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關於對外宣傳工作的思考與實踐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對國際局勢和自身歷史方位作出准確判斷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外宣傳工作，闡明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揭露國民黨統治集團內戰獨裁的實質，以爭取廣泛的國際理解和支持。周恩來以其深厚的理論素養、豐富的統戰經驗和卓越的交往藝術，領導了這一時期的對外宣傳工作，從重點任務、陣地渠道、人才隊伍、策略方法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本文擬對此作一梳理探討。

一、部署對外宣傳工作重點任務

抗戰勝利后，美國奉行扶蔣反共政策，國民黨政府依托美國支持，一面和談一面准備內戰，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維持獨裁統治。同時，利用各級新聞檢查機構壟斷輿論並進行嚴格封鎖，拒絕外國記者進入解放區採訪，同時大肆發布謠言，導致外界難以得知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的真實情況。面對這一嚴峻形勢，向國內外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揭露國民黨內戰獨裁實質、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成為關乎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要任務。對外宣傳正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爭取國際進步力量及海外華僑支持的關鍵所在。基於上述戰略考量，周恩來將對外宣傳工作擺在事關革命全局的重要位置，對黨的對外宣傳工作重點任務作出部署。

（一）圍繞軍事政治形勢開展輿論斗爭

全面內戰爆發前，周恩來已深刻認識到國共關系的復雜性，指出國共“會在相當長時期內一時偏和，一時偏戰，和中醞釀戰，戰中醞釀和，斗爭是嚴重的復雜的”。在此基礎上，他在部署宣傳工作時明確提出：“應集中於宣傳反對內戰、反對獨裁、主張和平、主張民主四個口號”，“揭穿蔣之欺騙陰謀”。周恩來首先將對外揭露的焦點，放在國民黨蓄意破壞政協決議的行為上。政協決議是戰后中國走向和平民主的基石，但國民黨先后查禁進步報刊、策動反蘇反共活動、制造較場口事件，蓄意破壞政協決議，徹底暴露了其堅持獨裁統治、挑起內戰的真實意圖。1946年3月至5月，周恩來在多場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通過列舉國民黨破壞政協決議和停戰令的一系列事實，揭露其行為絕非偶然，而是有計劃的倒退，嚴正指出：“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動搖、修改或推翻政協決議的陰謀活動。”同時，周恩來正告美國，在政協決議基礎喪失的情況下，其對國民黨的援助“隻會增加中國國內的不安，便利一黨獨裁的繼續”。面對國民黨包圍中原軍區的嚴峻局面，周恩來在 5月1日的重慶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揭露國民黨的圍殲陰謀，並力促美蔣代表同赴宣化店視察。5月8日，周恩來與美蔣代表抵達宣化店進行會談。周恩來嚴正指出：“中原戰爭如果爆發，必將宣告和平結束，成為全面戰爭的起點。”迫於事實和輿論壓力，國民黨政府代表與美方代表5月10日於漢口同中共代表共同簽訂《漢口協議》，國民黨對中原地區的全面進攻被暫時擱置，為中原部隊贏得了寶貴時間。可見，周恩來抓住中外記者招待會這個平台，精准回應國際社會關注點，既主動設置議題、傳遞真相，又將宣傳造勢與實際行動緊密聯動，將宣傳效果轉化為延緩戰爭的實際成果。

然而，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由此爆發。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等人“對外廣泛揭發國民黨之陰謀”。自7月起，周恩來在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國內外公布國民黨蓄意擴大內戰、暗殺民主人士、以談判拖延時間的事實真相，並對美國幫助國民黨擴大內戰提出抗議。他指出，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助，國民黨要進行像今天這樣大規模的內戰是不可能的，必須立即撤退駐華美軍，停止任何片面的援助，以便制止中國內戰。此外，周恩來多次會見馬歇爾、司徒雷登等美國官員，揭露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具體情況及作戰動向，協商阻止內戰蔓延之法。他還多次與斯特朗、斯蒂爾、李勃曼等西方記者以及裴斐等學界人士會談，向各方揭露蔣介石假談判、真內戰的陰謀，闡明中共追求和平民主、爭取國際合作的主張。這些外宣有效打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封鎖，使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解放區的真實情況以及國民黨內戰獨裁實質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在道義和輿論層面爭取了廣泛的同情與支持。

