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
﹝摘 要﹞
習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是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領會和把握,意味著不僅要在思想上充分認識,而且要在實踐中始終堅持。這條方法論原則包括全面領會和把握、深刻領會和把握、准確領會和把握三個方面。對這三個方面,都需要深入研討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的問題,即科學內涵、客觀依據、實現途徑。全面領會和把握、深刻領會和把握、准確領會和把握三者有共同的根源和依據,有相互關聯、交織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共同構成了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應該結合在一起當作一個整體理解和運用。
﹝關鍵詞﹞
全面 深刻 准確 領會和把握 方法論原則
2026年1月20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強調:“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的戰略部署。”講話關於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的重要論述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將其作為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
一、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是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方法論原則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功,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是因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需要從多方面開展研究。中國共產黨在105年的奮斗歷程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積累了極為豐富的關於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我們可以把“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理解為其中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深入學習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論述,研究其普遍性價值,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裡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總稱。作為我們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備而嚴整的體系,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和多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結論。無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對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某一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結論,我們都應該堅持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的方法論原則。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上,毛澤東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要求。習近平曾經多次引用毛澤東的論述,重申、強調這一要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歷史轉折時期,鄧小平提出:“要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准確的認識”,“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面的問題來說,也要准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些論述中提出的“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和“准確地完整地理解”,都是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和方法。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提出的“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這些理論和方法,成為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
領會和把握,意味著不僅要在思想上充分認識,而且要在實踐中始終堅持。這條方法論原則包括全面領會和把握、深刻領會和把握、准確領會和把握三個方面,是三者的有機統一。對這三個方面,都需要深入研討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的問題,即科學內涵、客觀依據、實現途徑。
二、全面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指出:“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視野領會《建議》,將‘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面臨形勢、指導思想、重要原則、目標任務、政策舉措等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不能顧此失彼,更不能斷章取義。”按照這一重要論述精神,全面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就是要以全局視野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領會和把握﹔對其中各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結論,都要放到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中領會和把握,不能顧此失彼﹔對其中每一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結論,也都要作為一個整體來領會和把握,對構成這一整體的各個要素,也都不能顧此失彼。
為什麼必須全面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追根溯源,這一方法論原則的依據存在於物質世界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人類認識的本質和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之中。
作為人類認識對象的物質世界以及其中的各個事物,都是一個有聯系的整體。恩格斯說:“世界表現為一個統一的體系,即一個有聯系的整體,這是顯而易見的。”這是物質世界所固有的性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這就是全面領會和把握這一條方法論原則的根本依據。人的認識都是對物質世界的反映,其中有真理,也有謬誤。認識的真理性就在於其與客觀對象相符合,不符合的則是謬誤。物質世界的整體性,決定了人的認識隻有把握了對象的整體,才能與之相符合而成為真理。科學真理具有全面性的品格。列寧指出:“單個的存在(對象、現象等等)(僅僅)是觀念(真理)的一個方面。真理還需要現實的其他方面。”“真理只是在它們的總和(zusammen)中以及在它們的關系(Beziehung)中才會實現。”他還寫道:“真理就是由現象、現實的一切方面的總和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構成的。”“真理是全面的。”在哲學和社會歷史理論領域,科學性是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區別於其他理論的一條基本性質。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他指出:“馬克思創建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在哲學和社會歷史理論領域佔據統治地位,人類對社會歷史的認識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觀基礎之上的,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馬克思創建了唯物史觀,才使人類關於社會歷史的學問有可能建立在科學的歷史觀基礎之上而成為科學,從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全面把握包括社會歷史在內的客觀對象整體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性質,決定了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各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結論必須全面領會和把握,否則不可能達到真懂真信真用。
