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結盟 輝耀史冊

作者:許 諾    發布時間:2026-09-10    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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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涼山,瀘沽鎮。

安寧河與孫水河,在此交匯。

一條,自昭覺深山奔瀉而來,裹挾泥沙﹔一條,淌過冕寧寬闊的谷地,清波徐緩。每逢雨季,孫水河紅浪翻涌,安寧河卻清綠依舊,以至到瀘沽的河面上,一半澄碧一半赭紅,像涇渭分明的兩條道路。

1935年5月,抵達瀘沽鎮的中央紅軍先遣隊,或許也曾站在這片河灘,望向不遠處迷霧重重的橫斷山脈——

擺在他們面前的,同樣是兩條命運殊途的路。

大渡河,橫斷山的大動脈。

它從青海果洛山南麓一躍而下,歷經百萬年,在川西群山之間劈出一道天險。1863年5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數萬大軍,被困於河畔。不到一個月,幾萬大軍全軍覆沒。這個地方,后來叫安順場。

72年后,同樣是5月,同一個地名,被寫進了蔣介石精心謀劃的大渡河會戰計劃裡。

此時,剛剛渡過金沙江到達會理的中央紅軍,已銳減至不足3萬人。槍彈匱乏、物資緊缺,不少戰士草鞋早已磨穿,不得不赤腳在碎石上艱難行進。可他們不能停下——薛岳大軍緊咬於后,前方則是百裡彝區——繼續北上,強渡大渡河,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是紅軍此時唯一的出路。

老謀深算的蔣介石,也看穿了這一點。

1935年5月10日,蔣介石乘坐飛機落地昆明,親自部署大渡河會戰。在發給各路部隊的督戰電報中,他自信滿滿地說,在這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紅軍“必步石軍覆轍”。

5月12日,會理城郊的鐵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召開。這場在國民黨偵察機眼皮子底下召開的會議,作出紅軍繼續北上,強渡大渡河,到川西與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北建立蘇區的決定。

“快”,是紅軍唯一的生路。

——5月15日,中央紅軍撤離會理沿安寧河谷北上。

——5月17日,紅軍經德昌繞道西昌,向大渡河急進。

——5月20日,劉伯承、聶榮臻率領中央紅軍先遣隊抵達瀘沽鎮。他們此行,肩負偵察、開路等多重使命。

從瀘沽到大渡河,有兩條路。

一條向東,翻越小相嶺,經登相營、越西抵達大樹堡渡口。這條路地勢平緩,是自古以來通往雅安的官道。正因如此,國民黨軍必在沿途密布重兵、層層封鎖。紅軍一旦進入,必陷入慘烈血戰,突圍機會渺茫。

另一條路,須經冕寧、大橋、拖烏,直插安順場渡口。這是一條崎嶇險惡的路,要沿荊棘叢生的羊腸險徑,橫穿大涼山腹地。那裡,是彝族人聚居的區域。由於歷史原因和國民黨的嚴苛統治,彝區內部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石頭不能當枕頭,漢人不能做朋友。

擺在劉伯承、聶榮臻眼前的這兩條路,一條是死路,另一條,凶險莫測。

可時間不等人。形勢,已迫在眉睫。

當晚,劉伯承、聶榮臻在聽取偵察組報告、約見中共冕寧地方黨組織代表后,得到一個壞消息和一個好消息。

壞消息是,川軍劉文輝部第24軍正在大渡河區域布防,劉湘的增援部隊正向富林一帶布防﹔好消息是,敵人將主力集中於大道(富林方向),小路(安順場方向)防守薄弱。

無論是對於昆明的蔣介石,還是熟悉地形的川軍來說,紅軍放棄官道、闖入彝族禁地,是萬萬不可能之事。

就在這“不可能”之中,紅軍卻嗅到了一線生機。

劉伯承和聶榮臻迅速達成一致:經大路,必然直面敵軍主力﹔經小路,倒是可以做做彝族同胞的工作。他們當即起草電報,建議主力放棄東線大路,繞道冕寧、穿越彝族地區奔襲安順場﹔另派出一支偏師偽裝主力向大樹堡佯動,擺出渡江架勢,迷惑敵軍。

5月21日,先遣隊收到中革軍委復電:完全同意。

同日,朱德向各部隊發出命令,並指示劉伯承、聶榮臻務必於24日前控制安順場渡口。

從此,長征史上多了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詞語——瀘沽分兵。一場關乎紅軍生死、關乎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穿越,由此開啟。

而此時紅軍面對的最大阻礙,不是懸崖險山,而是橫亙在彝漢兩族之間長達百年的猜忌與敵意。

大涼山是彝族人的家。

這不是詩意的感慨,而是一個歷史事實。

千百年來,彝族先民在這片山嶺間繁衍生息,以血緣為紐帶,形成林立的家支。他們有著嚴格的等級,也有世代相傳的祖靈信仰。即使是歷代朝廷冊封的土司,其有效管轄范圍也十分有限。劉文輝作為國民革命軍第24軍軍長,雖名義上統轄這一帶,可一旦深入涼山腹地,真正的“話事人”依然是彝族各家支的頭人。

