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為此，要“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文化的繁榮發展，內在地依賴於文化的社會意義的生產、表達與傳播，而價值符號、社會符號、文化符號等作為聯結和表征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重要中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需要深入發展與之相適應的當代中國社會符號思想。這一思想的理論根基，深深扎根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沃土之中。這也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聚變為新的理論優勢，不斷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馬克思的思想寶庫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符號思想，對其進行系統性發掘，既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要求，也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現代符號學的研究路徑，主要遵循著以弗迪南·德·索緒爾、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等人所開創的語言符號范式，側重於對符號形式與結構的分析，未能深入語言符號背后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維度。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深入社會符號產生和發展的本質維度，有著深刻且獨到的理論特征。在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視域中，社會符號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階段、由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所創造的、用以表征和交換社會關系的特殊中介。馬克思實質上奠定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的社會符號理論范式，凸顯了社會符號在認識世界、解釋世界以及改造世界活動中的重要意義。這也恰如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所指出的：“正是馬克思本人鼓勵我們去揭示語言背后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背后的象征體系。”在當代語境下，對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發掘、闡釋與發展，將使這一寶貴的理論資源在新的時代境遇中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一、馬克思對歷史上社會符號思想的傳承與超越

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本身具有深刻的歷史性，其理論旨趣是在對前人的思想資源進行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得以確立的。因此，探究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需要考察其生成與發展的思想史前提。

（一）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對觀念論傳統的繼承與揚棄

“符號”這一概念最初起源於古希臘時期，在其含義上，具有分而相合的意思，“象征一詞Σύμβολο源於σύμβαλλω，它相當於‘和……一起扔掉’再‘放到一起’使其‘吻合’”。在古希臘時期，亞裡士多德較為系統地發展了符號的基本理論。他以“心靈經驗”作為符號中介，確立了符號是對實在世界的把握這一基本觀點。由於心靈這一實體是超越個體偶然性的本質性存在，因而符號“所直接標志的心靈的經驗，則對於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對於一切人也是一樣的”。在亞裡士多德看來，符號不僅是對自然本質的靜態反映，還具有一種超越個體特殊性的根本特征。盡管亞裡士多德的這一觀點表達了符號是對外部世界的表征反映，卻在根本層面上忽視了符號的能動性維度，尤其是忽視了人在符號活動中的主體性作用，因此隻停留在超驗的反映層面。

近代以來，人的主體能動性得到了進一步彰顯，對於符號的哲學認識，也從對外部自然和超驗所指的反映論，逐步轉向了對人類心靈能力的考察分析。近代經驗論的代表洛克認為，符號的意義歸根結底來源於個體的感官經驗，其作用在於“人們必須找尋一些外界的明顯標記，把自己思想中所含的不可見的觀念表示於他人”。洛克強化了人的觀念活動在符號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但由於他認為個體的感知范圍、經驗能力和抽象能力存在差異，使得同一符號在不同人心中對應著不同觀念，因而忽視了符號在人類共同認識活動中的積極作用。與洛克的觀點不同的是，唯理論的代表人物萊布尼茨認為，符號應當成為發現和証明必然真理的主動工具，“我們雖然不可能即刻直覺到問題的整個本性，卻可以利用各種字符來代替各種事物，認知並且相信我們有能力實現這一目標”。他把“符號性認識”作為人的認識形式，試圖通過數學典范建立起一套“普遍符號學”的人類知識體系。依托這一知識體系，所有哲學、科學乃至道德、法律領域的爭論，都可以像數學和幾何証明一樣，通過符號的演算來解決，這將符號的抽象性表征推演到了極致。洛克與萊布尼茨作為近代哲學思想中經驗論與唯理論的典型代表，分別看到了符號所具有的感性和理性的不同側面，卻都未能實現對於符號的全面把握。