隨著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周恩來逐步將加強反美蔣斗爭、揭露美國援蔣的侵略實質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任務。1947年8月，他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明確要求地方局“利用目前蔣、魏（德邁）接洽賣國勾當，加強反美蔣斗爭”，爭取國內外輿論同情和支持。1948年3月，周恩來再次作出指示，明確反美援蔣宣傳應聚焦“揭露美帝以金錢和軍火物資助蔣屠殺中國人民，揭露美軍及其派出的顧問團直接參與屠殺中國人民，揭露美帝扶持日本侵略勢力復活，並運輸日軍人來華助蔣內戰”三個方面。這一部署旨在揭露美國以經濟軍事援助為名干涉中國內政的帝國主義本質，並進一步揭發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企圖長期控制遠東的野心。周恩來指出，從總體上認識美國援蔣必然失敗的同時，要動員國內外人民反對美國對蔣援助，並合理利用“美帝內部及美蔣之間的每一矛盾”，形成反美蔣斗爭力量。同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各部門負責人會議，將“揭露美蔣假和平陰謀”“對內對外宣傳報道”作為重要研究議題。周恩來在會上對美蔣雙方的情況進行了分析，指出美蔣已有分裂跡象，但“現在美帝還不致冒險一下把蔣踢開”，“我們應揭穿敵人的假和平陰謀，對敵人的分裂則應利用之”，同時，對於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愚弄人民的行為，在宣傳中要給以“最大揭露”。在這些指示的指引下，通過持續深入的對內對外宣傳，不僅在輿論上加速了美國援蔣政策的破產，也使國民黨政府在道義上日益孤立，有力配合了解放戰爭進程。

隨著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針對美國政府及部分外國媒體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造謠，周恩來積極領導開展對外輿論斗爭，澄清虛假報道，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比如，1948年12月，針對美聯社香港電稱中共發言人評論傅作義利用北平討價還價的虛假報道，周恩來立即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的電報，嚴正指出報道所稱的“中共發言人”之說是造謠歪曲，必須予以駁斥，聲明“中共在港並無正式發言人”。這些舉措將對外宣傳與革命全局任務緊密結合，既展現了中共對待輿論的嚴謹態度，也主動引導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認知。

（二）組織對外譯介黨的理論主張與方針政策

周恩來明確將譯介黨的重要文獻視為對外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他深刻認識到，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主張與方針政策缺乏系統了解，而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加劇了這種認知隔閡，要通過對外譯介黨的重要文獻，向國際社會系統宣傳黨的理論主張和解放區的實際情況，提升對外宣傳的實效。

周恩來親自統籌部署中央外事組的文獻譯介工作。中央外事組成立於 1947年5月，下設編譯處、研究處、新聞處，負責研究國際形勢、編譯書報材料及對外譯介黨的重要文獻。1947年7月，周恩來指示外事組，“應將重心放在翻譯幾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編譯幾本有關美國的工具書，編譯幾本有關解放區基本政策的小冊子”，強調“就是為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同年 11月，他再次致函外事組工作人員，督促編譯毛澤東、劉少奇的著作“勿停勿懈”，並進一步明確編譯工作的時間規劃和具體安排：“目前只能編愛國解放戰爭及土改兩種，今冬明春能將解放戰爭譯出就很好。美國手冊，能在明春編成就很好。”

在地方層面，周恩來統籌協調各地方局外事組參與文獻譯介與國別研究工作。1947年8月，他對香港分局、東北局所屬外事組作出針對性部署，要求兩地“翻譯毛澤東著作、劉少奇的修改黨章報告”，同時明確提出，“東北研究東歐、蘇聯，香港研究南洋、印度、阿拉伯各國情況，並編譯出研究上述各國的工具書”。這一部署充分結合地方區位條件，使地方局的譯介和研究工作更具針對性。