怎樣才能達到全面領會和把握?習近平的重要論述為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指明了方向。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備的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樣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他指出:“要整體把握這一思想的科學體系,做到融會貫通。對各領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體要求,都要放在整個科學體系中來認識和把握,避免碎片化、片面性,不能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這就告訴我們,全面領會和把握的基本要求是,通過深入、系統的學習,達到對馬克思主義完整科學體系的融會貫通﹔把其中每一條基本原理、重要結論都放到整個理論體系中領會和把握,不能割裂開來,碎片化、片面化地解讀。
事物都是整體和部分的統一。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具有各部分所不具備的屬性和功能﹔各部分的屬性和功能是在同整體的關聯中形成和發揮作用的,不能離開整體孤立存在。客觀對象的性質決定了人的認識和真理發展的規律。要真正認識一個事物,必須全面把握它的整體﹔要正確認識事物中的某一部分,必須把它置於整體之中,同整體以及其他部分聯系起來去把握。人的認識是在從部分到整體、又從整體到部分的循環往復中推進的。馬克思主義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構成的完整科學體系,既反映了事物整體,又反映了事物的各個部分,還揭示了整體和部分之間以及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因此,隻有通過深入、系統的學習,對整個體系融會貫通,同時把各個部分放到整體中去理解,才能達到全面領會和把握。全面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沒有捷徑可走。對此,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個領域,涉及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科技、軍事、黨建等各個方面,不下大氣力、不下苦功夫是難以掌握真諦、融會貫通的。”
事物都是由矛盾構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全面地看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全面看到事物矛盾的兩個方面,以及矛盾雙方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兩重關系。隻看到一方而忽視另一方,隻看到矛盾雙方之間的對立而看不到統一,或隻看到統一而看不到對立,都是片面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是“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於發展的學說”。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証法的實質和核心。堅持對立面統一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之中。馬克思主義對一切事物的闡述都是“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既揭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反映其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對矛盾雙方之間的關系,既看到對立,又看到統一。因此,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全面領會和把握唯物辯証法關於一切事物中矛盾雙方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原理,不能顧此失彼。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發展變化的。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和實踐的發展,為了首先全力解決主要矛盾、著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完整理論體系中的不同方面的基本原理提到首要位置,作為學習、研究和運用的重點﹔但與此同時,不能忽視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必須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講兩點論不能不講重點論,隻講兩點不講重點是折中主義﹔講重點論必須堅持兩點論,隻講重點不講兩點是形而上學的片面性、絕對化。這就要求我們始終堅持全面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科學體系,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各個基本原理割裂開來,孤立地理解和運用。例如,歷史唯物主義用一系列基本范疇及其相互關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全面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社會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等矛盾雙方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決定和反作用的關系。對這些基本原理的運用,既要從實際出發,在不同條件下、針對不同情況和問題有不同側重﹔又要在任何時候都整體地加以把握,不能顧此失彼,把重點論變成一點論。
對馬克思主義某一方面基本原理、重要結論的理解和運用,同樣是如此。例如,習近平2019年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闡述了思政課教學必須堅持八個“相統一”,即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價值性和知識性相統一、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堅持這八個“相統一”,就是要認識和處理好思政課教學中的八對矛盾關系。這是總結我國學校思政課建設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迄今為止對學校思政課中矛盾關系最全面的梳理。通過考察我們的思政課教學實踐可以看到,凡是成功了的,都是符合這些“相統一”要求的﹔而凡是效果不好的,都是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片面性,偏離了某一個或某幾個“相統一”要求的。對於這八對矛盾中每對矛盾的兩個方面,隻看到一方而忽視另一方,或者不能准確把握不同條件下雙方中的側重點,抓不住或者找錯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都會犯片面性的錯誤。隻有全面領會和把握八個“相統一”的重要精神,從實際出發貫徹落實,才能把學校思政課建設好。
三、深刻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指出:“深刻,就是要對《建議》各項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麼,又明白為什麼、怎麼做。特別是《建議》作出的重大判斷、提出的創新舉措,都是經過充分論証的,要真正理解透徹,不能囫圇吞棗、一知半解。”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深刻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及其各方面基本原理指明了方向。
作為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方法論原則,深刻領會和把握的依據在於,事物都是本質和現象的統一,從現象深入到本質是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馬克思主義是透過現象揭示本質的科學理論。
現象和本質以及二者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關系,是一切客觀事物所固有的。馬克思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事物既有外在的現象,又有內在的本質,這兩方面有重要區別,又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外觀(外觀的東西)是本質在自身中的反映。”“現象是本質的表現。”“非本質的東西,外觀的東西,表面的東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質’那樣‘扎實’,那樣‘穩固’。比如:河水的流動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連泡沫也是本質的表現!”本質決定現象,現象表現本質。現象比本質豐富,本質比現象深刻。事物所固有的現象和本質的矛盾,決定了人的認識必然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的發展過程。事物的現象和本質是同時存在的,但人對事物現象和本質的認識有先后之分。在社會實踐中,人隻有首先通過感覺器官感知到事物各方面的現象,獲得十分豐富、合乎實際的感性認識,才能經過頭腦加工思考,將其上升到理性認識,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這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透過豐富、繁雜的現象,揭示了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本質及發展規律,創立了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變革。“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不能採取淺嘗輒止、蜻蜓點水的態度”,必須深刻領會和把握。
