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接待工作的歷史考察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遷駐延安，這為中國共產黨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后至1945年抗戰勝利，隨著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先后形成，延安呈現出相對安定友好的對外交往環境。中共中央在這裡熱情接待八方來客，不僅增強了中共自身的形象塑造與傳播，也增進了外界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實踐的理解與認同。結合《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及相關人員的憶述資料，本文對1937年1月中共中央遷駐延安后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的延安對外接待工作進行初步考察。

一、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對外接待工作

由於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故意制造的種種謠言，外界對中共充滿好奇的同時又多存疑懼。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逐漸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外界進入陝甘寧邊區的限制也開始鬆動。於中共而言，無論是從倡導創建、堅持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角度，還是出於自身力量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也亟須加強對外聯系，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高度重視對外接待工作，對延安的對外接待作出全面部署。1937年冬，原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進行統戰工作的金城結束了在延安的學習生活，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處具體負責接待工作。據他回憶，毛澤東在他剛上任時就找他談話，向他了解國民黨統治區官方接待機構的設置及相關情況。幾天后，毛澤東專門召集一次高規格的“接待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邊區政府代主席張國燾，邊區政府秘書長伍修權，毛澤東辦公室主任李六如，以及邊區政府具體負責招待工作的胡金魁、金城等。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對接待工作作了全面指示。他指出，接待工作是統戰工作，是“爭取人、團結人的工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我們的大門就敞開了，來延安的中、外來賓一定會越來越多，你們的工作會越來越繁重”。關於如何做好接待工作，他進一步指出，一是要做好對來客的調查研究，不要受騙子欺騙，也不要冷落了真正的客人。二是要注意從上層統戰工作的角度對待工作對象，他們的“階級利益、思想感情、生活方式與我們的基本群眾有根本區別”，要針對其特點開展工作。三是在統一戰線內部要注意共產黨與國民黨既有聯合又有斗爭，“對此要有清醒的精神准備”。關於對來賓的宣傳，他提出，“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宣傳我們黨的政策”，“要採取老實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關於對來客的接待方式，他指出要講民主、講禮貌，“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同時，毛澤東強調接待工作統一由邊區政府管理，政治上、業務上暫由李富春領導，並指示李富春通知在延安的各機關、學校主要負責人，讓他們協助做好接待工作，“向他們說清接待客人參觀訪問的重要意義，必須盡可能地抽出時間親自接待”。

毛澤東的這番講話為之后延安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除毛澤東外，黨內長期負責外事、統戰工作的周恩來也對延安交際處作出指示。1944年，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來前夕，周恩來專門出席邊區政府交際處全體干部會議並講話，指出交際處的主要任務是做好統戰工作，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宣傳出去，爭取過來”。

邊區政府交際處等機構積極落實中共中央的指示部署，在抗戰時期接待了衛立煌、陳嘉庚、黃炎培等多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及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美軍觀察組等重要來訪團體，出色完成了接待工作。

二、悉心備至安排住宿

陝北地貧民瘠，物質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是延安接待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難。到過中國很多地方的斯諾評價說，陝北“是我所見過的中國最窮的地區”。中共中央遷駐延安后，隨著大量工作人員進入，辦公和居住用房需求陡增，延安一下子變得異常擁擠。接待工作也由此陷入住房緊張和物資緊缺的局面。

據金城回憶，當時延安的住宿條件十分簡陋，最好的客房也湊不齊幾套完好的桌椅。1937年10月到訪延安的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描述:每間客房“床都是用磚砌的炕，炕上鋪著燈心草編織的席子。然而，房內十分干淨整潔，雪白的牆上挂著人們熟悉的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還貼著一些五顏六色、用好幾種外語書寫的革命標語”。

盡管條件簡陋，但招待所的工作人員盡心盡力安排客人。1937年6月，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托馬斯·亞瑟·畢森一行到達延安。招待所得到消息后，提前准備好房屋、熱水、飯菜。他們一行五人，賈菲夫婦住一間房，其余三人合住另外一間。此前，畢森一行風餐露宿，沿途住的客棧“整晚都有臭虫跳蚤肆虐”，所以一放下行李，他們“馬上打來了水洗澡，裡裡外外都換上了干淨的衣服”。畢森說:“這是我們離開西安后第一次有機會清洗自己。過去幾天來的噩夢，頃刻間便甩在了九霄雲外。”