康德將符號視為認識主體所具有的一種先驗能力。康德從先驗認識論角度出發，區分了符號與作為心靈經驗的標記能力。他認為，“以當前事物為媒介，把預見未來事情的觀念與對過去事情的觀念聯結起來的認識能力就是標記能力”。與標記能力不同，符號在先驗領域運作，是溝通認識主體與現象世界乃至構建普遍性知識的先驗橋梁，在“可知世界”的理性化建構中發揮著重要的認識論功能，“一切我們給先天概念所配備的直觀，要麼是圖型物，要麼是象征物，其中，前者包含對概念的直接演示，后者包含對概念的間接演示”。在此基礎上，康德還進一步強調，“象征只是知性的手段”，因而“把那些真實的、具有意義的世界現象冒充為只是某個隱藏在底下的思想世界的象征，這就是迷狂”。康德通過劃界，強化了符號作為認識中介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明確了符號在認識、倫理與審美等不同領域中的有效性與有限性。這些認識成為其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康德所建構的先驗觀念論的符號理論始終從屬於普遍必然性領域，未能將符號視為主體間的社會產物，因而在面對社會歷史現象時，表現出明顯的先驗目的論傾向。這一點在康德論及法國大革命的象征意義時體現得尤為明顯：“即使不具備預知者的頭腦，也能夠根據我們時代的各個方面和種種征兆，向人類預言將達到這個目的，由此同時預言人類將向著更善前進。”

黑格爾將觀念論的符號理論推演到了極致。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符號被看作絕對精神在歷史進程中的自我中介，是其自我認識並最終得以揚棄的環節。黑格爾特別對“象征”這一理據性的符號進行了深入闡釋。在一般的符號中，能指與所指之間僅具有一種外在的、約定俗成的任意關系，形式本身並不承載固定意義。象征符號則不一樣，象征“不只是一種本身無足輕重的符號，而是一種在外表形狀上就已可暗示要表達的那種思想內容的符號”。在黑格爾看來，“象征”的感性形式與其所表征的意義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可感知的理據性關聯，聯結著兩個甚至多個具有差異性的存在。象征的關系性使得其本身處於一個更大的意義體系之中，具有自身的邏輯系統和目的指向。黑格爾還強調，“象征所要使人意識到的卻不應是它本身那樣一個具體的個別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義”。這種普遍意義源於絕對精神通過感性形態所進行的自我顯現，並在克服感性與理性的對立過程中逐步強化了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換句話說，象征的運作不僅是精神辯証法在符號領域的具體實踐，而且是絕對精神在意義表征層面展開的自我表達。因此，盡管黑格爾指出了符號存在的理據性和關系性，並且強調了符號生成的自我能動性，呈現出一定的歷史感、過程性與總體性，但是由於其創造主體是抽象的“絕對精神”，而不是現實的、從事物質生產實踐的人本身，因而包括社會關系在內的社會存在也被視為抽象的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符號化產物，從而遮蔽了符號產生的真正社會歷史根源。

馬克思批判性吸收了歷史上不同哲學家從不同角度對於符號問題的研究成果，通過創立唯物史觀和實踐辯証法，從社會生活和人類實踐的高度來關注符號及其社會性，在哲學層面實現了符號問題的重要范式革命。馬克思既將符號問題從舊唯物主義的直觀反映論中解放出來，也將其從唯心主義的抽象觀念論中解放出來﹔不僅關注符號的自然的方面，更關注其社會的方面﹔不僅關注其語言的方面，更關注其意義的方面﹔不僅關注其約定俗成的方面，更關注其文化創造的內涵﹔不僅關注一般符號，更關注社會符號。這使關於符號問題的研究得到極大拓展和深化，尤其使社會符號問題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凸顯出來，成為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變社會並創造更加美好的社會的重要領域。

