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黨建“四論”對黨員修養問題的思考與貢獻

全面抗戰時期，劉少奇以演講、報告等形式依次發表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和《論黨》四篇論著。這四篇論著均圍繞黨的建設問題展開，被稱為黨建“四論”。目前學術界關於黨建“四論”的研究，一般著力於探究某一篇論著的創作緣由、版本變化、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等，鮮見將黨建“四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考察。本文擬對黨建“四論”進行深入挖掘，探析劉少奇關於黨員修養理論漸次完善的過程及其內在邏輯。

一、黨建“四論”的發表歷程及其背景

黨建“四論”的發表時間橫跨 1939年7月至1945年5月，幾乎延及整個全面抗戰時期。在全面抗戰的嚴峻形勢下，黨建“四論”充分展現出劉少奇對黨的建設相關問題的系統思考。

（一）大量發展黨員與黨員修養問題的提出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領導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軍隊採取靈活多變的敵后游擊戰略戰術，取得平型關大捷等勝利，打破了日軍的猖狂叫囂，中共的威信與聲望與日俱增。政治影響的擴大與組織力量的相對薄弱形成鮮明對比，中共認識到，強大的黨的組織是必要的。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時特別指出，在黨自身的強固和改進方面，還存在“數量上還遠不能適應抗戰事業的需要”以及“新黨員增加和老干部理論修養的不夠”等問題。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並對發展黨員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時指出，在數量上，“共產黨及其他黨派應發展至一百萬以上”，這就為發展黨員人數指明了方向。

在發展黨員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由於受活動范圍的限制，一段時期內中共主要是在分散獨立的游擊戰爭環境中發展黨員，不可避免會出現“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分佔據很大的比重”的結果，在系統的黨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教育缺位的情況下，容易產生一些違反黨性的傾向。黨的純潔性問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覺。1939年 5月，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建設的一個大黨，不是一個‘烏合之眾’的黨。”主持黨的組織工作的陳雲較早對此作出反應，發表了著名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文中不僅談到共產黨員的六條標准，還談及了入黨資格、黨員成分、入黨手續等問題。發展新黨員帶來的成分多元化以及一些黨員政治覺悟不高等現象，也引起了劉少奇的關注和重視，引發了他對黨員修養問題的認真思考。

1938年底，劉少奇去中共中央中原局就任途中，在傳達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同時，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並完成了《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報告大綱，搭建了全文的最初框架。框架包含“修養的基本條件”“共產主義事業是空前偉大空前艱苦的事業”“同志中對共產主義事業之偉大與困難的認識”“總結”四個部分，中心立意躍然紙上。此后，他多次在干部培訓班、黨校等場所論述黨員修養問題。在多次演講過程中，劉少奇對全文進行了潤色完善，使這部關於黨員修養的重要論著逐漸形成經典文本。1939年 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內容直指當時黨內思想問題，回應了毛澤東《論新階段》中提出的“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現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的問題，引起了極大關注。后經劉少奇修改整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解放》周刊第 81期（1939年8月20日）、第82期（8月30日）以及第83、84期合刊（9月20日）分三次連載。文章發表后，反響熱烈。同年 11月 7日，在延安由新華書店首次出版該書的單行本。1943年被編入《整風文獻》，成為整風學習必讀書目之一。1962年，經劉少奇修訂，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二）加強黨員黨性修養要求正確處理黨內斗爭

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黨員隊伍的迅速發展與壯大，展現出了中共強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為完成抗戰初期黨的政治任務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但同時，也招致了國民黨的忌憚。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動方針，從此，國民黨由比較積極抗日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相應地，兩黨關系也更加敏感，直至皖南事變爆發。皖南事變的影響波及中國共產黨黨內，一些隱藏的思想傾向開始顯現：少數不堅定分子產生悲觀失望情緒，一部分組建到新四軍中的干部和戰士不願放棄八路軍的番號，還有些北方戰士有鄉土觀念，對到南方作戰鬧情緒等。作為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在重建新四軍軍部的過程中，對如何加強黨員修養進行了深入思考。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成為黨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指導性文件。次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了題為《論黨內斗爭》的演講。演講開篇就亮明，要通過思想斗爭來錘煉黨性：“為了加強我們黨員的黨性鍛煉，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斗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很顯然，這篇論著正是基於中央所強調的加強黨員黨性鍛煉的要求謀劃寫作的，既是應時應景之作，也是潛心總結之作。《論黨內斗爭》全面總結了黨內斗爭的歷史經驗，闡述了進行黨內斗爭的正確原則和方法。1941年夏，華中局發出的《關於禁止黨內無原則糾紛的決定》指出，缺乏馬列主義與組織原則的教育，是無原則糾紛的重要來源。因此，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仍需強調。兼任華中局黨校校長的劉少奇，一直在為提升華中地區黨員政治修養和理論素質而努力。他親自備課，在華中局黨校集中授課，舉辦多場演講。《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的演講，就是在這期間作出的。這篇論著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作了深刻闡述。通過一系列努力，華中地區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大有提高，黨內思想認識空前統一。