要達到深刻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就要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了解“是什麼”的問題,又弄明白“為什麼”和“怎麼做”的問題。僅僅知道是什麼,是遠遠不夠的﹔隻有追問為什麼,才能有深刻的理解。習近平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指出:“思政課教師所講的理論、觀點、結論要經得起學生各種‘為什麼’的追問”,“要練就不怕問、怕不問、見問則喜的真本領……如果一問就問倒了,那就說明所講的不是真理或者自己還沒有掌握真理”。
追問為什麼,就是追問事物的因果聯系。事物都是在普遍聯系、相互作用中形成和發展的。因果聯系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普遍聯系。對於每一個事物而言,隻有弄清楚它為什麼存在以及為什麼以這樣的形態而不以那樣的形態存在,才能深刻理解其本質和發展規律。毛澤東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無論是學習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學習其某一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結論,都要追問為什麼。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使其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事物的本質同現象相比,都具有深刻性﹔而本質又有深淺不同的層次。理論同感性認識相比,也都具有深刻性﹔而理論對事物本質的反映又是分層次的,因而理論也有深有淺。列寧在《哲學筆記》中總結出16條辯証法的要素,其中一條是:“人對事物、現象、過程等等的認識深化的無限過程,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科學理論對物質世界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無限發展的。恩格斯在論述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時說:“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終極原因。我們不能比對這種相互作用的認識追溯得更遠了,因為在這之后沒有什麼要認識的東西了。”所謂徹底的理論,就是把對事物的認識追溯到底,一直追溯到恩格斯所說的“在這之后沒有什麼要認識的東西了”的地步。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徹底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它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它把對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的本質及發展規律的認識追溯到底,揭示了世界是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的物質世界,物質變化發展的規律是其自身所固有的,確立了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習近平指出:“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是辯証唯物主義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把對一切事物的認識追溯到了不能更遠的地方,因為在這之后沒有什麼要認識的東西了。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都是以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為基礎的。如果再追問:這一觀點的依據又是什麼呢?習近平引用恩格斯的話作出了回答:“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而這種物質性不是由魔術師的三兩句話所証明的,而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所証明的。’”馬克思主義以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持續發展為依據,也就是以人類全部社會實踐為依據,証明了這一理論的真理性。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馬克思主義正是把自己的全部理論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而成為徹底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唯物史觀確立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把對社會歷史的認識追溯到了不能更遠的地方。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最根本的原理也是以社會實踐、以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部歷史為依據的。由於這一基本原理和以此為基礎的完備而嚴整的科學體系的確立和不斷發展,直到今天,“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就是建立在這一基本原理之上的。隻有遵循深刻領會和把握的方法論原則,把為什麼的問題追問到底,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及其各方面的基本原理真正理解透徹,才能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並最終落實到怎麼做上來。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這一論斷把對當代中國取得一切成就原因的認識追溯到了“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基本結論。我們隻有遵循深刻領會和把握的方法論原則,從歷史和邏輯的統一中追問為什麼,才能真正懂得這一結論。中國20世紀以來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中,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研究中國歷史、探求其內在邏輯關系可以看到,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當代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因此,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能,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隻有深刻領會和把握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這一重要結論,才能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事物的本質是由其內在矛盾決定的。人的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是對事物內部矛盾的認識不斷發展的過程。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內部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決定的。“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毛澤東強調:“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証法。”如果隻看到事物內部矛盾的特殊性而沒有看到包含在其中的普遍性,或者隻看到事物內部矛盾的普遍性而沒有看到其區別於同類事物的特殊性,認識的深度都是有限的。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在一起的認識,才是深刻的認識。對於一定事物的認識,從特殊性中發現普遍性,或在認識普遍性的基礎上研究特殊性,都是對事物內部矛盾認識的發展,所以都是認識的深化。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事物內部矛盾的特殊性,又揭示了包含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隻有全面看到這兩方面及其相互聯結,才能深刻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
例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概括提出並深刻闡述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就是既指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又揭示了包含在其中的普遍性。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隻有深刻領會和把握這一重要論述所闡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和包含在其中的普遍性,才能認清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和重要意義。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深入闡述了這一觀點。他指出:“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國特色。”習近平在論述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等中國特色時,分別同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為中心”,“一邊是財富的積累,一邊是信仰缺失、物欲橫流”,“對自然資源肆意掠奪和生態環境惡性破壞”,“充滿戰爭、販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等特征逐一進行鮮明對比,這樣就既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遵循世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又著重闡明中國式現代化區別於西方現代化的特殊性,進而得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的重要結論。這樣就把對中國式現代化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認識統一在一起,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