（二）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符號話語的批判與超越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索構成了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形成的重要來源。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的核心經濟范疇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之上發展了相對成熟的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事實上形成了由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利潤、地租等共同構成的用以表征經濟現象的符號體系。馬克思肯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的具有社會符號學意義的揭示，同時指出他們的局限，即將這些社會符號視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物，並將這些社會符號所表征的社會關系僅僅看作物與物之間的自然關系。他們沒有看到，這些關系的存在，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不是純粹的和形式化了的社會符號，而是以社會化的形式表征著物的社會屬性。換句話說，他們研究的是已經凝固下來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符號表征，而不是這些社會符號得以生成、發展以及發揮中介作用的社會關系過程。

在馬克思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這一理論局限在勞動價值層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就人的社會歷史性活動而言，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的大衛·李嘉圖，將人的歷史性的具體勞動形式化為一般人類勞動，並將其確立為衡量商品價值的重要尺度和核心來源，“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於其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符號生產與再生產的運作機制。然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同時將這一符號表征的過程看作一個自然的、永恆的過程，而不是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因而也就無法真正把握人類活動的本質，而只能“在承認人（人的勞動）的假象下實現對人的徹底否定”。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形式、商品形式、價值形式、貨幣形式並不是自然產物，而是特定社會生產實踐的歷史結果。社會關系是在物質實踐中生成並進一步被符號化的，商品、貨幣、資本也正是在社會關系中獲得其價值和意義的。正是由於無法理解價值形式本身的歷史性與社會性，古典政治經濟學最終不可避免地陷入對商品、貨幣、資本、勞動等社會符號崇拜的物化意識之中，並且把這些原本是歷史性實踐產物的符號范疇誤認為物本身固有的自然屬性。也正是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超越中，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支配機制，揭示了社會符號的異化現象，並逐步探索出消除商品拜物教和人的異化、實現人類解放的現實路徑。

（三）馬克思促進了由“解釋世界”向“改變世界”的符號理論轉向

在黑格爾之后，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認為，只要通過哲學批判，解構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體系，打破宗教神學等舊觀念的枷鎖，用新的觀念替代舊的詞句，就能推動社會變革，進而實現人的解放。為此，費爾巴哈立足人的感性對象性，強調“人，因為其本質是由情調所決定的，因而他受感情的支配，至少，受在情調中尋得相應因素的那種感情的支配”。在他看來，語言和意識不是觀念的產物，而是人的類能力，人隻有在相互需要、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在類的共同性中，才產生概念和理性。因此，語言符號本質上是社會交往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性聯系的產物。費爾巴哈將語言符號產生的根源確立在人類所共同具有的類能力層面，實現了對唯心主義觀念論的超越。馬克思高度評價了這一進步。不過費爾巴哈的類概念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盡管他事實上已經觸及符號產生的社會性，但是他卻止步於此。馬克思深刻指出，“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在馬克思看來，如果看不到人及其實踐的產物在具體的、歷史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中形成的變化，還是將特定的抽象表征視為永恆的社會存在，也就無法揭示這種觀念產物的真正歷史根源，更無法訴諸改變世界的實踐。為此，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以“改變世界”的理論指向揚棄了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發展了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理論，不僅為理解社會、批判現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還將社會符號思想升華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實踐，實現了社會符號理論指向的根本性變革。

二、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主要脈絡

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在辯証吸收與揚棄既有理論的基礎上，不僅揭示了社會符號產生的真正根源，還逐步發展出一套政治經濟學的符號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定的社會符號表征進行了考察。在革命的實踐層面，馬克思通過解放符號的意義建構，將社會符號進一步轉換為喚起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指引革命實踐、塑造未來社會的重要表征力量。

