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與時代：《共產黨宣言》在歐洲的傳播
提要：文章系統考察了《共產黨宣言》自1848年問世以來在歐洲傳播的歷史脈絡與階段特征，揭示了其文本命運與歐洲共產主義運動、階級斗爭及時代變遷之間的深刻關系。文章按歷史階段梳理了《宣言》傳播的演變過程，指出《宣言》的傳播經歷了從早期地下零星傳閱，到無產階級政黨初登歷史舞台后的體系化傳播，再到1917至1945年間在世界革命與反法西斯斗爭雙重驅動下的高度政治化，以及二戰后至冷戰結束前傳播呈現的明顯陣營分化，最終轉向以文獻考証為基礎的學術研究與經典重讀，成為解析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公共思想資源。文章指出，《宣言》在歐洲的文本流變、多語種譯介及受眾群體的拓展，始終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演進、民族國家建構以及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現實緊密交織。《宣言》不僅是一部歷史革命綱領，而且具有超越時代的持久生命力，其傳播軌跡生動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歷史與現實語境下的本土化與大眾化進程。
關鍵詞：《共產黨宣言》 歐洲傳播史 共產主義運動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的誕生及其在歐洲的傳播，與19至20世紀空前激烈的階級斗爭、民族解放運動以及風雲激蕩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19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在英國完成，並在法德等國深入推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暴露了資本主義無法自我化解的根本沖突，工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成為社會主要矛盾。正義者同盟等工人組織興起，各種空想社會主義流行，但缺乏科學理論指導。1847年經濟危機使革命一觸即發，馬克思恩格斯應邀改組正義者同盟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受托起草綱領。1848年革命爆發前夜，同盟綱領《宣言》問世。
一、《宣言》的誕生及其早期回響（1848—1871年）
《宣言》問世恰逢歐洲革命爆發，革命者隨身攜帶《宣言》返回各國，使其迅速傳播，但是覆蓋范圍有限，且主要為地下傳播。雖出現了零星的譯本，但作者在序言中表達的“多語種傳播”的願望未能實現。1860年代伴隨著第一國際的活動，《宣言》被重新激活並走向實踐，為1871年后更大范圍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一）1848年倫敦首版德文版的誕生
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舉行。此前一周，恩格斯在巴黎致信身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商討《宣言》的撰寫。當時，恩格斯受同盟巴黎區部委托，正為其起草一份全新的綱領草案，旨在取代此前《共產主義信條草案》的“教義問答”形式。他在信中寫道：“請你把《信條》考慮一下。我想，我們最好不要採用那種教義問答形式，而把這個文本題名為《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其中或多或少要敘述歷史，所以現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適。我把我在這裡草擬的東西帶去，這是用簡單的敘述體寫的，時間十分倉促，還沒有作仔細的修訂。我開頭寫什麼是共產主義，接著寫什麼是無產階級——它產生的歷史，它和以前的勞動者的區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的發展，危機，結論。其中也談到各種次要問題，最后談到了共產主義者的黨的政策中應當公開的內容。” 恩格斯明確建議拋棄教義問答體，改用“敘述體”，並首次提出將文獻命名為《共產主義宣言》。他隨信附上了自己起草的《共產主義原理》（即信中“這裡草擬的東西”），這份包含25個問答的文獻成為了后來《共產黨宣言》的雛形。
一周后，在倫敦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馬克思恩格斯受委托正式撰寫宣言。馬克思用母語德文執筆撰寫了《宣言》。1848年二月革命前幾個星期，它就被送到倫敦付印。代表共產主義者同盟出版的《宣言》第一版是由德國工人教育協會資助的，共印1000份。到3月底4月初，第一版已經重印了四次，以支持同盟的活動，以至於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糾正印刷錯誤。《宣言》的第一版很可能被用作內部版，供共產主義者同盟各分會和部門使用。