如果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在黨員個人層面討論黨性修養問題，那麼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下發到各地后，關注點逐漸放大到增強集體黨性的層面，更加強調加強黨員修養的政治意義。關於這一點，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的態度就十分明確。1941年 8月 17日，山東分局下發《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之深入傳達與討論的指示》。《指示》強調：“在討論時應著重提出此決定的政治重要性，不可看成僅是黨員私人的修養。”

1942年2月10日，華中局機關刊物《真理》第 5期刊登了《論黨內斗爭》的部分內容。10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登載《論黨內斗爭》，毛澤東加寫按語指出：“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斗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次年，經劉少奇修訂，《論黨內斗爭》編入《整風文獻》。

與劉少奇黨建“四論”中的其他三篇相比較，《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流傳度低、傳播力較弱。這篇論著后來被許多人認為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姊妹篇，這種認識有合理的依據：兩者均聚焦“修養”問題﹔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直未公開發表的第三部分同樣聚焦的是組織上與紀律上的修養問題。1951年 8月，中共中央東北局致電中央請示：“熱河省委提出翻印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修養第三部分關於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發至縣委委員，是否可以，請電示。”中央回復：“未經少奇同志整理，不要翻印。”也就是說，《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第三部分的確有所相似。將《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看作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接續發揮與深化演繹，也不無道理。與《劉少奇年譜》中記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三部分進行比對，二者在內容上，特別是關於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論述，多有相似之處。此外，1946年 2月，由遼東建國書社刊印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直接將《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作為第三部分予以合並出版。當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吳黎平的回憶也印証了這一點。他稱，劉少奇領導華中局工作過程中，繼續重視抓黨的思想建設，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所述的思想，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論述了如何加強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問題。

（三）劉少奇抗戰以來關於黨建理論的集大成

《論黨》是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系統闡明了黨的學說與黨建理論的重大原則問題，是劉少奇抗戰以來關於黨的建設理論的集大成，在黨的建設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實踐的變化要求黨章也要與時俱進。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及報告負責人，其中劉少奇負責組織及修改黨章報告。雖然《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是經過集體討論的，是集體智慧的產物，但不可否認的是，劉少奇作為報告主持起草者，他的黨建思想，特別是關於加強黨員黨性修養的思想，貫穿其中。

延安整風運動對《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延安整風針對的是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經過整風，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實現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在此基礎上，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為七大的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條件。七大上，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統的闡述，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成為七大的歷史性貢獻，劉少奇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此外，《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還論述了黨的群眾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是劉少奇對黨建思想和理論的深刻總結。而后作為黨的文件下發到各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全黨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 1月 13日，劉少奇在給陸定一的信和批語中正式將其定名為《論黨》。后由人民出版社正式發行單行本。

二、黨建“四論”關於加強黨員黨性修養的內在邏輯

黨建“四論”體現了劉少奇對黨性修養問題的理論關切與實踐追問。其中貫穿著一條清晰的邏輯主線，即“黨性是什麼”“為什麼要加強黨性修養”“如何加強黨性修養”三大問題。

（一）是什麼——黨性是階級性的最高表現，同時包含政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

在黨建“四論”中，劉少奇對黨性內涵的理解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黨性是階級性的最高表現，這是在黨員個體上的表現。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這“三大表現”是劉少奇對黨性內涵的集中概括。具體到革命戰爭年代，在大量發展黨員的背景下，黨組織的階級比例發生變化，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進入黨內，特別是一些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奸細也乘機混入黨內。這種現象引起了劉少奇的關注，他尖銳指出，加入我們黨的人，不只是來自社會上的各階級，而且是帶著各種各色不同的目的與動機而來的。毛澤東也認為：“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事實上，部分新黨員的確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小資產階級的不良習氣等帶入黨內，致使政治風險上升。在黨的組織規模不斷擴充的情況下，階級性不純的問題日益突出。除新黨員外，一些老黨員“在勝利中昏頭昏腦，因而放肆、驕傲、官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這些現象的存在表明，加強黨員黨性修養、肅清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勢在必行。劉少奇在黨建“四論”中明確提出，共產黨員應該“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要“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去檢查每一個黨員特別是干部的黨性。使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進一步地鞏固起來”。