（一）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思構成了社會符號思想的重要起始

意識形態批判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bewusstsein）不僅可以用來描述一個人對周圍環境和內在思想的感知和認識，還表現為“符號操作的一整套東西，包括施為者、對象以及源於物質和社會世界、且只能在此基礎上才能得到理解的種種力量”。在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看來，意識在社會領域中具有統攝性的運作地位。為此，他們試圖通過採取道德要求或意識批判的方式來取代這種舊有的壓迫意識。馬克思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反對的僅僅是這個世界的詞句，也就是作為溝通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中介的社會符號，而不是真正的現實世界。事實上，“這種改變意識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存在的東西，也就是說，借助於另外的解釋來承認它”。在這裡，意識形態家們推動構建現實性理論，是將自身特殊意識和觀念上升為社會普遍觀念的符號化行為，其本身則是一系列隱藏了現實性、歷史性的符號意指。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家們盡管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卻是最大的保守派”。馬克思剝去了以往的思辨哲學家們賦予意識的神秘化符號力量，並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意識絕不是與人的活動毫無關聯的單純的外在事物的堆積，也不是因思辨哲學家的思辨玄想而存在的抽象觀念，而是現實的人的實踐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對於意義的追尋和考察，必須復歸到現實的人的歷史性的實踐活動中去尋找出發點。由於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是一個持續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也內在地包含著自我揚棄的重要趨向，無論是社會符號，還是社會意識，都會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處於永恆的生成和變動過程中。

在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思中，馬克思還特別考察了語言符號並指出，“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馬克思將語言視為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的重要產物，並揭示了語言符號凝聚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認為正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特別是共同體內部的交往需要，催生了語言”。語言本身並不是特殊的符號系統，而是一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下的社會符號的重要表現。對此，米哈伊爾·巴赫金這樣描述道：“言語相互作用的所有這些形式特別緊密地與所處的社會環境條件聯系在一起，並且特別敏感地反映著社會氛圍的一切動蕩。”因此，沒有超越社會性、歷史性而完全獨立存在的語言。這也意味著對語言符號本質的研究，最終仍要復歸於對語言所產生的社會歷史基礎的考察。

（二）馬克思從社會符號視角深度解讀社會形式

“社會形式”（Gesellschaftsform）這一概念在馬克思的思想理論中呈現出豐富的內涵，而在馬克思有關社會形式的論述中，就蘊含著豐富的社會符號思想。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時指出，“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是屬於一定的社會形式的”。社會形式本身與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關聯，“社會形式概念是從社會關系中衍生的”，是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中社會關系的具體的表現形式。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也意味著，社會形式是一定的社會歷史階段中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等社會關系的總體表征。

第一，馬克思的社會形式觀點反映了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社會實踐方式的符號化表征，它的發展變化從一個層面反映著人類社會實踐的結構變遷。馬克思社會形式思想的核心，是通過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論路徑，將商品、貨幣、分工、價值、需要等基本范疇上升至國家、社會等歷史性具體形態的高度。這些范疇不僅成為承載特定歷史階段社會實踐方式的重要符號形式，還通過對這一社會形式中如“普照的光”般佔據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的表征，進一步揭示出這一特定社會形式的根本特征及其歷史性變革發展的內在邏輯。

第二，馬克思的社會形式思想呈現出鮮明的關系性特征，其意義來源於一定社會歷史階段的社會關系基礎，並在這種關系中構成其獨特的意指結構。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佔有”。在不同的社會關系基礎上產生了不同的社會意義，而社會形式正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關系的意義表征。馬克思明確指出，“在土地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佔優勢。在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佔優勢”。由此可見，社會形式通過對原本復雜交織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等進行符號化表征，將其轉化為可認識、可理解乃至可操作的符號形態，從而實現了對社會關系本質的符號化理解與表達。

第三，社會形式在馬克思認識社會存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符號中介作用。對社會存在的認識既包括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認識，也包括對交往形式變遷的認識，還包括對“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等的理解。社會形式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符號表征，在反映著一定的社會認識水平的同時，又系統地塑造著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實踐、社會認識以及意義表征的方式。馬克思認為，在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中，抽象化、形式化的資本邏輯成為主導性的符號邏輯，重構了這一社會形式中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証關系。他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這一重要理論旨趣在《資本論》中得到了直接且深刻的發展。