中國式現代化在特殊性中包含著不同層次的普遍性。毛澤東指出:“由於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2023年3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主旨講話,對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的現代化之問給出了中國答案:“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秉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樹立守正創新意識,保持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性”﹔“弘揚立己達人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保持奮發有為姿態,確保現代化領導的堅定性”。習近平在這些論述中闡明的人民至上理念、獨立自主原則、守正創新意識、立己達人精神和奮發有為姿態等包含在中國式現代化特殊性中的普遍性,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這些普遍性,同西方現代化相比,又是一種特殊性。這樣就以中國方案為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創新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極大豐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園。隻有深刻領會和把握習近平闡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豐富內容,才能真正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式現代化、讀懂四大全球倡議。
四、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指出:“准確,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議》各項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該為的必須為、能為的努力為、不該為的決不為。不同的舉措,在適用范圍、進度要求、實施手段上有差異,都要根據具體情況把握好。”按照這一重要論述精神,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就是要精准把握馬克思主義每一條基本原理、重要結論的確切含義及其適用的對象和范圍,適用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根據具體情況實施不同的舉措,不能用主觀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
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這一方法論原則的依據是:事物都是具體的,一切事物都是具有多方面質的具體事物,都有其特殊性﹔真理都是具體的,人的認識隻有把握某一事物作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整體,才能成為真理﹔馬克思主義都是與客觀對象相符合的具體真理,不能離開具體對象、具體條件當作抽象的教條運用。
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也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一再強調並始終堅持的重要思想原則。毛澤東強調:“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根本要求就是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是具體真理而不是抽象的教條,堅持從實際出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在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把握好不同舉措。
理解為什麼要堅持和怎麼堅持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需要弄清楚什麼是“具體”。馬克思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這就告訴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具體”這個概念最基本的含義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多樣性的統一”。客觀存在的每一個事物都有其多方面質的規定性,這許多規定綜合在一起,使它成為一個多樣性的統一的整體,即具體整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孤立的,一個事物中這一種或那一種規定性,分別地看,都不是它所獨有的,而是它與其他一些事物所共有的,是它與其他事物的共性、普遍性﹔但是一個事物中的許多規定性綜合在一起,成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整體,就使它作為這一個獨一無二的事物而與其他一切事物區分開來,不會與任何其他事物絕對相同。比如一片樹葉,它的顏色、形狀或結構、功能中任何一種規定性,抽象出來看,都不是它所特有的,而是它與其他某些事物的共性、普遍性﹔但是它作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整體,則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沒有兩片絕對相同的樹葉。這就是事物的具體性。事物都是具體的,所以都有其區別於其他一切事物的特殊性。這就決定了,要認識一個事物,必須對它作具體分析,認識它作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整體,把握它的特殊性。客觀事物的具體性決定了真理的具體性。隻有與作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整體相符合的認識,才能成為真理。這就是真理的具體性。列寧指出:“辯証法的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沒有具體對象的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離開具體對象主觀臆造出來的理論不可能成為真理。馬克思主義和它的每一條基本原理、重要結論都具有真理的具體性。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的基本性質,要求我們把它作為具體真理來理解和運用,准確把握其內容和適用的具體條件,決不能把它變成抽象的、僵死的教條到處亂用。每一事物中的矛盾都有不同於其他事物的特殊性,每一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的矛盾又有區別於其他階段的特殊性。對此,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他強調:“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得出另一個重要結論:“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客觀實際出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正確認識一定條件下實踐所面臨的具體對象和環境條件,才能達到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用這樣的認識指導實踐,才能在實踐中取得成功。離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或離開具體實踐對象,把理論當作抽象的教條套用在實際適用的范圍之外,都會導致這樣或那樣的錯誤。