《宣言》的發表恰逢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為配合革命斗爭，許多從倫敦回國的歐洲革命者隨身攜帶《宣言》，將這本革命小冊子帶往各地。隨著革命浪潮的蔓延，《宣言》的需求激增。在修正了首版的部分錯字並調整標點符號后，共30頁的《宣言》第二版在倫敦問世。值得注意的是，1848年出版的三個版本都沒有提到作者的名字。
（二）1848年革命期間《宣言》的傳播與最早的幾個譯本
歐洲革命的迅猛發展使《宣言》公開分發成為可能。社會主義者加緊重印第一版，其中一批於4月初在德國分發，共1000冊。此外，大約在3月中旬，有1000冊被寄往巴黎的德國工人協會，供准備返回德國的工人閱讀。另有100冊由倫敦運抵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教育協會。第二版《宣言》也在6月之前出版，並於6月21日在科隆民主協會的一次會議上公開發布。
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曾表達過將該書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麥文並傳諸全世界的宏大願望。1848年4月25日，恩格斯致信馬克思，談及自己正致力於英譯工作：“現在我正在搞英譯文，這比我原來想像的要困難。但是大半已經弄好了，不久即將全部完成。”然而，直到1850年11月，《宣言》的首個英譯本才最終面世。該譯本由革命憲章派刊物撰稿人海倫·麥克法林執筆，以《德國共產黨宣言》為題，於當月分四期（第21—24期）連載於《紅色共和黨人》雜志。譯本雖基本忠於德文首版，卻漏譯了序言。該刊創辦者、憲章運動領導人喬治·朱利安·哈尼為該譯本撰寫了序言，首次公開指明馬克思恩格斯是《宣言》的作者，並盛贊這部著作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
目前已知最早的《宣言》外文譯本，是1848年底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的瑞典文本。它誕生於《宣言》問世不久后，以《共產主義之聲——1848年2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為標題發表。學界普遍認為譯者是瑞典社會主義者佩捷爾·約特雷克。不過，該書扉頁和封面上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被替換為“人民之聲——上帝的呼喚”，正文末尾處的這句口號也被刪去。這是《宣言》在瑞典傳播的開端。該譯本的初版並不十分准確，部分翻譯有誤的章節實際上是對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中相關摘錄的誤譯。
關於1848年歐洲革命期間《宣言》的翻譯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確提到，《宣言》“波蘭文譯本在德文本初版問世后不久就在倫敦出現”。這一記載在后來的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得到了進一步証實，但目前該版本的副本已不可考。
關於1848年革命期間的《宣言》法文譯本，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法譯本於1848年六月起義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該版本雖已失傳且譯者至今不明，但學界普遍認同其確實在巴黎六月起義前夕出版過。可惜的是，這一傳奇版本至今未被發現。
（三）1848年后的低迷期與零星再版
1848—1849年歐洲革命失敗后，整個歐洲步入反動的1850年代。隨著工人組織被鎮壓，工會和社會主義報刊被取締，無產階級運動被迫轉入地下或陷入沉寂。《宣言》雖發表於革命前夕，但在革命高潮中被其他斗爭檄文所掩蓋，革命失敗后更是慘遭當局查禁，進而在主流政治討論中消失了近十年，再版頻率極低，僅在1860年代前后出現了兩個德文版本。第一本於1859年至1865年間在倫敦出版，史稱“赫什菲爾德版”。這一版《宣言》在后來成為了首個俄文譯本的翻譯底本。直到1860年代第一國際時期，《宣言》才重新得到廣泛傳播。
1864年11月28日，英法工會代表、流亡倫敦的德國代表（包括馬克思）以及瑞士、比利時和意大利代表齊聚倫敦聖馬丁堂，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史稱第一國際。馬克思作為德國通訊書記常駐總委員會，出席了大部分會議並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第一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后，在德國重新出版《宣言》的計劃被提上日程。1866年初，齊格弗裡德·邁耶爾向馬克思表示，他打算出版《宣言》的新版。新版最終於1866年春天普奧戰爭前夕面世，在柏林印刷，限量發行，並由國際成員在德國和奧地利秘密分發。第二年，邁耶爾移民到美國，隨身攜帶了《宣言》的副本。