（三）馬克思從社會符號視角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價值、資本等范疇的復雜社會意義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以及生產總過程的分析，以邏輯的形式，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趨勢作為自然歷史過程再現出來”。馬克思深刻剖析了“經濟范疇”這一社會符號系統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凝結，並且進一步遮蔽了真實的社會關系。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佔據統攝地位的社會符號“資本”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中“普照的光”運作的真正秘密。這一批判是從對“價值”這一社會符號的揭示開始的，而這一揭示，又必然回到“商品”這一作為解釋項的社會符號。以上這一分析進路是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直接呈現。可以說，“馬克思對商品形式的分析，是他對待象征形式的主導態度的鮮明例証”。

馬克思指出：“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物一旦成為商品，就超出了作為物的具體有用性，變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可感覺之處在於，物本身作為客觀存在的可感屬性﹔而超感覺之處在於，物自身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分離的，在使用價值的背后隱藏著交換價值。在社會流通領域，商品主要被視為交換價值的象征載體，隻需要考慮其作為流通的象征的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反而需要通過商品交換才能夠得以確認。因此，商品也發揮著將社會存在轉化為物的觀念屬性的符號中介作用。馬克思還進一步強調了商品符號對社會關系的表征作用，“這樣一種象征是以得到公認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種社會象征﹔事實上，它隻表現一種社會關系”。從符號結構的角度看，一方面，使用價值作為物的可感知屬性構成了社會符號的物質載體形式﹔另一方面，交換價值則指向隱匿在物背后、由特定社會關系所建構的符號意義。換句話說，商品作為社會符號的產生過程和商品自身的生產過程是同步的。這一過程也將現實的人的具體的、豐富的、多樣性的社會勞動，抽象為凝結在商品之中的同質化抽象勞動，“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而價值作為抽象化、普遍化的社會勞動的意義凝結，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一般性的社會符號。這一社會符號通過社會實踐和社會交往，逐步構建起了一套存在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符號關系，重新塑造了人們的觀念意識。

馬克思通過對商品、貨幣、價值的考察，深化了對“資本”這一社會符號的運行規律的認識。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資本活動將社會關系抽象為自然化、客觀化、理性化、抽象化的社會符號形式，以符號話語權的建構掩蓋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社會支配屬性。而“資本”這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佔據支配性地位的社會符號，不僅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的生產關系和它們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經完成”，同時也系統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意義生產方式，將一切社會存在都納入可量化、可交換的價值符號體系中，甚至將人的情感、觀念乃至日常生活本身也形式化為社會符號。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都必須通過資本的符號化過程才能獲得其存在意義與價值，才能進入符號交換系統中得到進一步的承認與流通。

（四）馬克思從社會符號視角建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

資本在推動符號的社會化和普遍化的同時，也時刻推動其自身的自然化、永恆化，並且催生了拜物教的意識形態幻象。馬克思打破了這一符號幻象，還原了那個持續生產著社會符號、卻又被符號形式所掩蓋的社會實踐過程，並且為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統治提出了理論與政治解放的可能路徑，其“目標不僅是將我們從象征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更是為了幫助人們努力將社會關系從異化的根源轉變為人類繁榮的條件”。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通過“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的話語建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歷史性和解放指向的社會符號表征。

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共產主義運動既是基於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所指向的必然結果，又是從現實的矛盾運動中推動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體現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在革命性變革中的實踐統一。在這種應然與實然的辯証統一中，“共產主義”還發揮了引導無產階級實現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互轉化的關鍵性中介符號作用，不僅體現為將對無產階級所處的客觀歷史地位的認識上升為自覺的階級意識與歷史使命表達，還表現為將這種革命意識轉化為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實踐。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進一步強調，“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通過“自由人聯合體”的構建，以高度凝練且直觀的符號表征方式，表達了共產主義對於勞動異化、私有制統治及人的片面發展的徹底揚棄。“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可以說，“自由人聯合體”既體現為馬克思基於科學認識而對社會關系的應然構想，又體現為人的社會性本質和創造性潛能得以充分實現的理想現實的社會意義構建，更體現為引領人類解放事業不斷向前的實踐力量，彰顯了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革命性和解放指向。

