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革命家談正確政績觀的養成

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圍繞如何務實干事、如何評判實績、如何對待探索中的成敗得失，留下大量寶貴思想與生動實踐。其中，“檢查到底”道出了正確政績觀的落實機制。

一要經常地檢查和督促工作，建立考核評價機制。任弼時強調，要對每一個工作計劃執行情況“檢查到底”，確保落實到位，特別強調“要懂得這個‘底’字”。他提醒黨員干部，“工作中有了毛病還需要改正，有了經驗還需要總結，總之，還需要經常的審查和督促。”他指出督促檢查的三方面內容：“了解干部”“了解執行機關”和計劃“是否真正是從實際情形出發的”。為此，他還提出兩種“互相配合”的方法：書面報告和實際執行情況相結合、從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隻有綜合運用好這兩種方法，“才能使我們的審查更接近實際，更接近真理”。轉戰陝北期間，無論日程多麼緊急，任弼時總是“抓住任何一點時間，召開檢討會，或者自己跑到兵舍裡、馬號裡，檢查行軍備戰情況”，全力保障黨中央指揮機關的順利運轉。

二要敢想敢試，“失敗也不要緊”。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強調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面對試驗和探索中可能犯的錯誤，鄧小平說：“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准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 1979年4月，鄧小平指示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習仲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講話中指出：“已經從各方面証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繼續實行，不能走回頭路。”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進一步明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指導思想和改革開放措施。1981年底至1982年初，有調查組到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經濟特區做了調查，寫了調查報告，警告道：引進外資成片開發，要警惕有形成變相租界的危險。這時，社會上一些人趁機指責經濟特區的開拓者，說引進外資，開發特區，搞土地有償使用，是沿襲歷史的老路，搞變相租界，“賣國”，給海外資本家提供奴役和剝削中國勞動人民的“獨立王國”，各種社會輿論和流言蜚語一度沸沸揚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特區建設一直全力支持。1984年1月，鄧小平親臨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考察，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實地考察的結果，証明了建立經濟特區的正確性，也堅定了鄧小平對辦好經濟特區的信心。

三要在干事創業中勇於承擔責任，知錯能改、有錯必糾。毛澤東強調：“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他說：“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他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認真對待錯誤，指出：“犯了錯誤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錯誤和失敗就會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確和勝利，不要抬不起頭來。”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在工作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延安時期，黨外人士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一度引發爭議，有人認為這會削弱邊區的力量。毛澤東同樣客觀看待，認為這條辦法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加以採納並取得重要成效，為黨在抗日戰爭中克服困難、增強戰斗力，取得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

劉少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典范。1947年，河北阜平等地試點土改工作，出現了侵犯中農利益、對地主亂斗亂殺的情況。對此，劉少奇明確指出，第一要緊急剎車，第二不要責備下面干部，由他自己承擔責任。同年夏秋，中央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把邊區土改經驗提高到政策上來總結，認真坦率地接受教訓。1962年初，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動承擔責任，坦誠地指出“這幾年在我們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點和錯誤的”，如果根本不承認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

考核評價以科學的指標體系引導干部從追求顯績轉向注重潛績，是確立價值導向的“指揮棒”﹔“失敗也不要緊”以敢想敢試的精氣神鼓勵干部開拓新路，是破解發展難題的“動力源”﹔有錯必糾的機制以制度化的容錯糾偏為擔當者解除后顧之憂，是激勵干部作為的“安全閥”。這些寶貴思想與生動實踐為新時代校准政績取向、健全激勵約束機制提供了豐厚歷史鏡鑒。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26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