扎實的文獻翻譯與國別研究，為做好外宣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1947年1月，周恩來、陸定一就國際形勢的宣傳問題致電香港分局，指示翻印毛澤東新年祝詞、解放報新年獻詞、陸定一論國際問題的文章以及多部分析時局和反對美帝殖民中國的宣傳手冊，通過香港渠道向世界宣傳黨中央對國際形勢的最新研判及主張。同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后，周恩來立即部署將其對外傳播。1948年1月，他指示上海、香港地下黨負責人，“收全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后，要力爭在報刊上全文發表，並印成中英文本向國內外散發，進行廣泛宣傳，並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總之，在周恩來的領導推動下，中央外事組及各地方局外事組不斷加強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同時持續編譯了一批介紹黨的理論主張、解放區土地改革與建設成就的小冊子，以及分析國際形勢的參考資料，這些對外宣傳工作成為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解放區的重要窗口。

二、拓展對外宣傳陣地和渠道

為打破國民黨輿論壟斷、廣泛對外宣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周恩來立足革命全局，系統謀劃對外宣傳組織陣地建設。他指導南京局在國統區斗爭前沿直接發聲，部署香港分局建設長期穩定的對外宣傳陣地，派遣一批黨員干部通過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開展對外宣傳。

（一）開辟國統區對外宣傳前沿陣地

抗戰結束后，南京、上海作為國民黨統治核心地區，聚集了大量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是中共開展對外宣傳工作的前沿陣地。1946年5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成員由重慶遷至南京，在梅園新村設立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對內稱中共中央南京局，領導國統區黨的工作。南京局下設外事委員會，由周恩來兼任書記，廖承志、王炳南任副書記，外事委員會下，研究處由喬冠華負責，新聞處由龔澎負責，聯絡處由陳家康負責。考慮到上海當時是全國經濟和文化中心，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代表團也在上海設立辦事處，與南京辦事處相互照應。辦事處於1946年6月22日在上海正式設立，對外稱周恩來公館。據王炳南回憶，“外事委員會包下了全部的對外工作。分上海、南京兩攤活動，恩來同志有什麼指示，就派我到上海召集喬、龔、陳這三個處一起開會”。面對國民黨嚴密的輿論封鎖，周恩來依托南京和上海的地理和政治優勢，建立起反應迅速、發聲直接的國統區對外宣傳前沿陣地，及時向國際社會闡明立場、揭露真相。

1946年5月，南京局外事委員會創辦外文機關刊物《新華周刊》，由喬冠華任總編、龔澎負責發行。《新華周刊》首次以中國共產黨官方英文刊物的身份，直接向路透社、美聯社等國際媒體提供第一手素材，內容聚焦國共和談進展、中共和平民主主張、國民黨內戰陰謀等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議題，用國際受眾易於接受的話語宣傳黨的政策，讓國際社會通過中共官方渠道了解真實的政策立場。此外，在周恩來的部署下，新華社南京分社出版發行《新華社通訊稿》。據編輯楊兆麟回憶，新華社南京分社每天編印10頁到20多頁的《新華社通訊稿》，經外事組選編、翻譯、打印成英文稿后，第一時間分發給外國通訊社和駐南京記者，“為了爭取時間，我們一早就開始工作，午飯后也不休息。夏日炎炎，實在困了，就伏在案頭小寐幾分鐘”。這些通訊稿使外國記者得以持續了解黨的政策主張和解放區的實際情況，為其報道提供了客觀素材。

