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會議：中央紅軍首次實現“轉兵”

長征初期，隨著敵我態勢不斷變化，中央紅軍對戰略方向的認識和調整也在嚴峻斗爭中逐步深化。1934年12月召開的通道會議，圍繞行動方向展開討論，這是中央根據當時敵情、軍情重新審視原有部署的重要舉措，對隨后的軍事行動產生直接影響，為戰略方針的進一步調整創造了條件。中央檔案館館藏的1934年12月12日《中革軍委關於我軍十三日西進的部署致各軍團、縱隊電》，以當時形成的軍事電文，留下了這一關鍵時刻中央紅軍調整行動部署的直接記錄，為我們理解通道會議在長征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檔案見証。

血戰之后向何處去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實行戰略轉移。由於“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領導，戰略轉移初期帶有明顯的“搬家式”特征，大量輜重隨軍行動，嚴重影響部隊機動。突破前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逐步判斷出紅軍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在湘江沿岸布置重兵。經過五晝夜激戰，中央紅軍雖然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兵力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此時如果繼續機械執行既定計劃，等於自投羅網，極有可能遭受新的重大損失。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談到當時的形勢，認為如果仍同優勢敵人打硬仗，就有覆沒的危險。

血的教訓推動黨內軍內重新思考軍事路線和行動方向。陳雲在1935年《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文字：“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說明，遵義會議前對錯誤軍事路線的反思和糾正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正是其中的重要環節。周恩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說，從湘桂黔交界處開始，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爭論不斷深化。兩份史料相互印証，說明通道會議不是憑空出現的一次臨時動議，而是湘江血戰之后中央領導層開始重新審視既定戰略的結果。

面對已經變化的敵我情況，毛澤東明確主張不能再按原計劃向湘西前進，應轉向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這個主張不只是地圖上由北向西的“轉兵”，更是決策依據從固守既定方案開始轉向符合戰場實際，為我軍爭取更多生存機會。隨著戰爭中原有軍事指揮弊端的不斷暴露，毛澤東的主張得到越來越多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和支持，改變行軍方向逐漸具備了思想和現實基礎。

緊急會議打開生路

關於通道會議的具體會址、會議性質、全部參會人員，由於沒有發現完整的會議原始記錄，親歷者回憶又有差異，黨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討論。較為一致的表述是：1934年12月12日，中革軍委在通道縣城召開緊急會議，參會者有博古、李德、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和王稼祥，討論中央紅軍行動方向問題。

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留下了會議現場細節。據時任毛澤東警衛員的吳吉清回憶，當晚幾位中央領導在屋內開會，“提了一個馬燈看地圖”，他“在屋子前面守衛”。李德在《中國紀事》中稱，到達黎平之前曾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討論后續的作戰方案。1971年，鄧穎超在答復中國革命博物館有關人員時轉述周恩來的意見，明確肯定長征途中開過通道會議。

會議討論的焦點，是繼續尋機北上還是先向貴州西進。李德的回憶承認，毛澤東反對按原定方案行動，堅持繼續向西進入貴州，並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等人的支持。通道會議使“西進貴州”由爭論中的主張變為中央紅軍立即執行的行動方向，戰略上的進一步明確則在隨后的黎平會議上完成。

最能說明這一變化的，是當時留下的軍事電文。12月12日19時30分，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標注“萬萬火急”的電令，明確部署“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要求紅一軍團有關部隊向黎平方向偵察，第一師如條件具備“應相機進佔黎平”﹔紅三軍團、軍委縱隊以及紅五、紅八軍團也分別向西調整位置。12月13日，中革軍委再次部署各部“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與此同時，中央還根據湘江戰役后的實際狀況整頓編制，將紅八軍團並入紅五軍團，增強部隊機動和指揮能力。

獨立自主邁出重要一步

通道會議首先體現出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重新顯現。長征初期遭遇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軍事指揮脫離實際，把外國經驗和正規戰爭模式機械套用到中國革命戰爭中。這次會議從實際出發重新判斷敵情、我情，以實踐檢驗和修正既定方案，為此后紅軍逐步爭取戰略主動提供了重要前提。

通道會議也標志著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開始邁出重要一步。通道會議並沒有一下子完成這種思想上的成熟，但它在一個極其具體而緊迫的軍事問題上，使來自中國革命實踐的正確主張開始進入中央決策。行軍方向的調整背后，是思想方法和決策方式開始發生變化，獨立自主的思想開始萌發並進入革命實踐。

這種變化很快在后續會議中繼續發展。1934年12月18日召開的黎平會議，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明確新的戰略方向。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召開的猴場會議，又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重大軍事決策的領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則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陳雲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形成的傳達提綱，把遵義會議的召開追溯到“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說明歷史轉折有著清晰的醞釀和發展過程。通道、黎平、猴場、遵義，不是彼此割裂的幾個點，而是一條在實踐中糾正錯誤、深化認識、調整領導和決策方式的歷史鏈條。從通道會議開始，毛澤東的正確軍事主張得到越來越多中央領導同志的認同，黨和紅軍逐步從機械執行既定方案轉向更加注重依據實際自主決策，中國共產黨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道路必須立足中國實際來探索。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9月18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