《宣言》的首個俄文版於1869年9月底在日內瓦出版，印數1000冊，既無封面和扉頁，也未提及出版商、作者和譯者。事實上，這一譯本的質量不盡如人意，原文遭到破壞性的改動，某些部分也被無故刪節。學界普遍認為該譯本與米哈伊爾·巴枯寧和謝爾蓋·涅恰耶夫密切相關，但譯者歸屬至今尚無定論。馬克思恩格斯寫道：“巴枯寧一方面利用這個‘宣言’在俄國使人相信他的韃靼人的幻想，同時他又通過自己的在西方各國的同盟宣布這個‘宣言’是一部宣揚極其有害的德國權威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充滿了異端邪說的著作。”
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對於《宣言》的傳播具有特殊意義：它通過國際組織的形式，將《宣言》的基本原則融入了無產階級的日常斗爭和宣傳中，使其從書本走向了實踐。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對此作過精當的評述：“這個協會成立的明確目的是要把歐美正在進行戰斗的整個無產階級團結為一個整體，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則。國際必須有一個充分廣泛的綱領……馬克思是正確的。當1874年國際解散時，工人已經全然不是1864年國際成立時的那個樣子了。……《宣言》的原則在世界各國工人中間都已傳播得很廣了。”
二、無產階級政黨初登歷史舞台后的體系化傳播（1871—1917年）
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后，世界歷史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新局面，《宣言》的傳播環境、核心任務及受眾群體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呈現出新特點。第一國際這一國際聯合的平台消失后，各國工人運動轉入各自民族國家內部的獨立發展階段。1870年代，德國和意大利相繼完成統一，民族國家愈發成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單元。工人階級意識到，必須在民族國家的法律框架內展開斗爭，從而催生了建立本國獨立政黨的迫切需求。1890年代以后，無產階級政黨逐步確立了合法地位，使得《宣言》得以從地下印刷物轉變為公開出版物，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大幅提升。經歷低潮后重新覺醒的工人運動迫切需要理論指導，《宣言》成為回應這些現實問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德文版多次修訂
1871年4月初，在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之后，威廉·李卜克內西致信馬克思，希望他能為重印《宣言》撰寫一篇簡短的前言，馬克思恩格斯對此高度重視。該序言的寫作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收入著名的“1872年德文版”之中，這也是《宣言》首次以《共產黨宣言》為題出版。此后所有的德文版均遵循這個版本。
鑒於當時殘酷的政治環境，出版《宣言》的合法版本幾乎沒有可能。這個版本的發行量非常有限，1872年僅印制了幾百冊，在黨內分發給高級骨干和宣傳人員。馬克思恩格斯收到了其中的100冊，並陸續將它們寄往馬德裡（1872年）、布達佩斯和裡斯本（1873年）、維納·諾伊施塔特（1874年）、日內瓦（1882年）以及芝加哥（1883年）。馬克思本人還以此版為底本，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的俄文譯本提供了翻譯藍本。
在1872年德文版《宣言》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回顧了《宣言》的創作背景以及德文版和其他幾個譯本的出版情況，之后重點重申了他們的核心理論立場：“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同時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他們認為，基於25年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工人階級政黨組織實力的壯大，以及歷經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實踐淬煉，原綱領的某些部分已經過時。
1883年7月，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了新的《宣言》，印刷量為1萬份，到1884年初絕版。據《宣言》文獻目錄編纂者伯特·安德烈亞斯考証，1884年夏天該版又加印了5000份。這是馬克思逝世后第一個由恩格斯單獨撰寫序言的版本，他在序言中將《宣言》的基本思想完全歸功於馬克思，指出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