（二）發揮香港對外宣傳樞紐優勢

解放戰爭時期，香港既是連接中國內地與東南亞、西方世界的樞紐，又非國民黨直接控制區域，便於中共長期穩定開展對外宣傳工作。為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勢作用，1946年10月，周恩來提出：“港目前只能成京、滬第二線，而南洋方為第三線，在港之本身亦須建立三線工作”。也就是說，周恩來部署黨在國統區及海外工作的戰略構想是：第一線組織為中共代表團及其上海派出機構，第二線組織為香港黨組織，第三線組織為南洋及海外從事秘密工作的黨員，同時在香港的黨組織也要按照公開、半公開與秘密的層次開展工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章漢夫、龔澎、潘漢年、許滌新、夏衍、胡繩、喬冠華等具有豐富統戰和外宣經驗的干部陸續前往香港工作。1947年6月19日，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可要章漢夫、龔澎、廖沫沙等聯絡香港及南洋的中國自由主義及進步的記者成立中國或華南自由記者協會，設法救濟內地被捕與流亡到香港南洋的記者”，並提出可申請加入世界記協，控訴國民黨迫害記者的暴行。這一指示凸顯了香港作為外宣窗口的戰略價值：一方面，通過成立記協將分散的進步記者團結起來，既整合了輿論力量，又為流亡記者提供了組織依靠﹔另一方面，借助世界記協的國際渠道，有力地向世界揭露國民黨的獨裁行徑，讓中國革命的真相被國際社會所了解。

在周恩來的統籌指導下，香港逐步構建起豐富的報刊宣傳渠道，極大地提升了對外宣傳的覆蓋面和影響力。1946年1月，歷經 3個月籌備的《華商報》正式復刊，周恩來明確指示該報“面目應逐漸變為群眾性的，絕不能以黨的面目出現”。這一定位使《華商報》成為黨領導下在華南及海外具有重大影響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報紙。同年10月，周恩來進一步致電部署香港紙媒工作：“英文雜志可先登記出版”，“《群眾》如被迫移港，可標明滬版在港翻印，新華分社望與漢夫、喬木協辦”。根據這一指示，報刊工作委員會隨即在香港成立，章漢夫擔任書記，系統統籌紙媒出版發行工作﹔由喬冠華、肖賢發等組建新華社香港分社，喬冠華任社長﹔創辦《今日中國》等英文刊物，推動對外宣傳工作展開。針對《群眾》周刊的延續性問題，周恩來於1946年底指示章漢夫與喬冠華赴港籌備港版出版，以保障上海聯絡處撤退后刊物不中斷。1947年1月，《群眾》周刊香港版正式創刊，其海外發行網絡延伸至英國、馬來西亞、美國、法國等多個國家，由紐約、舊金山、倫敦、巴黎等地代理經銷。這些報刊以不同定位形成宣傳合力，既秉持真實客觀的原則傳播黨的和平民主主張，又兼顧海內外不同受眾的關切，有效打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封鎖，讓黨的政策主張廣泛觸達國際社會。

（三）通過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開展對外宣傳

在建設南京、上海與香港等宣傳陣地的同時，周恩來還高度重視以國際組織、國際會議為平台開展對外宣傳。1946年4月，他提出“通過世界工聯，廣交朋友，宣傳解放區，揭露蔣介石，贏得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聲援，爭取國內國際工運的統一”的設想，希望以廣泛的對外宣傳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

在周恩來的部署和推動下，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劉寧一、新華社東北總分社社長吳文燾等黨員干部赴世界各地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向國際社會宣傳解放區的實際情況，爭取對中國革命的聲援和支持。1946年12月，劉寧一前往法國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前，周恩來特別指示：“望更著重於聯絡歐美工人，反對美、蔣合作在中國進行內戰與法西斯獨裁”，同時配合時任世界工聯副主席、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的朱學范在世界工聯開展活動，爭取世界職工組織支援中國勞動協會。1947年3月，經中共中央同意，東北局決定派吳文燾以參加第一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為契機前往布拉格，爭取常駐東歐開展國際宣傳工作和對外聯絡事宜。會后吳文燾以新華社記者名義留在東歐工作，以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國家的黨報和廣播為媒介，向世界各國宣介中共領導的解放區的實際情況。1947年6月，在世界新聞記者會議在捷克首都召開之際，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電報，進一步提出東北局可在哈爾濱成立“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籌備會辦事處”，“委托吳文燾代表解放區記聯在歐洲與世界記協接洽，要求參加為其會員，並進行國際活動”。

