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草地鑄豐碑 團結北上開新局 ——四川與紅軍長征

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長征中的紅軍三大主力部隊相繼在四川境內轉戰，歷經會師整編、戰略抉擇、突破天險、民族工作、群眾動員與精神淬煉，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跡。1985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將紅軍長征紀念碑建在四川，且明確紅軍長征紀念碑“不是長征路上某個具體事件的紀念碑，而是個‘總碑’，具有象征性意義”。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停留休整時間較長的區域。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在川累計轉戰時間長達一年零八個月，這段漫長的歲月，為紅軍在極端困頓中贏得休息時間、進行部隊整頓、積蓄北上力量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1935年1月由貴州進入川南，9月自川西北離川北上，在川轉戰9個月﹔紅四方面軍1935年3月強渡嘉陵江開啟長征，至1936年8月離開川西北，在川康地區轉戰17個月﹔紅二、紅六軍團1936年5月自雲南入川，7月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組建紅二方面軍，於8月離川北上，在川活動4個月。長時間的駐留轉戰，讓紅軍得以在浴血奮戰間隙開展多輪部隊休整、建制優化與兵員補充，有效恢復戰斗力，逐步擺脫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實現由被動突圍向主動北上的戰略轉變，並為最終取得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行軍征戰范圍較廣的區域。紅軍行軍足跡遍布四川10個市（州）72個縣（市、區），橫跨川南、川西南、川西、川北、川西北全域，形成線路交錯、跨度廣闊、機動靈活的行軍作戰格局。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在川行軍總裡程達2.1萬余裡，佔其行軍總裡程6.5萬余裡的近1/3。中央紅軍入川后，先后完成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穿越彝族聚居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等重大行動，在川行程約1萬裡。紅四方面軍從川北蒼溪、閬中等地出發，歷經懋功會師、南下折返、川西休整、甘孜會師等輾轉歷程，在川行程約6000裡。紅二、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轉戰川西高原多地，在川行程約5000裡。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在四川境內的行軍路線橫跨盆地、丘陵、山地、高原、濕地等多種地貌類型，從川南的河谷地帶到川西北的高寒草原，從海拔數百米的長江沿岸到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之巔，覆蓋區域之廣闊、地形變化之復雜、行軍線路之密集，為紅軍實施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擺脫敵軍圍堵、調整戰略方向提供了廣闊的地理空間。