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所蘊含的社會符號思想，首先作為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認識方式，為科學認識社會存在、把握歷史發展的趨勢提供了一種革命性的意義詮釋，在社會意識層面推動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的形成、傳播與發展。其次，在社會存在層面，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的代表，更是推動社會歷史變革的最能動的社會主體﹔共產主義也不再是一個存在於空想中的烏托邦象征，而是社會矛盾發展的現實的運動。在實踐領域中，社會符號表現為塑造無產階級能動的主體性、推動社會實踐發展、開辟交往可能性的重要中介，是推動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強大現實力量。最后，馬克思的社會符號在社會交往層面跨越了單一民族或地域的限制，成為對普遍性的社會矛盾的揭示與表征，並且通過世界性的交往，為進一步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超越歷史和地域的符號感召力與實踐指引。“無產階級隻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正如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馬克思給我們留下的最有價值、最具影響力的精神財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如同一面旗幟，引領了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前赴后繼，為爭取自由解放而斗爭，為推動構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而不懈奮斗。

三、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核心要義

基於馬克思的思想脈絡不難發現，在馬克思的視域中，社會符號本質上是現實的人的社會實踐的產物，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領域中用以表征和交換社會關系的特殊中介存在。可以說，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深刻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符號批判與意義建構中的理論徹底性與實踐指向性，其核心要義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凸顯。

首先，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建立在“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石之上，強調了“現實的人”作為社會符號創造主體的歷史能動性。馬克思從人的社會歷史性存在出發，將一切社會存在視為“現實的人”的社會歷史性活動的產物，社會符號當然也不例外。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是馬克思所闡述的“有生命的個人”不只是自然意義上的生命存在，而是基於“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現實的人”。“現實的人”通過感性對象性活動，在歷史性的實踐中與外部自然相互作用，不僅推動了自然存在向社會存在的轉化，同時也推動了社會意義的形成。正因如此，馬克思明確提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立足這一實踐根基，馬克思不僅闡明了社會意義的真正來源，而且強調了社會符號得以生成的社會歷史前提，完成了對社會符號從觀念論闡釋向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重要轉向，為理解符號的意識形態功能及其社會建構作用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其次，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揭示了社會符號形式所意指的社會關系本質。與恩斯特·卡西爾“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不同，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社會符號存在於一定歷史階段下具有現實性的社會關系之中，並且從根本上受到這種歷史性的關系形式的制約。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根本表現形式，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不僅生產社會本身，同時也在構建社會關系。馬克思指出，“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這種生產關系主要在三個方面得以體現，並通過相應的社會符號形式獲得了社會性的表征：一是生命的生產，這也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產生的最初動力和源泉。生命的生產總是要在一定的分工與合作關系中展開。伴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生產實踐的歷史性變遷不斷重塑人類社會的物質生活過程，反映在商品、貨幣等社會符號對生產關系的表征中。二是精神的生產。精神的生產既指向主體對自我認識的建構，也包括主體對他者的對象性認識的形成，最終凝結為思想、理論、價值、觀念、意義等社會意識的具體形態，並由語言、精神、價值等社會符號進行表征與傳遞，在社會認識系統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中介功能。三是社會整體的生產。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的歷史性展開，不僅形成了以個體能力的片面化發展為前提的分工形式，還通過多領域的有機協同，逐步構成了一個日趨全面和發達的社會有機體。這一社會有機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各具特征的整體性形式，表現為以符號為表征的社會形式。馬克思認為，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還包括現實的人的交往關系形式，強調交往的過程同時也是符號得以交換和傳遞的過程。馬克思強調，“人對自身的任何關系，隻有通過人對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社會主體在交往活動中以符號的形式相互交換各種關系、傳遞各種思想和觀念，逐步形成了具有社會性的意義表征，進而反作用於社會實踐的發展。對此，亞當·沙夫就總結道，“如果沒有人類的交際，如果沒有這樣的交際的可能性，社會生活就會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勞動的過程——它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就會是不可能的”。