為了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必須原原本本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習近平一貫強調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的重要性。他說:“我多次說過,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學到手,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原著”是恩格斯提出來的概念,他把“原著”和“第二手的材料”區分開來。恩格斯在一篇書信中強調,要“研究原著本身”,不要“讓一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他在另一篇書信中指導青年學習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也說:“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習近平闡明了為什麼應該根據原著學習馬克思主義。他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利於從源頭上完整准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創立者在他們的經典著作中提出和闡述的。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同這一理論的創立者相比不能不存在差距,也未必能做到全面、准確。不同作者可能有不同理解,甚至出現嚴重分歧和對立。恩格斯為《資本論》作序時說:“一個人如果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學會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閱讀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並且首先不要讀出原著中沒有的東西。”離開原著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難以准確把握其科學內涵、精神實質,還可能附加原著中沒有的東西,導致誤讀或曲解。習近平指出:“學習理論最有效的辦法是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強讀強記,常學常新。”“領導干部要結合學習領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多讀、精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多讀、精讀一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篇章。”可見,認真研讀原著是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必經之路,舍此別無捷徑可走。
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要准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每一條基本原理、重要結論的確切含義及其適用的對象、范圍和條件,不能隨意夸大或縮小,也不能隨意搬用到其他的對象、范圍和條件下。列寧曾經指出:“共產黨人要竭盡全力來指導工人運動以及整個社會發展沿著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蘇維埃政權在全世界的勝利,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他還強調:“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加以夸大,把它運用到實際適用的范圍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這是因為,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是真理的一種基本性質。任何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都確實具有絕對性,即無限性、無條件性,都是與客觀對象相符合的認識,是不能被推翻的無可爭辯的真理﹔但任何真理同時又具有相對性,即有限性、有條件性,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對一定客觀對象的認識,並沒有窮盡對整個物質世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也是如此。必須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每一條基本原理、重要結論的確切含義及其適用的對象、范圍和條件,面對具體實踐對象,該用的必須用,否則就會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該用的決不能用,否則就會把真理變成謬誤。
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指出,對待馬克思主義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而在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主觀主義中,“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教條主義背離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脫離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抽象的教條,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損失。毛澤東說:“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會把活的馬克思主義變成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香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臭的馬克思主義,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業。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就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並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結新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對“什麼都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來說話”和“根據需要找一大堆語錄,什麼事都說成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說過了”兩種情況分別作了分析,認為前者是“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后者則“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實踐發展和創新”,兩者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必須學習貫徹這些重要論述精神。
結 語
“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都是由物質世界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人類認識的本質和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決定的,三者有共同的根源和依據,又有相互關聯、交織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共同構成了一個整體,應該結合在一起當作一個整體理解和運用。
全面和深刻是不可分的。無論是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隻有首先做到全面,才能做到深刻,深刻離不開全面。如果隻看到部分而看不到整體,隻看到矛盾的一方而看不到另一方,或者在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的兩重關系中隻看到一方面,這樣得出的認識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深刻的。深刻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包含著對於全面性的要求。認識從片面走向全面,是認識的深化和發展。准確又離不開全面和深刻。對於馬克思主義而言,隻有全面、深刻地領會和把握,才能精准地理解其確切含義以及適用的對象、范圍和條件,並將其運用於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中,做到該用的必須用,不該用的決不用。因此,“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是作為一個整體而成為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方法論原則的。
習近平關於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論述,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例如,“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共產黨人的必修課”﹔“通過重溫經典,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追溯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理論源頭,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要把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悟馬克思主義原理當作一種生活習慣、當作一種精神追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是‘兩個結合’”﹔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遵循,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我們要把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放到這個完整的體系中,同這個整體、同其他各項要求聯系在一起理解和運用。這本身也是全面深刻准確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體現。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發展中心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