另一方面，政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也是黨性的重要內容，這是黨性在集體層面上的顯示。實踐的發展表明，僅從黨員個體層面強化黨性是遠遠不夠的，作為黨員集體的政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是黨性的重要內容。在整風運動的形勢下，劉少奇深入思考黨的組織問題與紀律問題，並寫就了《論黨內斗爭》與《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兩篇論著。在黨建“四論”中，劉少奇抓住個人與集體這兩個關鍵，既突出黨員個人的黨性修養，也突出集體黨性鍛煉。他在《論黨》中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是否有高度的紀律性和遵守紀律的精神，隻有在他處於危險的情況下，或者在他與黨的組織發生了嚴重的原則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時，才能表現出來。”

（二）為什麼——加強黨性修養的原因

為什麼要加強黨性修養，這是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開篇提出的問題。基於對黨性內涵的雙重認識，劉少奇對加強黨性修養的原因作出了進一步闡釋。具體而言，在黨建“四論”中，劉少奇從三個方面對加強黨性修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深刻闡述。

首先，共產黨員在黨性鍛煉中自身得到改造。劉少奇指出：“我們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我們提出在社會斗爭中改造自己的任務，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進步，就不能實現改造社會的任務”，“共產黨員是在不斷同反革命的斗爭中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也就是說，一方面，共產黨員隻有在革命的實踐中不斷改造自身，以求提高革命品質和革命能力，才能實現改造社會的任務。另一方面，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最終也會反映到主觀世界中來，所以說在改造社會和改造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從歷史上看，一旦黨員放棄了對自己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改造，任由非無產階級思想恣意蔓延，就會逐漸喪失黨性，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這不能不發人深省。

其次，黨組織在黨性鍛煉中得到鞏固。黨員需要加強黨性修養以滿足革命斗爭的需要，黨組織也需要加強黨性鍛煉以實現健康發展。革命戰爭年代，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黨組織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傾覆。因此，劉少奇在強調加強黨性修養的過程中，十分注重將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納入其中。他在《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中，著重闡釋了組織性、紀律性與黨組織的發展之間的關聯。在闡述民主集中制原則時，劉少奇指出，“黨是有組織的，有組織系統的”，“要保証和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首先要拿穩這個組織原則”。

最后，黨的形象在黨性鍛煉實踐中得到建構。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尤其是政治作風。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這就要求黨員干部在革命實踐中必須重視作風建設，提升黨性修養。黨建“四論”中，將黨的作風與黨性修養聯系在一起的例子不勝枚舉，特別是將黨性修養與群眾路線相聯系：“我們是革命的唯物主義者，我們的修養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能否在斗爭中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這就是劉少奇在《論黨》中重點闡釋群眾路線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們的這種群眾路線，是隻有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能具有的。我們的群眾路線，也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無產階級的群眾路線。”

（三）怎麼辦——加強黨性修養的方法

在厘清黨性是什麼以及為什麼要加強黨性修養的基礎上，錘煉黨性的方法論問題是這一邏輯的最后環節。就這四篇論著所遵循的邏輯主線來看，如何錘煉黨性是一個重要問題。總體說來，黨建“四論”中闡述的加強黨性修養的路徑主要有三條。

第一，正確看待並開展黨內斗爭。黨內斗爭的目的和結果是什麼？劉少奇在《論黨內斗爭》的引言部分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說，黨內斗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說，為了保持黨的純潔性，就必須堅持黨內斗爭，即用斗爭求純潔。他認為，黨內斗爭基本上是黨內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斗爭。開展黨內斗爭需要掌握正確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要站在正確的黨性立場上開展黨內斗爭，“思想原則上界限的明確劃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在斗爭的方式上，在說話與批評的態度上，應該盡可能的不對立，盡可能採取溫和的方式來商討或爭論”。

第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運行黨的組織。在革命實踐中，加強黨員自身素養還需要借助組織的約束。所謂組織約束是指黨的組織和黨員活動要遵循相應的制度、規范。在劉少奇的闡述中，民主集中制是一個貫穿始終的議題，他指出，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在《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中，劉少奇詳細闡述了民主與集中問題，駁斥了自由主義，批判了“家長制”，有力反擊了長期以來黨內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此外，民主集中制預設了黨員之間相互監督的正當性。這就為加強黨員黨性修養引入了監督者，起到了“他律”的作用。劉少奇在同“家長制”作長期斗爭的過程中，看到了“領導者應當給黨員以民主自由的權利”的價值與作用。因此，他在黨建“四論”中反復強調民主集中制要規范運轉。在黨員個人自覺提升黨性修養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則約束的基礎上，黨的組織紀律就有了保証。劉少奇指出：“共產黨的紀律，是建筑在自覺基礎上的，不可以把黨的紀律變成機械的紀律。”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紀律，是黨內生活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強調黨員個人加強修養是自下而上鍛煉黨性，強調組織紀律則是自上而下的強力約束。兩者的有效結合，避免了黨內極端民主化和專制主義傾向。劉少奇在《論黨》中總結到：“必須放手地擴大我們黨內的民主生活，必須實行高度的黨內民主，同時，在實行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黨的領導上的高度集中。”