除常設招待所外，為應對外界來訪人員的大量涌入，延安還特地設立了臨時招待所。1937年5月，海倫·福斯特·斯諾追隨丈夫埃德加·斯諾的足跡來到延安，暫時被安排在史沫特萊住過的一個獨座大院內的房間。她記述道:“這個獨院住了大約50個人，還容納了《解放》雜志編輯部，組織部的總部，無線電部，醫務室，一間房給四五個女共產黨員住，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招待所’。這種招待所是東方常見的一種車馬店，是給到這個紅色堡壘來巡禮的人住第一夜的。通常總是住滿了來上學的學生，男女都有，他們住在那裡等候在紅軍大學裡給他們找宿舍床位。”但作為臨時招待所，其空間還是相對擁擠的，晚上客人只能睡在土炕、鋪草席的地板或借來的門板上。天一亮，所有東西又要趕快搬走，因為要騰出來給五六十人的大班上課。在這種條件下，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在招待所以外的地方暫時棲身。1938年8月6日，作家陳學昭到延安后一打聽，發現西北旅社住滿了，隻好“因著一個朋友的關系，住到北門內的北什字巷一家老百姓人家，這裡面也有一個公家機關，擠得沒有一間房子是空的”。

除常規接待外，相關部門還會為特殊客人專門安排特別的住處。1939年9月，國民黨政府組織了全國慰勞總會，其中的北路慰勞團先經延安轉赴榆林各地進行慰問活動，后再經延安南返。考慮到慰勞總會領導人張繼年屆60，上下山不方便，於是安排他們住進邊區銀行在新市場新開的10孔窯洞，那裡出行更方便。

窯洞是陝北人民數千年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智慧結晶，給到訪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37年春到訪延安的德國人王安娜就評價延安“是一座名符其實的窯洞城市”。為改善居住條件，中共尋找合適的地方挖窯洞，到1944年夏交際處已在延安新市場南邊向東的半山腰挖了30多孔窯洞，在山腳下建造了20多間客用平房和工作人員宿舍，還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廳和會客廳，之前用三條腿舊桌子湊數的情況已大為改觀。1945年7月，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訪延安。雖然已是夏天，但延安早晚仍較涼，考慮到這6位參政員的平均年齡已達60歲，負責接待的同志特地在他們下榻房間的每張床上都鋪墊了厚被褥。黃炎培起初認為似乎沒有必要，但到了晚上就感受到了工作人員的體貼周到，“這裡的氣候，中午溫度也要比重慶早晚降低十幾度。初進臥房見床上堆著很厚的棉被，一時感覺這種設備也許未免過分周到，哪知到了晚上，我的胴部已搶先在歡迎它了。”

三、盡心竭力安排伙食

延安物質條件艱苦，招待客人不求奢華，而是用心用情盡力籌劃、細致入微。1938年4月17日，衛立煌到達延安當天，毛澤東親自設宴招待，把最好的食物拿出來饗客。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回憶說:毛澤東“談笑風生，宴會歷時甚長”，衛立煌等“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擊，給養補充不上，有什麼吃什麼，體重都減輕了，現在對於每一道菜都感到滿意，飽飽地吃了一頓”。

在就餐安排上，工作人員還充分考慮到宗教習俗、年齡等因素。1941年夏，甘肅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帶爆發了馬思義等領導的回族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壓迫的武裝暴動，但因寡不敵眾，起義失敗。馬思義毅然率領部分暴動群眾突出包圍，投奔陝甘寧邊區。為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交際處專設了清真灶。同樣，1944年7月，黃炎培等6位參政員訪問延安期間，交際處特地為他們准備了適合老人清淡口味而又營養豐富的食品，如牛奶、雞蛋、小米粥、白面饅頭等。

對於從外地來延安的人，當地的飲食習慣不是人人都能適應的。冼星海回憶說:“我吃到了小米飯，這飯不好吃”，“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慣”。陳學昭總結自己在延安生活一年的體會時表示有三件事不太滿意，其中之一就是飲食。因此，延安在招待外界人士時充分考慮了這一點。接待人員在食材有限的情況下，盡量照顧客人的口味，如招待衛立煌、黃炎培等的白面饅頭都不是延安常見的食物。陳學昭雖然沒有住在招待所，但工作人員還是盡量照顧她的飲食習慣，每次都特地給她燒大米飯，“另加一隻蔥炒蛋”。

隨著大生產運動的開展，陝甘寧邊區的生活物資供應有了很大改善。在大生產運動中，交際處的工作人員開荒種菜，設立供應食品的商店———“足食園”。他們制作的牛奶糖、果脯、餅干、核桃酥、雞蛋餅、葡萄酒等，除供應交際處用於招待外，還向市場銷售。由此，接待客人的食物也相對豐盛了許多。貝特蘭到延安后，發現眼前豐盛的菜肴與他曾聽到的關於延安食品匱乏的說法大相徑庭。於是，他問負責接待的吳亮平:“你們平常吃飯也是這樣嗎?”吳亮平搖搖頭說:“當然不是。隻有招待客人才如此!只要你們在這裡，我們一定盡可能安排最好的伙食———這是中國人待客的習慣。”

