犯錯誤作了深刻檢討，提出請求解除自己的領導職務。同時，他也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提出了批評。這番磊落自責與博古的推諉形成鮮明對照。

在討論博古、周恩來的報告時，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意見，發表了一篇系統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針鋒相對地反對博古將失敗歸於客觀原因的說法，指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主觀的。張聞天的發言如剝筍一般，邏輯嚴謹，措辭激烈。

毛澤東隨后作了長篇發言。他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出發，系統剖析了“左”傾軍事路線的三階段表現——“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他生動地比喻說，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完全拋棄了我們過去行之有效的運動戰、游擊戰，就好像“一個叫花子與海龍王比寶”，敵人是什麼條件，我們是什麼條件，怎麼能夠打得贏呢？

毛澤東的發言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和肯定。對於當時的情況，周恩來后來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作了回顧：“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陳雲也回憶說：“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裡講到的那些。”

王稼祥發言時，身上還帶著第四次反“圍剿”時留下的重傷。他忍著腹部的劇痛，從藤椅上坐起來，聲音異常響亮。他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批評博古、李德等人單純防御的指導思想，提出：李德同志不適宜再領導軍事了，應該撤銷他軍事上的指揮權，毛澤東同志應該參與軍事指揮。這一建議贏得了多數與會者的共鳴。

隨后，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相繼發言。這些帶兵打仗的將領們，對“左”傾錯誤方針有著更為直接的感受。

彭德懷在發言中重提廣昌保衛戰中李德瞎指揮導致重大傷亡的教訓。劉伯承則痛陳，當時只要給博古提建議，就會被扣上“動搖”“機會主義”乃至“反革命”的帽子。聶榮臻、楊尚昆等人也紛紛批判“左”傾路線給部隊帶來的巨大損失。

李德在整個會議期間幾乎被徹底邊緣化。翻譯伍修權曾回憶：“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當時，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他完全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上。”李德聽不懂中文，伍修權也因疲憊和時間緊迫而簡化一些內容。多年后，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我在得到會議記錄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決議的文字材料並詳細閱讀之前，沒有表明態度”，他同時抱怨“伍修權顯然不樂意給我翻譯，而且譯得也不完全”。一個親身參加會議的“主角”，竟對整個會議近乎沒有參與感，這本身就說明他在紅軍中已徹底失去了影響力。

三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進入最后議程。

經過3天的激烈討論，會議以民主集中制原則作出了4項歷史性決議：一、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結束后不久，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分別向軍委縱隊、各軍團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號召“全黨同志要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隨后，張聞天根據會議要求，起草《遵義會議決議》。1935年2月8日，《遵義會議決議》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后印發。

會后不久，部隊向雲南扎西進軍。途中，在川滇黔交界的“雞鳴三省”村，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3月中旬，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當時，毛澤東雖未擔任最高職務，卻已在實際上掌握了軍事決策的主導權。

四

“遵義會議放光輝，全黨全軍齊歡慶。”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英明領袖來掌舵，革命磅礡向前進。”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在於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毛澤東進入核心決策層，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終於找到了那個能夠將馬克思主義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領導核心。

鄧小平后來回憶道：“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電報確定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劉伯承也回憶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証。”

遵義會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征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但怎樣“結合”、如何“運用”，走過了一條漫長的摸索之路。在遵義會議之前，“國際路線”幾乎等同於“正確路線”，誰從莫斯科回來，誰就天然擁有發言權。這種教條主義使得中國革命屢遭挫折。毛澤東是自覺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杰出代表和偉大開拓者。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反對本本主義》，他始終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分析問題。然而這一正確方向長期被“左”傾路線壓制。

遵義會議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作出了符合實際的判斷和決策的會議。1963年，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這句話道出了遵義會議的深刻意義：它打破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標志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重大勝利，為日后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形成和成熟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遵義會議是在與共產國際完全失聯的情況下召開的，因而成為黨史上第一次沒有受到共產國際干預的重要會議。這既是被迫之舉，也是覺悟之始。此后，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從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主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取得了長征的最終勝利，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此后，黨在重大歷史關頭表現出越來越強的自主判斷力和戰略定力。

2021年，“遵義會議精神”被正式納入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其核心內涵被概括為“堅定信念、堅持真理、獨立自主、團結統一”。

歷史從未遠去。今天，新時代的長征路在我們腳下鋪開，遵義會議昭示的真理依然閃耀著光芒。2015年6月16日，習主席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時強調：“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這或許就是“遵義三日”留給后人的最大啟示。

來源：《解放軍報》（2026年8月27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