為進一步整合在歐洲的宣傳力量，周恩來於1948年初指示在歐洲相關國際組織內活動的中國代表成立黨組，由劉寧一任書記，並明確“一切重要問題，應經過黨組商討后，由寧一負責提出，以便中央考慮回答”。這實際上實現了中共在歐洲對外宣傳工作的統一領導。1948年3月，周恩來指示劉寧一將反對馬歇爾計劃及美國援蔣行為作為出席世界工聯執委會的主要提案。1949年3月，中國代表團應邀赴歐洲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周恩來高度重視，親自擬了一份供參考的代表團成員名單。他認為，“我們派代表團參加大會，既表明我們願與世界各國人民通力合作，共同致力於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又可以把中國人民的聲音帶到會上去”。周恩來指示代表團成員在會議期間要向各國廣泛宣傳斗爭經驗，闡明“在中國，隻有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根除它的戰爭政策，才能真正實現徹底和平。這樣，將是中國人民對世界和平的一大貢獻”。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在大會上介紹了中國人民為保衛和平、反對煽動新的世界大戰而與帝國主義作斗爭的情況，受到了各國代表的歡迎和支持。

三、建設和培養對外宣傳人才隊伍

周恩來深刻認識到，政治堅定、業務精湛的對外宣傳干部隊伍，是黨開展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保障。

（一）重視外宣干部的培養與選用

1946年5月，南京局成立伊始，周恩來選調了一批外事人才協助工作，章文晉、王炳南等以南京為陣地，協助周恩來進行談判，負責聯絡各國使館，開展國際宣傳﹔喬冠華、龔澎等在上海接洽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南京局高度重視外宣干部的招生與培養。據王炳南回憶：“我到南京后第一件事是到上海招生。為培養翻譯干部，我們在張家口辦了一個外事訓練班，報考的條件是大學畢業、英文好、政治上可靠。”王炳南、章漢夫在上海秘密吸收 81名大學畢業生，送去張家口外事訓練班學習。學員經過系統培訓后，被分配至各解放區及白區，成為黨開展外宣工作的重要力量。

干部的恰當選用是做好人才工作的關鍵環節。在籌建中央外事組的過程中，周恩來根據各人特長，逐一委以相應職務：王炳南長期擔任南方局外事組組長，熟悉對美交涉，出任外事組副主任﹔熟悉美國情況的外籍黨員馬海德，以其身份和語言優勢出任顧問﹔柯柏年精通英、俄文且長期從事馬列著作翻譯和國際問題研究，出任研究處處長﹔徐永煐有留美經歷和良好的編譯能力，出任編譯處處長﹔章文晉、張香山、凌青等精通多種外語的干部，分別被安排到相關處室，成為骨干力量。在周恩來的精心部署下，中央外事組人才雲集，為解放戰爭時期的對外宣傳與國際輿論斗爭提供了人才支撐，也為新中國外交工作儲備了骨干力量。

（二）明確外宣干部的能力要求

周恩來將政治可靠與紀律嚴明確立為選拔與培養外宣人才的重要標准。1947年7月，他審閱外事組干部的學習計劃並作出批示，要求其“在學習上必須從思想整風中打破資產階級外交的傳統思想，推翻反動統治的外交因襲，而建立新民主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外交政策思想”。周恩來引導外事干部牢固樹立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看問題的思想自覺。同時，他高度重視組織紀律，明確要求外事干部嚴格遵循中央方針開展工作，遇到重要問題及時向上級和中央請示匯報。