最后，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闡明了社會符號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重要中介作用。社會存在反映了構成人類社會的現實的人的物質生活過程。與之相應，社會意識作為在實踐與交往基礎上形成的觀念產物，既反映了現實的人對社會歷史實踐與社會關系的認識，還包括對其自身存在狀態的歷史自覺。對此，馬克思指出，“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社會符號在這一總體過程中呈現出特殊的存在形態——它既是社會存在在觀念中被把握的中介形式，也是社會意識得以具體呈現與運作的意義載體，同時還是認識過程與認識結果的重要表征。一方面，一定的社會存在是一定的社會意識產生的基礎。社會存在具有具體性、復雜性和多維性。面對社會存在本身的特殊性質，“生活在既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人們不斷地認識著自身周圍的自然、社會和自身，努力預測社會發展趨向和未來前景，探索歷史運動的內在脈搏和基本規律”。社會主體對社會存在的感知與認識，必須依賴一定的形式化過程，將特定主體的認識成果加以系統整合，轉化為可被感知、理解與言說的價值與觀念內容。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符號對在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結果進行抽象與重構，形成了具有社會性的符號形式，從而成為價值觀、思想文化等社會意識的具體載體和交換中介。因此，社會存在向社會意識的轉化，正是以社會符號的抽象化、形式化與價值化重構為中介才得以完成的。自此，社會意識“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另一方面，社會意識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並通過社會符號的中介作用能動地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社會意識不僅表達和反映社會存在，還直接或間接地引導實踐、規范社會活動。作為社會領域中多元主體價值與觀念的集合，價值觀念、文化樣態等既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也是推動社會存在發展與變革的重要力量。社會符號在這一歷史性過程中同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社會意識通過社會符號的中介作用，系統性地引導與規范社會實踐，從而使特定的社會關系在實踐中得以不斷再生產。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意識往往具體呈現為一套可感的、可理解的、可參與交往的符號敘事，體現為一種符號化的觀念與文化力量。這種符號敘事不僅增強了社會主體的認知與實踐能力，也為批判和解構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舊的生產關系、建構新的生產關系與交往形式提供了關鍵的象征動力，進而推動了社會整體的歷史性變革。

四、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當代意義

沃倫·布雷克曼在《象征的冒險》中曾這樣總結和評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符號思想：“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常常能感受到，他試圖創造一種足以描述現實的語言的努力，而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現實總是超出語言的表征能力。”社會現實本身包含自然前提、物質基礎、思想觀念、社會關系、社會規律等多種要素，各要素之間呈現著復雜交織的相互作用，“社會總體也正是在這種全面地將自身分化為各種具體的認識對象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復雜的內部結構”。當今時代，在全球化發展與數字技術雙重變革的現實情境下，人類社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技術以及思想等多個領域全方位的演進發展，深刻改變了當代人的實踐方式和社會關系，使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証關系進入高度復雜化的歷史新階段。從當代中國的視野來看，習近平曾深刻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一時代發展的總體性變革也進一步凸顯了符號的歷史性與社會性維度。在此意義上，立足當代社會實踐發展的現實邏輯，重思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理論意義與當代啟示，不僅有助於深化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彰顯出回應時代命題、推動理論創新的歷史自覺，為加快推進文化強國建設貢獻重要的思想力量。

