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強黨是我們黨不斷創造新輝煌的成功之道

作者:王毅    發布時間:2026-09-02    來源:《 學習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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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色和光榮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顧黨的奮斗歷程可以發現,我們黨之所以能夠不斷歷經艱難困苦創造新的輝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堅持用科學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干部的頭腦,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強大的戰斗力。”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以黨的創新理論引領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歷史。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各樣的攔路虎、絆腳石,必須堅持不懈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頭腦、凝心聚魂,堅定全黨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不斷提高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理論思維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從“主義的結合”起步

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后的中國,山河破碎、思潮激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實用主義”等數百種思潮競相登場。毛澤東曾言,“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盡力為之”。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種種思潮中,要確定一種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指導思想,絕非易事。

中國先進分子並非一開始就篤信馬克思主義。他們輾轉於各種思想中,不斷拿各種主義來“實驗”。某種方案行不通,便會自我清理,轉而檢驗下一種可能,每一次失敗,都讓這些探索者離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經過長期比較、甄別與實踐檢驗,結合對國際國內大勢的深入思考,這些先進分子終於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與革命主張的徹底性,不約而同地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周恩來明確,“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蔡和森“猛看猛譯”各種思想后,確信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中國的良方,寫信向毛澤東表達這一堅定認同。毛澤東復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這種從無數次“比較與實驗”中淬煉出的理論定力,更為堅定,更加持久。

重視理論武裝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色。恩格斯指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列寧進一步強調,“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黨”,“隻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當這些原則經由共產國際傳入中國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理論自覺,便有了清晰的源頭。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基於共同信仰和科學理論而組成的“先鋒隊”。因對主義的堅定信仰而產生的強大力量,正是中國共產黨優勝於近代中國其他政治力量的特別之處,成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無論遭遇怎樣的困難都能奮起的精神支撐。

在實踐中回答如何對待理論

有了理論,接著要回答:如何對待理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直接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初,因為缺乏革命經驗,一度照抄照搬蘇俄革命模式,機械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詞句,陷入教條主義誤區。毛澤東后來總結道:過去我們就是由先生把著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

血的教訓使全黨逐漸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不是死記硬背的教條,而是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加以運用的行動指南。長征勝利抵達陝北后,中國共產黨系統總結經驗教訓,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這是黨在思想理論上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在這種理論自覺下,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下,帶領人民從抗戰勝利走向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全國政權。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全新的歷史課題。毛澤東提出“第二次結合”的重大任務,要求“以蘇為鑒”,獨立自主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理論成果。然而,受歷史條件與時代認知的局限,此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未能完全打破觀念束縛,社會主義建設因此經歷曲折。

鄧小平對此反思:“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中國實際出發,逐漸擺脫傳統社會主義的桎梏,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此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時代課題,科學發展觀圍繞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展開了系統性回答。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黨的理論創新得到不斷深化。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前所未有的新課題。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擁有超過1億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如何在紛繁復雜的變局中保持定力、開創新局?答案凝結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中。這一思想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實現如此重大的理論突破,關鍵就在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重大論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實踐根基從當代中國發展實際延伸至五千多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與中華文明精神力量的貫通融合。

正是在不斷的探索中,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了對待理論的科學態度:其一,沒有一勞永逸的理論,固定與靜止的理論不能適應發展著的現實﹔其二,理論的說服力最終來自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其三,每一次理論進步都不是無源之水,都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體現了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發展邏輯。這種堅持實事求是與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回答時代問題,引領事業發展。

科學理論的生命力在於指導實踐、改造現實

理論強,才能方向明、人心齊、底氣足。縱觀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奮斗歷程,理論強黨從來不是書齋裡的清談,而是通過行之有效的實踐機制,將科學理論轉化為改造世界的強大物質力量。

堅持思想建黨與理論強黨相統一。思想建黨解決黨員信什麼,即用科學世界觀改造主觀世界,使黨員從思想上認同黨的綱領和宗旨﹔理論強黨解決用什麼指導行動,即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指導客觀世界的改造。二者互相支撐,思想建黨是理論強黨的前提,理論強黨是思想建黨的深化,二者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先進性和戰斗力的關鍵。1929年古田會議上,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毛澤東明確思想建黨原則,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不單純是打仗的隊伍。

在全黨大興學習之風。通過學習,才能真正領會到理論的魅力,進而在實際中主動自覺實踐理論。“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思想敏銳、理論先進的基本遵循。如何學習?黨內既有“春風化雨”般的常態化學習,也有大規模的集中學習教育。每逢重大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都以集中學習教育來統一思想、校准方向。延安整風可謂全黨集中學習的典范。整風期間,黨中央編印《整風文獻》,要求“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親歷者回憶,當時延安學習氛圍極為濃厚,馬夫、炊事員都在學習,夜晚的窯洞裡常常傳出讀書聲。經此思想洗禮,中國共產黨徹底肅清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風氣,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的空前團結。此后,中國共產黨一直延續這一學習傳統,到新時代更加常態化、機制化。每一次全黨大學習,都是對思想的一次“大檢修”“大武裝”,讓全黨在紛繁復雜的形勢面前始終保持思想統一、意志堅定、步調一致,從而形成強大的戰斗力。

依托組織實現理論落地。以組織促學習,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學習傳統,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獨特的組織優勢。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強調組織建設,經過百余年的實踐,成功構建起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為做好黨的各項活動提供了重要保証。三灣改編確立“支部建在連上”原則,使黨的理論教育能夠直達軍隊最基層的作戰單元。此后,通過支部會議、黨課學習等制度化安排,廣大黨員在組織生活中接受理論教育和思想改造。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正是通過各級黨組織,層層傳遞、深入基層,走出了書齋、走向了工農大眾,成為動員群眾、凝聚力量的思想武器。這一傳統不斷制度化、規范化,從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到基層“三會一課”,組織化的學習推動理論武裝走深走實。正是依靠嚴密的組織體系,黨的創新理論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從黨中央傳遞到基層的神經末梢,化為全黨的思想自覺,進而在實踐中開花結果。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舉科學理論的偉大旗幟,在實踐中推進理論創新,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正因為依靠理論上的清醒與堅定,堅持理論創新與武裝,中國共產黨才能在風雨征程中始終做到“亂雲飛渡仍從容”,在復雜局勢下始終保有“風景這邊獨好”的自信與底氣。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

來源:《學習時報》(202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