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實情 說實話 動真情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轉作風改文風，俯下身、沉下心，察實情、說實話、動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作品。”
18世紀法國作家布封曾說過“風格就是人”，意思是作品風格與作者人格有緊密聯系。馬克思恩格斯把這句話作為思想探索和理論創作中的座右銘。他們認為，語言是思想的工具，其風格就是文風。
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給人新風扑面之感。他們提倡寫作要簡明扼要、立場鮮明、緊扣現實，對文風的重要性作了一系列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寫文章要簡潔、生動。恩格斯指出：“現代風格包括了文風的全部優點：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同長長的、平鋪直敘的描寫相互交織﹔簡潔的語言同閃閃發光的形象和迸發出耀眼火花的妙語相互交織。”這一點，在他們制定無產階級政黨的行動綱領時表現得尤為顯著。他們指出，“綱領應當盡量簡練嚴整”“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理解，就能牢牢記住，變成口號﹔而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那些“既不合語法，也不合邏輯”的表述會影響綱領的質量。比如，他們共同撰寫的《共產黨宣言》邏輯架構清晰、語言簡潔明快，僅用一萬多字便展現出深刻的思想內涵。
立場鮮明是馬克思主義文風的重要特征。《共產黨宣言》開始部分就庄嚴宣告：“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結尾再次宣告：“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作為一部“完備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共產黨宣言》以其深刻的思想內涵、鮮明的價值指向、鏗鏘的戰斗口號，激勵著無數革命者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不懈奮斗。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寫文章時要做到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和准確優美的描述相統一。他們在領導國際工人運動時，撰寫的文章旗幟鮮明地宣揚革命理論和主張，直接指導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活動，支持各國民族解放斗爭。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中指出：“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並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后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
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社會現實的聯系非常密切，他們將理論創作“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在書評中指出，馬克思“沒有一個地方以事實去遷就自己的理論，相反地，他力圖把自己的理論表現為事實的結果”。通觀他們的著作，無論是理論性極強的《資本論》《反杜林論》，還是探討當時社會問題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都帶有強烈的聯系實際問題的特點。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字的生命力在於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以更好地貼近群眾、指導實踐。為此，他們一方面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來表達深奧原理，另一方面按照不同歷史階段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修改完善。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三卷時，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勢，對1865年馬克思的原稿作了重要補充，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他在《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指出，闡發科學社會主義絕不是為了“把新的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的書，隻向‘學術’界吐露”，而是為了爭取廣大無產階級“擁護我們的信念”。
讓群眾更容易聽得懂，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再強調的文風。列寧指出：“對人民講話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他要求報紙廣泛地使用生動的人民語言，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引導讀者去深入思考和研究。列寧認為，生動朴實的語言和最簡單的事實，更能啟發群眾思考。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文風的重視，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我們黨歷來主張文風要植根於社會實踐，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1941年，《魯忠才長征記》調查報告連載於《解放日報》，毛澤東親自擬定題目並加寫按語，認為“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掃掉“下筆千言、離題萬裡”的形式主義作風，由此拉開《解放日報》改版以及延安時期文風改革的序幕。毛澤東強調，文章應該“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他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整頓黨的作風》等經典著作，或是鼓舞士氣，或是澄清謬誤，或是闡釋思想，都有著迫切的現實需求和鮮明的問題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風決定著文風，文風體現出黨風。人們從文風狀況中可以判斷黨的作風，評價黨的形象，進而觀察黨的宗旨的貫徹落實情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風問題，多次強調“短、實、新”，號召全黨同志“努力改進學風、文風、會風”，將“改文風”放在重要位置。事實表明，文風和黨風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改進文風在很大程度上關乎我們黨能不能保持良好形象、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關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不能真正落實。黨員干部必須打磨好馬克思主義文風這把“利器”，不斷增強真抓實干、求真務實的擔當意識和服務本領，把徹底的理論講清楚，用情感的溫度暖人心。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