第三，堅持在革命實踐中錘煉黨性。劉少奇認為，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在革命實踐中，除開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以外，共產黨沒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黨性修養是黨員的內在品質，同時，實踐是黨性的“試金石”，黨性修養必須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檢驗、磨煉、提升。

綜上所述，劉少奇在黨建“四論”中，在建構加強黨性修養的方法論上，打出了一套黨員自律、黨內監督他律、依靠組織紀律予以保障的組合拳。

三、黨建“四論”對黨的建設的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黨性修養的理論精髓，其中劉少奇作出了突出貢獻。黨建“四論”在黨的建設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對開展黨建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一）系統闡釋黨內斗爭，為強化黨性原則打牢思想基礎

正確進行黨內斗爭，首先需要解釋黨內斗爭存在的必然性。劉少奇將黨內斗爭視為黨外階級斗爭的反映。他認為：“黨員看問題的方法不同，就使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黨內許多不同意見、不同主張的分歧和爭論，就引起黨內的斗爭。”此外，他還結合實際情況明確指出：“黨內斗爭之所以必要，並不是由於我們主觀地嗜好斗爭，歡喜爭辯，而是由於在黨的發展過程中和無產階級斗爭過程中產生了黨內原則上的分歧。”黨內斗爭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如何進行黨內斗爭”。

指明黨內斗爭的錯誤傾向是黨建“四論”的一大貢獻。黨內斗爭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也要反對錯誤的傾向。劉少奇根據黨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歸納出三種錯誤傾向：一是黨內的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二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斗爭及斗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三是無原則的糾紛與斗爭。 在《論黨內斗爭》中，立足於分析和審視不同斗爭傾向的源頭及其表現的基礎上，劉少奇提出要用對黨對革命最高的負責態度來進行黨內斗爭。

黨內斗爭的焦點在於思想斗爭，正確進行黨內斗爭能夠為提升黨性修養奠定思想基礎。一是黨員敢於以負責任的態度開展黨內斗爭，這對黨員提升黨性鍛煉的自覺性具有導向作用﹔二是明確了黨員提升黨性修養的途徑，深化黨員對提升黨性修養的認識，在斗爭中增強黨性的觀念深入人心﹔三是有原則的斗爭，特別是對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關系的界定，對於黨員克服個人主義，從非無產階級習性中擺脫出來，具有重要作用。

（二）辯証分析民主集中制，為堅守黨性立場提供制度遵循

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為了保証黨思想上的一致，保証組織上的統一。堅持黨性立場必須有制度依托，制度能使正常的黨性鍛煉持之以恆地開展，確保黨性鍛煉的延續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與執行為黨性鍛煉創造了良好的制度條件。劉少奇對民主與集中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解構，概括並深化“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說法，提出了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解讀。

1938年 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指出：“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佔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受封建家長制在黨內還有所表現的影響，黨內民主不能充分展現。劉少奇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即是黨的領導骨干與廣大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即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自然而然，必須擴大黨內民主，激發黨員活力。此外，劉少奇強調，擴大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在於啟發黨員和干部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內民主強調的是發揚黨員的自主性與積極性，這本身也是提升黨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民主集中制是強化黨性鍛煉的制度遵循。

（三）著重強調群眾路線，為黨性實踐提供衡量尺度

是否脫離群眾是衡量黨性強弱的重要尺度。作為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代表，劉少奇在復雜環境中的斗爭經驗十分豐富，對群眾路線的認識也很深刻。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列專題總結了群眾路線。冀東新華書店專門摘錄了這一部分，發行了題為《關於群眾路線問題》的單行本小冊子。中國共產黨一直將群眾路線視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但是，受特定環境的影響，群眾路線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變異和走樣。比如，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冒險主義、關門主義、軍閥主義以及割裂黨與群眾關系的其他傾向。為此，劉少奇在正確分析影響群眾路線的因素之后，提出“我們共產黨人的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群眾的事業”的著名論斷。他指出：“在黨員中，干部中，部隊中，一定要加強群眾觀念。有些同志的群眾觀念非常薄弱，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不糾正，不解決，黨性就成問題。”因此，黨員必須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堅持群眾路線，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中，不斷提升黨性修養。

2018年，習近平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高度評價劉少奇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論著：“他撰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等著作豐富了黨的建設理論，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為站穩政治立場，鑄牢理想信念，中國共產黨就錘煉黨員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劉少奇黨建“四論”蘊含的黨的建設思想，特別是加強黨性鍛煉的重要思想，對新時代加強黨員黨性修養仍有借鑒意義。

作者：樊士博，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張濤，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