延安時期，中共在接待外界人士時盡顯真誠而又不拘小節。1940年6月1日，到訪延安的陳嘉庚和毛澤東在窯洞會談后准備就餐時，注意到“筵僅一席，設於門外露天，取一舊圓桌面置方桌上，已陳舊不光潔，乃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桌巾，適風來被吹去，即棄不用。”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設宴招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趙超構赴宴前發現自己赤腳穿著新買的涼鞋，自覺不鄭重，想穿雙襪子再去，但負責接待的同志告訴他沒有關系。到了宴會現場，趙超構果然發現“許多延安干部穿著草鞋來會見他們的領袖”。黃炎培對此也深有感觸，“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級將領，外面沒有見過的，總以為個個都是了不得的猛將，說不盡的多麼可怕。哪裡知道天天見面談笑，真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我們意外了”。

四、多維全面安排考察

延安時期，組織實地參訪是對外接待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安排參訪者參觀工廠、農場、學校，觀看革命題材的文藝演出，參加各類政治活動等，主動呈現邊區的真實面貌與民生實況，讓參訪者對邊區有了更加立體全面的認知，從而打破外界對共產黨的誤解，爭取更廣泛的理解與支持。

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世界學聯代表團一行四人訪問延安。他們的主要行程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直接與中共領導人會談，如7月2日毛澤東接見代表團全體人員，並同他們談話。二是參加專門為他們此行安排的活動，如6月29日舉行的歡迎儀式，7月3日在抗大舉辦的授予學位儀式等。三是作為列席人員體驗邊區政治活動，如參加陝甘寧邊區各界民眾抗敵后援會召集的座談會，以及延安各界群眾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晚會。四是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工廠等，如參觀中央黨校和陝北公學，以及魯藝、印刷廠、報社、邊區高等法院和監獄等地。

這些活動安排充分展現了邊區的特點，使參觀者更全面地了解邊區的實地生活樣貌。在抗大，校方舉行隆重儀式，授予世界學聯代表團四人“游擊博士”學位稱號並贈送紀念章。他們每人還獲贈“紅軍套裝”———一套軍裝、一頂綴有紅星的紅軍八角帽、一根皮帶、一雙草鞋。接到“紅軍套裝”后，他們當場就高興地穿了起來。代表團團長柯樂曼說:“我活了24歲，今天是我最光榮的一天。”在歡送會上，世界學聯代表表示:“到中國后，特別在延安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忠實執行，看到延安人民抗戰熱忱的高漲，真出乎我們的意想。在此把各黨派、各階層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真使我們與世界青年興奮極了。我們要把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不隱瞞地向世界人民宣布，使你們的斗爭取得比現在還要大幾十倍幾百倍的援助。”

中共熱情接待來延安參訪的各界人士，即便對方臨時提出考察要求，接待人員也始終耐心回應、細致溝通。1938年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考察團到達延安，王德圃一方面表示基本同意接待人員提出的行程安排，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的意見。按照他的意見，毛澤東需要出面接待四次。毛澤東得知后，表示“需要我出面四次就四次”，並且向負責同志強調“今后來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見我的，你盡可以答應他們，並把他們的要求及時告訴我。我工作雖多，但是統一戰線工作就是我的重要任務之一，只要需要，我一定會抽出時間來。”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的后人邱琮有自己的想法，不願意參加安排好的考察，而是按照自己的意願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深入調查研究，仔細看、詳細問，並把自己的意見建議整理成《管窺謹獻》。毛澤東看后批示:“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議書，其中頗多可採，應抄交各有關同志，希著重注意此建議。”

由於國民黨長期的欺騙性宣傳和新聞封鎖，不少外界人士對共產黨多有誤解，有時甚至對延安組織的參觀、接待人員的談話內容也持懷疑態度。陳嘉庚通過參觀雖暫時消除了之前對共產黨的一些誤解，但仍將信將疑。他在考察間隙經常找華僑或者來自閩南的青年學生聊天，試圖從細節中找尋真相。最終，他對共產黨由疑慮轉向信任，“從此把戰勝日寇，祖國抗戰必勝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五、歡迎美軍觀察組