此外，周恩來將深入實踐視為鍛煉外宣干部的重要方式。1947年7月，他在致王炳南的信中明確指示外事組干部“應准備以半年時間參加土地改革，到群眾中去鍛煉自己，同時加強自己的政治和英文學習”，要求外事組在工作中安排“三分之一的人數輪流參加土地改革”。根據這一指示，外事組安排薛子正、王炳南、黃華帶隊，帶領一批外事干部參加土改。這種實踐鍛煉有效提升了干部的政治覺悟，使其更深刻體悟中國社會實情，為宣介解放區建設積累了鮮活素材，增強了對外宣傳工作的說服力與針對性。

（三）指導中共在美工作人才隊伍建設

旅美中共黨員依托身處海外的獨特區位，有著“在地化”敘事的天然優勢，是黨開展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力量，周恩來高度重視並直接指導了中共在美工作人才隊伍建設。1946年，在美工作的徐永煐、唐明照、楊剛、賴亞力、徐鳴等於每周五定期召開會議，研究時事和華僑日報編輯事務，這一組織形式被稱為“星五座談會（ Friday Club）”，后在周恩來指示下改稱“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龔普生、薛葆鼎、浦壽昌等陸續參加該小組。根據周恩來的部署，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開展了多項外宣工作。比如，1946年初，浦壽昌負責譯校毛澤東著作等文獻的英譯初稿，為傳播黨的理論主張提供了文本基礎。同年，陳翰笙持周恩來和廖承志聯名介紹信赴美，任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顧問，並與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等美國共產黨人保持聯系。陳翰笙憑借在美國社會積累的人脈，通過斯諾等記者和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等進步團體對美國報刊施加影響。此外，徐永煐還協助董必武、章漢夫等在美國舊金山開展宣傳活動。1949年夏，在周恩來指示下，徐鳴等旅美黨員在原留美科技團體的基礎上組織成立了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同時編輯出版《留美科協通訊》，在美國高級科技人員中宣傳國內形勢和中共方針政策。

四、探索對外宣傳工作策略方法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基於對國內外時局的深刻洞察，在對外宣傳方面，堅持真實性與嚴謹性，注重區分受眾群體，講求感染力和吸引力，探索出一套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統一的對外宣傳策略。

（一）堅持真實性與嚴謹性

在對外宣傳工作中，周恩來堅持以真實嚴謹為准則。早在抗戰時期，在“宣傳出去，爭取過來”方針的基礎上，周恩來明確要求外事人員在對外宣傳和交往中必須“把握民族、人民和黨的立場以及主動、真實、誠朴、虛心和認真五個原則”。他特別強調：“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虛作假。”抗戰勝利后，揭露美國援蔣內戰成為對外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如既往重視宣傳表達的真實性與嚴謹性。1945年11月，他在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建議：“我們對於美國人及其政策的批評，宜取嚴格的態度，批評宜真誠”，並特別提醒，近期延安廣播指稱美國說謊，“說謊”這兩個字在美國“最易引起反感”。根據這一建議，中共中央將延安、重慶等地英文稿件中的相關表述更改為更加中性的“不合事實”。這一調整主動規避了在特定文化語境中易激起抵觸情緒的措辭，將批評轉向事實層面。在同美國方面的直接溝通中，周恩來同樣注重以事實為基礎進行交涉。1946年9月，在致馬歇爾的備忘錄中，周恩來以國民黨進攻解放區兵力佔比和美援事實為依據，明確指出美國援助與內戰規模擴大的直接關聯，要求美國政府“改變其錯誤政策”。這種以事實為基礎的溝通方式既有力揭露了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實質，又通過精准的表述避免了不必要的輿論反感。