於彝族人而言,由於長期遭受國民黨反動政府和軍閥的欺壓,他們和漢人之間,逐漸產生了深深的隔閡。

紅軍到來之前,這份不信任的情緒又被國民黨添了一把火:“紅軍來了要吃人”“紅軍見人就殺,見寨子燒寨子”……流言,借著飛機散發的傳單、國民黨特務,以及被收買、被謠言蒙蔽的部分彝族人,傳遍大涼山。

懷疑,變成了敵對。

5月22日清晨,紅軍先遣隊抵達彝區邊緣的喇嘛房一帶時,等待他們的是一群手持長矛、弓箭和土槍的彝民。

多年后,劉伯承向女兒劉彌群回憶起那次“狹路相逢”—

他們用彝語大聲吆喝著,互相聯系,人越聚越多。蕭華和馮文彬帶著前衛連和“通司”(翻譯)上去搭話。一個小頭目說:“給點錢讓你們通過。”馮文彬問:“要多少?”對方回答:“要200塊。”馮馬上給了他們200塊銀元,他們一搶而散。一會兒又來一群彝民要錢,說剛才給的是羅洪家的,我們是沽基家,馮又給他們200元……正在交涉之際,一個高大的彝族漢子打著赤膊,腰圍一塊麻布,赤足散發,帶著十幾個背梭鏢的青年走來自我介紹:“我是沽基家的小葉丹,要見你們的頭人講和。”

沽基家,也寫作“沽雞家”“果基家”,是當時冕寧彝區最有勢力的家支之一。

30歲的頭人小葉丹和紅軍主動接觸,是斟酌很久的結果。他聽到冕寧城中傳來的消息,得知紅軍開倉放糧,釋放了被關押的彝民。小葉丹通曉漢語,看到城中張貼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上面寫著:“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這究竟是一支怎樣的隊伍?小葉丹忍不住派人打探。這支隊伍不像國民黨軍隊那樣沖進村寨就燒殺搶掠,他們愛護老百姓,不搶東西、不拉壯丁,在通過一處彝漢雜居的村寨時,居然向當地人用銀元買糧……小葉丹清楚地感覺到,這支隊伍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支“漢軍”。

等紅軍進入彝區,來自另一個家支的彝民一擁而上,搶奪槍械、扒脫軍裝、奪走物資。躲在高處觀察的小葉丹驚訝地看見,這群手握鋼槍的漢族軍人,面對一群隻有冷兵器的彝族人,居然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百般退讓。

小葉丹不知道的是,早在進入彝區前,黨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就明確了民族工作紀律,要求“絕對不准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劉伯承、聶榮臻又專門對先遣隊明確鐵律: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向彝民開槍,以談判交涉為主。

紅軍深知,數百年的民族隔閡,是階級壓迫、歷代暴政造成的惡果,彝族民眾同樣是被欺壓、被奴役的窮苦人,絕非紅軍的敵人。

紅軍的隱忍與紀律,讓小葉丹慢慢打消了顧慮。他隨即做了一個決定:去見一見對方的“頭人”。

5月的大涼山,已有些暑意。林間的風吹來,帶著清冽的水汽和濃郁的鬆脂味。

翻過一個山坳,穿過一片森林,眼前豁然開闊——這裡,叫做袁居海子,是一個坐落於高原深處的湖泊,水清見底,冷杉環繞。彝族人叫它“烏勒蘇泊”。

在彝族的創世史詩《勒俄特依》裡,遠古大洪水退去后,幸存的先祖居木武吾與天神的小女兒茲俄尼托成婚,生下3個啞巴兒子。直到在“深谷砍了三節竹來炸,家中燒開三鍋水來燙”,3個孩子才得以言語,長子說出藏語、次子說出彝語、幺子說出漢語。在彝族有一句諺語:峨眉山、龍頭山是姊妹山,彝族、漢族原本是兄弟。

1935年5月22日,在這片清澈的水邊,劉伯承和小葉丹一見如故。

他們在海子邊的石頭上,欣欣然坐下。

當天,二人具體說了些什麼,並沒有留下原始記錄。

從蕭華、馮文彬等在場人的回憶以及劉伯承的女兒根據父親口述整理的史料中,我們大致知道,這是一次坦誠愉快的會面。

小葉丹解釋說,為難紅軍的是羅洪家,並非沽基家,並表示聽聞紅軍反對軍閥、主張彝漢平等后,希望和劉伯承結拜為兄弟。

劉伯承欣然應允:“我們結義是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

現場沒有酒,他們便取彝海湖水,殺公雞滴血入碗,以水代酒,依照彝族傳統,歃血為盟。“血酒”分作兩碗。劉伯承與小葉丹並排跪下,面對蔚藍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

“上有天,下有地,我劉伯承與小葉丹今天在海子邊結義為兄弟,如有反復,天誅地滅。”

“我果基約達(小葉丹)今日與劉司令員結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雞一樣死。”