夾金山埡口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挑戰人類生存極限最為嚴峻的區域。毛澤東在《七律·長征》詩中所描繪的長征艱苦卓絕的場景，“烏蒙磅礡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裡雪”，無一不與四川直接相關。四川境內集高海拔雪山、連片沼澤草地與湍急江河於一體，地形之復雜、氣候之惡劣、生存與行軍之艱難，在長征全程中極為突出。夾金山是中央紅軍長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空氣稀薄、嚴寒刺骨，戰士們身著單衣草鞋艱難攀登，無數英烈長眠雪山之巔。此后，紅軍又接連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多座雪山，每一次翻越都是一場生死考驗。紅四方面軍多次往返川西雪山地帶，付出重大人員犧牲﹔紅二軍團翻越的甘孜藏巴拉山埡口，是長征途中海拔最高的雪山埡口，行軍條件極端惡劣。川西北鬆潘草地縱橫600余裡，沼澤遍布、泥潭暗藏、氣候無常、水流淤滯，是公認的“死亡陷阱”。紅軍過草地時缺糧斷炊，靠草根、野菜、皮帶充飢，許多戰士因飢餓、寒冷、疾病、沼澤犧牲。金沙江、大渡河、嘉陵江等江河流急浪高，敵軍依托險隘設防，紅軍在極度缺乏重型裝備、渡河工具簡陋的情況下，以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強行橫渡，完成了極為艱難的行軍與作戰任務。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實現革命重心轉移最為重要的區域。四川地處中國西南與西北的連接地帶，是溝通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銜接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地理心臟”。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這是紅軍主力部隊長征中第一次大會師。會師后召開兩河口會議正式確立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推動長征從被動的戰略撤退，歷史性地轉向主動肩負抗日救亡使命的政治進軍。此后，黨中央先后召開蘆花、沙窩、毛兒蓋、巴西等系列重要會議，堅決駁斥張國燾南下錯誤主張，堅持北上正確路線。1935年9月，面對分裂危機，黨中央緊急決策，率中央紅軍主力部隊連夜北上，隨后突破臘子口天險，打開北上抗日通道。1936年7月，紅二、紅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進一步統一北上戰略共識，徹底粉碎蔣介石分割圍殲紅軍於川康地區的圖謀。紅軍在四川完成了戰略目標、行軍方向與力量整合的調整，為革命新局面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召開重要會議高度密集的區域。黨中央在四川及川滇黔交界區域召開系列政治局會議或擴大會議，圍繞組織領導、行軍路線、軍事戰略、黨內團結等重大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關鍵抉擇。據統計，中央紅軍長征期間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召開的30多次重要會議中，約一半在四川舉行。1935年2月，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村子召開的“雞鳴三省”會議，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對於確立新的中央領導體制，保証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具有重要意義。5月，中央紅軍到達涼山會理。針對部隊中存在的對迂回穿插作戰方針的懷疑和不解情緒，中央召開會理會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鮮明提出“團結一致，繼續北上”的方針，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懋功會師后，紅軍兩大主力部隊如何統一行動成為頭等大事。兩河口會議通過《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正式確立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否定了張國燾西進、南下的主張。8月，沙窩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毛兒蓋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進一步明確和重申行軍方向，努力化解分歧、凝聚全軍共識。這一系列重要會議，見証了中國共產黨在絕境中堅持民主集中制、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成長歷程，彰顯了黨中央直面分裂風險、堅守革命正道的政治智慧與斗爭勇氣。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經典戰役戰斗十分集中的區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勇克包座等就發生在四川及川滇黔交界區域。這些戰役戰斗，集中體現了紅軍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被毛澤東稱為“平生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之戰中，紅軍在川南地區機動穿插、聲東擊西，徹底擺脫敵軍圍追堵截，成為世界軍事史上運動戰的典范。1935年5月，面對大渡河天險，紅軍將士迎著槍林彈雨、驚濤駭浪強渡，在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大渡河防線打開了缺口。紅軍將士奔襲160公裡，飛奪瀘定橋，打通了中央紅軍北上的道路，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使中央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圖謀。