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如何推動文藝工作

延安時期，面對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與如火如荼的根據地建設，中國共產黨認清“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通過強化組織引領、錨定為民服務方向、引導文藝扎根實踐，使文藝工作更好地服務於革命斗爭、根據地建設，開辟了黨領導文藝發展的嶄新道路，在現代文藝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

1935年10月，黨中央長征抵達吳起鎮。面對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黨認識到“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把文藝工作放在中國革命全局中謀劃，將其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今志丹）成立，把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推動戲劇、文學、音樂、美術等領域的創作活動。毛澤東出席成立大會並指出，“我們要文武兩方面都來。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稱贊“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

全面抗戰爆發后，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文藝工作者響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從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黨中央把吸收知識分子作為一項重要政策，在政治上信任文藝工作者，在工作上為他們提供施展才華的平台，在生活上盡力予以照顧。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在有限條件下開辦學校、成立團體、創辦刊物，為文藝工作提供陣地。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成立兩周年之時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毛澤東親自題寫校名和校訓。學院設文學、戲劇、音樂、美術專業，堅持政治教育與藝術教學並重，培養出一批服務抗戰的文藝骨干。1939年，由詩人光未然作詞、魯藝音樂系主任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唱響，成為鼓舞民族斗志的時代強音。

在黨的引導支持下，先后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等文藝團體，創辦《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以及多種文藝刊物。1937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赴華北抗日前線，以話劇、歌詠、戰地通訊等方式宣傳抗戰。1939年2月，民眾劇團帶著馬健翎創作的秦腔現代戲巡回陝北各縣，演出4個月，步行2500裡，群眾評價“劇團是小長征”。隨著文藝團體、藝術院校、報刊陣地逐步建立，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更加有力，延安文藝由相對分散的個人活動發展為服務革命事業的有組織行動。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為《新民主主義論》）講演，站在中國革命前途和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高度，明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綱領，確立了新文化建設的政治方向和領導核心。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隨著大批文藝工作者涌入延安，文藝創作日趨活躍，但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凸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一些文藝工作者存在小資產階級意識，作品表達晦澀，普通群眾聽不懂、看不明白。還有人甚至拋出錯誤論調，鼓吹藝術高於政治。

為了更好地端正文藝方向，徹底解決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去服務的問題，1942年春，毛澤東通過個別約談、書信往來等方式，同丁玲、蕭軍、艾青等交換意見，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提出召開文藝座談會的建議，並且與凱豐聯名向百余位作家、藝術家發出請柬。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表明文藝的中心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其中“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這一論斷把文藝服務對象同革命依靠力量聯系起來，從根本上明確了文藝的無產階級立場。

1943年10月19日，正值魯迅逝世7周年紀念日，《解放日報》全文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文獻，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宣言書，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大突破。次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將其列為整風必讀文件。1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中指出，講話精神“同樣適用於一切文化部門，也同樣適用於黨的一切工作部門。全黨應該認識這個文件不但是解決文藝觀文化觀問題的教育材料，並且也是一般的解決人生觀與方法論問題的教育材料”。

“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黨中央推動文藝界深入整風。1942年5月30日，毛澤東到魯藝檢查整風學習情況，並號召他們走出“小魯藝”，到社會生活的“大魯藝”中去。1943年，延安文藝界提出“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口號，文藝工作者同農民一起開荒種地，同戰士一起行軍作戰，自覺地為革命服務，宣傳黨的路線政策，歌頌新的人物，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將藝術性和革命性有機結合，走出一條普及與提高辯証統一的大眾化文藝道路，使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成為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典范。

推動文藝工作深入群眾，必須解決藝術表現形式問題。黨倡導文藝工作者學習秧歌、陝北說書、信天游、眉戶、剪紙、年畫等民間文藝，在繼承中改造，在借鑒中創新。同時，強調對中外藝術經驗進行創造性運用。文藝工作者在民間藝術和外來藝術之間尋找結合點，形成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藝術表達。

延安時期，文藝工作者對舊秧歌進行改造，注入生產勞動、擁軍支前、婚姻自主等內容，興起新秧歌運動。1943年春節，王大化和李波在延安城南門外演出《兄妹開荒》，反映邊區大生產運動，掀起新秧歌劇熱潮。《夫妻識字》把識字教育寫進普通農民家庭生活，使群眾在輕鬆的表演中感受到學習文化的意義。

文學創作也呈現出新面貌。詩人李季借鑒陝北信天游創作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表現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壓迫、追求自由生活。趙樹理開創山藥蛋派，《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吸收民間說書藝術特點，用群眾語言講述群眾身邊故事。

木刻和年畫因便於制作、傳播迅速，也成為聯系群眾的重要藝術形式。這些作品既在報刊上刊登，也張貼在村庄、學校和機關，成為群眾看得懂的牆上藝術。古元吸收中國傳統繪畫、民間年畫和剪紙表現方法，創作《減租會》《燒毀地契》等作品，把邊區群眾的生產生活、民主建設和社會變革表現得真實生動。

1945年，為迎接黨的七大召開，魯藝文藝工作者集體創作新歌劇《白毛女》，作品取材於晉察冀邊區“白毛仙姑”民間傳說，融合秧歌、民歌、傳統戲曲與話劇元素，借鑒西方歌劇表現形式，揭露舊社會農民遭受壓迫，生動展現了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翻身解放的歷程。

在黨的推動下，文藝不再局限於文藝家創作，人民群眾也成為文藝活動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改變了文藝生產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系。李有源借用陝北民間曲調《白馬調》填詞創作《移民歌》，后經馬可、劉熾等整理改編為《東方紅》，在邊區廣泛傳唱。勞動英雄孫萬福即興創作《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后經賀敬之整理潤色，成為延安大眾化革命文藝的經典作品。民間藝人韓起祥依據邊區真實案件，改編創作陝北新說書《劉巧團圓》，宣揚婚姻自主、倡導勤勞生產、展現邊區基層民主。

1944年10月，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各分區、部隊、機關學校以及少數民族450余名代表參加，重點討論新民主主義的群眾文化運動。朱德指出：文化教育取得的巨大成績，証明毛澤東前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產生了效果。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9月11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