二人仰頭,將“血酒”一飲而盡。

袁居海子的碧水青山,見証了一場輝耀中國革命史的結盟。

當天晚上,劉伯承叫人把大橋鎮的酒全部買來,請小葉丹叔侄帶領18位小頭領到紅軍宿營地赴宴。

那晚,劉伯承通宵與小葉丹談革命。

他把一面紅旗贈給小葉丹,上面寫著“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支隊”。劉伯承任命小葉丹為支隊長,任命其弟沽基爾拉為副隊長,當場寫下委任狀。

次日清晨,先遣隊再次進入彝區,小葉丹親自帶路。行至喇嘛房山埡,十幾個沽基家的彝民拿著紅旗,背著長槍,齊聲歡呼著上了山頂。彝民們排好隊,個個臉上挂滿笑意,對紅軍的到來表示歡迎。寨裡的青年和兒童主動接近紅軍,雙手比比劃劃,配合一些詞句。紅軍笑著回應他們的熱情,送給他們鞋子、毛巾。這些寨子裡沒有的“稀罕物”,讓他們歡呼雀躍。

小葉丹帶紅軍進入拖烏地區,直到走出家支領地,才依依不舍地告別。臨別,劉伯承對小葉丹說:“我們走后,你要打起紅旗堅持斗爭,將來我們會回來的。”

先遣隊繼續前進,每過一個村寨換一個帶路的彝族向導。小葉丹忠實地執行了劉伯承的囑托,往返於大橋鎮和筲箕灣之間。7天7夜,紅軍主力全部安全通過彝區,直抵安順場渡口。

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百年魔咒,就此打破。

后來,毛澤東幽默地問:“諸葛亮七擒七縱才使孟獲心服,你怎麼一下子就說服了小葉丹呢?”

劉伯承回答:“主要是我們嚴格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

那一次結盟,改變的不只是一支隊伍的命運。

它也改變了小葉丹的命運。

紅軍走后,小葉丹守住了海子邊許下的諾言。他打起了“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旗幟,積極奔走,聯合羅洪、倮伍兩大彝族家支,喊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對敵”的口號,共同對抗國民黨軍閥。在小葉丹的努力下,各家支結成反抗壓迫的同盟,彝民支隊一度發展到千余人,在大涼山的崇山峻嶺間,堅持了5年的紅色斗爭。

卷土重來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小葉丹反復報復迫害。紅軍走后,國民黨追究小葉丹“通共”罪責,強逼他交出1.2萬兩白銀和120頭羊。小葉丹寧肯傾家蕩產,也不願交出隊旗。他將旗幟珍藏在背篼下特制的夾層裡隨身攜帶,並叮囑妻子倮伍烏吉嫫:“萬一我死了,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這面紅旗,將來把它親手交給紅軍!”

1942年6月18日,小葉丹遭到國民黨軍隊收買的部族武裝伏擊,不幸身亡。

那面旗幟,被小葉丹的妻子縫進自己百褶裙的夾層裡。

百褶裙,是彝族已婚婦女最聖潔的衣物。敵人數次搜查、敲詐勒索,始終找不到。那面旗,就這樣被貼身保護,穿過了最黑暗的歲月。

1950年3月,冕寧解放。倮伍烏吉嫫將那面旗幟交給了人民政府。如今,那面旗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旗面舊了,顏色暗了,可每一個站在它面前的人,都能看見那行字——“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

劉伯承后來再也沒有見到小葉丹。但他從未忘記。

新中國成立后,他多次托人打聽小葉丹的后人。1986年10月,劉伯承在臨終前再三囑咐兒子劉太行,一定要找到小葉丹后人。經過多年找尋,劉太行在1995年終於完成父親遺願。

一個漢人將領,一個彝族頭人,在亂世裡結下的盟約,跨越了生死,也跨越了時代。

那一次結盟,也改變了大涼山的命運。

1950年,涼山解放。1952年,西康省涼山彝族自治區(州)成立。1956年,民主改革在這片土地上展開,延續了2000多年的奴隸制度被徹底廢除,近60萬奴隸獲得解放。涼山由此實現了從奴隸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一步跨千年”的歷史性飛躍。

如今,袁居海子更名為彝海。

岸邊不遠處,由劉伯承、聶榮臻、小葉丹和沙馬爾各(主持結盟儀式的祭司)4人雕像組成的彝海結盟紀念碑,基座高3.5米,人像高5米,基座寬2.2米,寓意著結盟的時間——1935年5月22日。

碑文上寫道:“彝海結盟是民族團結和軍民團結的典范,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勝利,是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

在紀念碑下方的草坪上,3塊灰色的“結盟石”依然在那裡。

磐石無轉移,一如兩人當初的誓言。

當年他們舀水的地方,水,還是那麼清澈。

那一年,彝海的水,化作了酒。一碗清水,一滴雞血,一句誓言。

血濃於水。

當年那支隊伍、那一群人,早已走遠,他們留下的那份誓約,至今閃光。

學術支持:褚 銀

來源:《解放軍報》2026年0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