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到訪延安。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毛澤東曾親自修改《解放日報》社論，將美軍觀察組熱情地稱為“戰友”。中共中央還向各解放區發出指示，強調“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后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后的實際接觸的開始”，“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為做好這次接待，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專門向負責接待的同志提出要求:第一，“我們同美國的關系，不是國民黨那種奴才與主子的關系”，“是平等的”。第二，要積極主動地幫助他們做好工作，但也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第三，要注意廣交朋友，建立友誼。盡管現在看來美軍觀察組的規模並不大，但以延安當時的接待能力以及整個延安時期接待情況來看，其無疑是個規模空前的“大型考察團”。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首批人員抵達延安。由於觀察組居住時間較長，最晚的一批1947年才離開，所以他們到達延安后，只是在交際處暫住幾天，很快就搬到專為他們新建的住所。組長戴維·包瑞德住一間20多平方米的獨立木屋，其他大部分美方人員則住窯洞。在離開延安20多年后，包瑞德回憶起當年的住宿條件說:“室內擺設象斯巴達人一樣簡朴:一張粗糙的桌子，一兩把簡易木椅，每人一張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馬上），一個搪瓷洗臉盆架和一個毛巾架，沒有地毯。不過，一切看來都是干淨齊全的，因為我們就沒有打算過在這裡過舒適生活。晚上是用蠟燭來照明的。”“房間內外根本沒有什麼水管。廁所被安排與住房距離比較適當的地方，這無疑是專門為慣於挑三揀四的外賓們建造的。”

除此之外，邊區政府還特地為他們興建了三層樓高的氣象觀測樓，以及倉庫、餐廳、警衛室、汽車棚和發電機房。在飲食方面，美軍觀察組餐廳建好后，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從西北菜社、邊區菜社調來廚師，為觀察組烹調一日三餐。

美軍觀察組最初的考察以交換軍事信息為主，所以包瑞德回憶自己在延安的考察行程裡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例如，8月3日起陸續與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交流:與參謀長葉劍英會談，了解中共抗戰情況;與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會談，了解八路軍抗戰情況;與陳毅會談，了解新四軍抗戰情況;與聶榮臻會談，了解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情況。邊區政府專門安排包瑞德等乘車赴南泥灣觀看359旅的訓練情況。應包瑞德請求，第718團舉辦“遭遇戰”實地演習，而包瑞德也與八路軍總部的一些軍官交流了美國陸軍的訓練方法。此外，包瑞德的行程中還有三個重要內容:一是與中共領導人會談，交流意見，如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了解中共方面關於國共和談的意見;二是在延安及邊區參觀軍隊、機關、學校等處;三是參加延安組織的各種文藝活動等。

這些安排集中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的貢獻，展現了自由進步民主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新氣象新面貌。對包瑞德而言，在參觀中，中共對待日本戰俘的態度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包瑞德注意到戰俘集中居住的宿舍，沒有被稱為“俘虜拘留營”或“監獄”，中共稱戰俘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盟員”或“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所有的戰俘都穿著共軍的制服，大約有150人。這個數字同被國民政府關在重慶郊外的25個相比較，似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結語

中共在延安的對外接待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窗口與橋梁作用。對參訪者而言，一方面是有了更加直觀的感性認識:當地艱苦的物質條件與高昂的精神面貌形成了強烈反差。海倫·斯諾說，在延安居住幾個月后，她觀察到所有現象中最主要的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的“集體精神”，“這是一種由高尚的風格和高度緊張所產生的精神力量”。陳嘉庚對比了重慶和延安的種種，認為國民黨政府“虛浮乏實”，奢靡浪費，“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合”，延安“則長衣馬褂，唇紅旗袍，官吏營業，濫設機關及酒樓應酬，諸有損無益各項，都絕跡不見”。另一方面是激發了理性的深刻思考:從社會生活的表象觀察到中國的未來。美國人拉鐵摩爾曾在中國農村廣泛旅行，通過對國民黨統治區和延安實地考察的對比，認為“共產黨人知道自己在干什麼。他們成功地贏得了農民的信任”。美國記者霍爾多·漢森總結說:“離開延安時，我對共產黨隻有一個信念:他們比中國其他任何組織都更全心全意地抗日。”那些原本對中國共產黨陌生甚至疑懼的外界人士到延安訪問后，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態度，評價開始由負面、中性轉為好評，並在之后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諸多幫助。例如，陳嘉庚多次在華僑中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募捐，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組織印刷發行《華商報》提供方便。特別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借助和美軍觀察組建立的良好關系，於1945年8月25日由美軍飛行員駕駛美軍運輸機，將劉伯承、林彪、陳毅、鄧小平、滕代遠等十幾位軍事將領從延安安全送抵山西黎城，為之后的戰略部署搶得了寶貴時間。總之，延安時期是中共各條戰線工作方法不斷發展成熟的時期，對外接待工作是其中一個方面，很多好的做法和經驗仍值得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研究學習。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