（二）注重區分受眾群體

周恩來深刻認識到，對外宣傳是一項具有很強針對性和時效性的工作，需要深入了解受眾群體、精准把握時機並選擇合適的溝通方式。曾與周恩來多次接觸的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回憶，周恩來會根據不同對象的特點採取差異化接觸策略：對於那些基本同情革命的新聞記者，他放心交由訓練有素的部下去直接聯絡，以擴大對外接觸的覆蓋面﹔而對於那些處於中間狀態甚至於右但為人正直、有可能變得更為友好的記者，他則“會一次次長時間地同他們一起討論、分析”，進行積極的爭取工作。這種區分受眾、靈活施策的對外宣傳策略為外事干部在堅守政治立場的前提下發揮主動性與創造性處理復雜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周恩來深刻洞悉美國內部的復雜矛盾，他認為美國政府、輿論界及民間對華態度存在鮮明分歧，因此在宣傳中必須進行受眾區分。基於此，他在1945年12月鮮明提出對美批評的“四個區別”：“第一，把政府和人民分開﹔第二，把它們正確的地方與錯誤的地方分開﹔第三，把統治者中的進步分子和反動分子區別開﹔第四，把今天美國的政策和將來可變的政策區別開。”在這一理念指導下，開展對外宣傳工作時，既要對美國政府及援蔣政策進行堅決揭露與批駁，如嚴正批判馬歇爾認為蔣方偽國大通過的獨裁憲法是“民主憲法”的論調﹔又要對美商、記者、民間友好人士採取積極爭取姿態，表達合作意願，申明“我們並不反對美國人，但反對美政府的錯誤政策”。1948年，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可與美官方中反對援蔣的一派接觸，向他們強調援蔣政策失敗的必然性，旨在利用美國內部矛盾削弱和分化援蔣力量。這種對宣傳受眾的精細區分，有利於將批判焦點集中於美國決策層的反動勢力，從而將廣大美國民眾與國際進步力量視為可以爭取和聯合的對象。

（三）講求感染力和吸引力

要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傳播出去，還必須採取更易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方式。在這方面，周恩來主動接觸外國記者，真誠結交國際進步人士，並以獨特的個人魅力和高超的交往藝術融入對外宣傳工作，有效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人與國際友好人士建立信任，也為做好對外宣傳工作樹立了標杆。

在與外國媒體的接觸中，周恩來經常分享個人真實經歷，有效增強了對外宣傳的感染力和說服力。1946年9月，他3次與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話，其間，周恩來從自己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出發，講述了自己從事革命事業並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程，闡明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社會基礎與歷史根源﹔同時，他將國共之間合作與斗爭的復雜歷史，置於自身經歷和觀察的視角下進行分析，使其對國民黨專政獨裁實質的揭露更加具有可信度與說服力。

同時，周恩來注重以真誠友誼爭取國際進步人士對中國革命的同情、援助和長期支持。他在致美國醫生歐文的信中，表達了中國解放區人民對美國友人援助的感謝，說明了美國政府及國民黨封鎖政策影響下援華物資的流失，間接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情況。在致美國黑人民權領袖喬治·丁·道寧的孫子菲利浦·B·道寧的信中，周恩來將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與美國國內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相結合，指出雙方“站在一條戰線上”，增強了國際友人對中國革命事業的認同與支持。在致斯特朗的信中，他指出：“我相信，通過你的影響和著作，你對中國人民將做許多有益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說，你在歐洲旅行時，將是一個很好的‘中國人民的宣傳家’”。這些論述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友人的尊重與信任，充分肯定國際友人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貢獻，激勵國際友人更加主動向世界傳播真實的中國聲音。

五、結語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將對外宣傳工作視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性工作，親自領導部署對外宣傳工作重點任務，逐步構建起覆蓋廣泛的宣傳網絡，注重在實踐中培養政治堅定、業務精湛的對外宣傳骨干，並形成了一套富有成效的對外宣傳方略。這些探索與實踐是周恩來遠見卓識與高超智慧在對外宣傳事業中的集中體現。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這一時期，黨的對外宣傳工作形成了中央統籌、地方協同的組織體系，中央層面統籌部署，南京局、東北局、香港分局等地方分局具體負責，黨的對外宣傳工作的組織化程度顯著加強，不僅有力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為中國革命爭取了國際理解與同情，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對外宣傳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作者：張牧雲，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賀童語，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