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戰役，一舉突破敵軍防線、攻克多座縣城，正式拉開紅四方面軍長征序幕。1935年8月底的包座戰斗，紅軍伏擊殲滅胡宗南部主力，繳獲大量物資裝備，掃清北上甘南的障礙。此外，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堅持敵后游擊作戰，以巨大的犧牲牽制敵軍，有力策應了紅軍主力部隊北上。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民族工作富有成效的區域。四川境內有彝、藏、羌、回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域，是長征途中紅軍與少數民族接觸廣泛、互動深入的地區之一。紅軍在此積極開展了民族工作，推動黨的民族政策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涼山彝族聚居區。紅軍先遣隊司令劉伯承主動與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溝通，雙方在彝海邊歃血為盟。彝海結盟恪守民族平等原則，充分尊重民族習俗與宗教信仰，使紅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成為黨的民族工作史上彪炳史冊的事件，也是民族團結的光輝典范。在川西北藏、羌、回等民族地區，紅軍同樣模范地嚴格執行民族政策，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朱德與五世格達活佛多次促膝交談，結下深厚情誼。五世格達活佛為紅軍籌糧、救護傷員，紅軍北上后他堅持與反動勢力斗爭，在新中國成立后最終為西藏和平解放事業獻出生命。紅軍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等大量文告，宣布保護寺廟、尊重喇嘛、維護群眾利益，以鐵的紀律和真誠行動贏得了各族群眾的信任。正是由於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贏得各族群眾的理解、同情與支持，才有效瓦解了國民黨利用民族矛盾挑動民族隔閡以阻隔紅軍的政治圖謀，為紅軍順利通過廣袤的民族地區、完成戰略大轉移提供了保障。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人力物力貢獻巨大的區域。長征期間，大批四川熱血青年踴躍參加紅軍，為紅軍補充了寶貴的有生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四川參加紅軍的人數在11.6萬人以上，參加運輸、搭建橋梁、修路等29.8萬多人次，犧牲7.9萬多人﹔四川人民支援紅軍糧食達7100多萬公斤、豬牛羊肉約32萬公斤、各類牲畜約8萬頭（隻、匹）、鹽8630公斤、衣被（含毯子）鞋帽約58萬件。川西北地區群眾更是傾盡青稞、牦牛、馬匹等物資支援紅軍。為紅軍帶路、當翻譯、護送傷員，許多少數民族同胞為掩護紅軍傷員而獻出生命，毛澤東贊譽其為“牦牛革命”。四川地下黨組織積極配合紅軍行動，開展兵運、工運、學運，搜集情報、動員群眾、策反敵軍，推動革命思想在巴蜀大地廣泛傳播。在白色恐怖籠罩的艱難歲月裡，許多地下黨員冒著生命危險為紅軍傳遞消息、籌集物資，用對黨的絕對忠誠書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四川人民與紅軍的魚水深情，為長征勝利提供了堅實厚重的支撐保障，成為長征史上感人至深的篇章。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實現精神淬煉升華的區域。在四川期間，紅軍面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裝備精良且數十倍於己的敵人圍追堵截以及極度的物資匱乏困境，始終堅守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堅定信念，以不可征服的頑強意志戰勝重重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翻越雪山中，戰士們不畏嚴寒缺氧、奮勇前行﹔草地行軍中，將士們舍己為人、互助求生，以頑強意志突破自然絕境﹔在頻繁激烈的戰斗中，紅軍將士以劣勢裝備直面強敵，浴血沖鋒、無畏犧牲，用血肉之軀開辟北上通道﹔在黨內斗爭中，黨中央堅持實事求是、團結統一的原則，堅決抵制分裂錯誤，凝聚起全黨全軍的革命合力。雪山草地的生死淬煉、殘酷戰事的意志磨礪、黨內斗爭的政治鍛造、民族團結的實踐探索，共同構成了偉大長征精神孕育、錘煉與升華的深厚土壤，使四川成為長征精神重要的孕育地、實踐地與傳承地。

四川是紅軍長征歷程中留下豐富紅色資源的區域。四川見証了長征途中眾多重大歷史事件，境內留存了數量眾多、類型完整、歷史價值很高的長征歷史遺存，構成系統而完整的紅色資源體系。據統計，四川擁有不可移動長征文物400余處，紅色資源的規模與整體質量均位居全國前列。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0處，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10處，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長征主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95處，形成了國家、省、市、縣四級聯動的文物保護格局。四渡赤水太平渡舊址、彝海結盟遺址、瀘定橋、懋功會師舊址、兩河口會議舊址等一大批標志性遺址遺存保存完好，紅軍標語、文獻手稿、革命歌謠、英雄故事等海量紅色資源代代相傳。這些珍貴的實物和精神留存，完整記錄了紅軍在四川的光輝歷程，是長征歷史最鮮活、最真實的見証。

四川以其在紅軍長征中停留時間久、覆蓋地域廣、自然條件嚴酷、戰略意義重大、重要會議密集、經典戰役戰斗集中、民族工作富有成果、人力物力貢獻巨大、精神淬煉深刻、紅色遺存豐富等獨特價值，成為紅軍長征歷程中不可或缺的戰略核心區、命運轉折點與精神鍛造地。

（作者：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 執筆：榮凌，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