第一，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實踐指向性，在當代符號理論語境中彰顯出深刻的理論價值。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實踐旨趣，區別於純粹的符號理論體系建構，使符號成為認識並改變社會實踐的重要存在。馬克思始終從現實的人的歷史性實踐出發，通過對社會形式演變與歷史發展進程的深入考察，不僅確立了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辯証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更指明了以現實的實踐活動推動社會變革、實現人類自由解放的根本路徑。這一實踐旨趣也意味著，社會符號理論的建構與發展，要立足現實的人的歷史性實踐，包括不斷變化發展的生產、生活實踐以及社會關系的演變，把握社會符號的生成基礎、運作邏輯及其社會功能，並將這一理論建設的成果持續轉化為推動現實發展的實踐力量。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正是在這種“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辯証統一中，實現了符號實踐與社會實踐的歷史性貫通。

第二，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為深化當代社會認識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始終是社會認識的根本難題。尤其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激發了當代社會實踐的內在潛力，在根本上重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樣態，社會認識的主體和對象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認識論的主要目的，就在於科學地認識當下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並將這種認識成果以科學性與合理性相統一的方式加以表征，使其持續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實踐力量。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深刻揭示了社會符號在認識領域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它既是特定歷史階段實踐活動的產物與表征，又是社會意識的重要載體，還是溝通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重要中介，更是引導和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符號“不僅從一種表述方式和形式系統的角度反映和再現著社會的變化，而且促進著社會的變化”。在當代數字技術發展的新的實踐境況下，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自然符號世界和社會符號世界外，一個高度抽象化、程序化的數字符號世界正在加速生成。面對這一現實境況，一方面，社會符號是社會認識的重要對象，社會認識要穿透社會領域中眾多復雜的、漂浮的能指，深度把握當代社會符號的存在方式、存在樣態和歷史基礎，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透視社會符號所承載的意義表達，探究不同樣態社會符號運作的內在邏輯﹔另一方面，當代以數據為代表的社會符號表征形式的發展，使得社會符號作為社會主體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觀念性工具和現實性力量得到了深度的彰顯，而通過對各種類型和形態的新興社會符號的能動把握，可以不斷深化對當代社會的認識，發掘引導社會實踐走向自覺解放的內在動力。

第三，從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現實維度來看，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對於推動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關乎科學回應時代發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是思想理論層面對時代之問的解答，承載著深遠的學術使命。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實踐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這一現實成就需要真正自覺立足中國歷史性實踐、具有理論自主性與文化主體性的當代符號理論，來准確地反映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現實狀況，清晰地表征中國式現代化獨特的時代精神與文明價值。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當代意義在於，要把理論的建構與發展確立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歷史實踐之中，在社會關系的歷史性發展、技術革命的時代影響、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創新以及人民群眾豐富的日常生活領域中，系統性把握符號實踐的生成邏輯和運作機制﹔還要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的符號實踐所呈現出的獨特的符號建構方式、意義生成路徑與話語形態創新，將社會符號提煉為中國經驗表達、中國話語構建、中國道路闡釋的重要意義生產方式。在當前的時代境遇下，馬克思的社會符號思想愈發顯示出其理論穿透力和現實解釋力，不僅為構建真正能夠講好中國故事、有效參與全球對話的哲學社會科學提供理論支撐，其方法論價值也將在中國智慧引領未來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得到更為科學有效的彰顯。

第四，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習近平指出：“要錨定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指導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不斷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他同時指出：“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背景下，文化強國建設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須高度重視，認真研究解決。”為此，要“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習近平的這一系列論斷揭示了當前我國文化建設所面臨的復雜境遇，既有文化創新的重要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系列復雜多樣的深層挑戰，對文化領導權與話語權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符號本身有著社會意義生產與價值表征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中介功能。面對這一時代命題，馬克思社會符號思想的現實意義也在於，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代實踐為根本，充分引導和發揮社會符號的表征和中介作用，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實踐方式、社會關系和價值表達，對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符號進行批判性吸納與創新性發展，自覺構建能夠真實反映人民心聲、凝聚社會共識、展現中國形象、有力引領中國發展的社會符號體系。這“不僅可以推動符號學的發展，而且是深化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方面”，為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符號理論基礎。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