1890年4月30日，恩格斯在給弗裡德裡希·左爾格的信中寫道：“《宣言》的新版正在印。在反社會黨人法取消以前，我們想再撥五千冊到德國去。”1890年德文版包括1872年的序言、1883年的序言和1890年5月1日的新序言。恩格斯在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撰寫的新序言內容豐富，系統回顧了《宣言》發表42年來的傳播歷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態勢，以及《宣言》自1848年以來在各國的翻譯和傳播情況，以宏闊的歷史視野將《宣言》的命運與工人運動的歷史緊密聯系起來，指出“《宣言》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1848年以來現代工人運動的歷史”。這一論斷為后人深刻理解《宣言》與工人運動之間的辯証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1890年德文版《宣言》是恩格斯親自校閱的最后一個德文版本，此后幾乎所有德文重印本以及其他語種的翻譯多以此版本為基准。直至1909年的19年裡，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了約16個版本，是該黨發行量最大的書籍。
（二）法文勞拉版和英文穆爾版的出現
這一時期新翻譯出版的法文與英文權威版本，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成為《宣言》傳播主渠道的時代特征。
首個留存至今的法文節譯本發表在美國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1872年1—3月號的“雜項”欄內，標題是《卡爾·馬克思的宣言》，譯者未署名。該譯本僅包含《宣言》的前兩章，翻譯自《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上發表的英譯文。恩格斯在1872年3月17日致左爾格的信中証實了這一譯本的存在。在信中，恩格斯囑托左爾格：“能否請您買五十份載有《共產黨宣言》英譯文的《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和五十至一百份載有法譯文的《社會主義者報》並給我寄來……雖然這兩種譯文都有待改進，但我們暫時還得利用它來進行宣傳﹔我特別需要法譯文，以便在羅曼語國家用來反擊巴枯寧們和蒲魯東主義者在那裡廣為散布的讕言。”左爾格向恩格斯寄送了這些報刊，並附上了另一份譯者不詳的法文譯稿。恩格斯對這第二份法文譯稿給予了積極評價，並據此為何塞·梅薩修訂了發表在《社會主義者報》上的文本，后來梅薩正是以此為基礎將《宣言》首次譯成了西班牙文。
1879年，前巴黎公社社員伯努瓦·馬龍的著作《社會主義史》在盧加諾面世，書中包含《宣言》中第一、二章及第四章最后一段的節譯，該書於1880年和1884年在巴黎重印。
1882年法國工人黨建立，並以《社會主義者報》為機關報。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勞拉·拉法格翻譯的《宣言》以連載的形式在《社會主義者報》上發表。勞拉是馬克思的女兒，也是保爾·拉法格的妻子，法國共產黨最早使用的《宣言》譯本正是出自勞拉之手。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稱贊勞拉翻譯的法文版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譯文”。在法文單行本刊印前，恩格斯進行了校閱。1894年9月，《新時代》雜志刊載了經恩格斯校閱的《宣言》法譯本。與1885年版本相比，該版本作了120多處修訂。此后，各地翻印的法譯本基本都是經恩格斯校閱過的這個版本。勞拉譯本印刷次數多，傳播范圍廣，經不同時期的修訂與重印衍生出多種版本，在法語世界廣泛傳播，更被當作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俄語、芬蘭語以及希臘語等譯本的母本。 這一時期還誕生了由沙爾·安德勒翻譯的新法文譯本。在恩格斯幫助下，安德勒完成了翻譯，該譯本於1901年作為“社會主義圖書館”叢書第8種出版。
1888年，賽米爾·穆爾翻譯、恩格斯校注和作序的《宣言》英文版由倫敦出版商威廉·裡夫斯出版。此前，英國雖已有《宣言》英譯文片段流傳，但翻譯質量“拙劣”，且未經作者授權審定。恩格斯希望出版一個“可靠的譯本”，以對抗當時劣質的譯本，從而在英國工人運動中澄清混亂。1888年版英譯本封面印有“共產黨宣言——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授權版英譯本﹔由弗裡德裡希·恩格斯負責並編輯注釋”字樣。這是由恩格斯全權負責的首個英文版《宣言》，也是第一次由商業性出版商發行的《宣言》。恩格斯在該版英譯本中的序言寫於1888年1月30日，是他寫過的所有版本《宣言》序言中最長的一版。1890年德文版和1892年波蘭文版的序言均以此為基礎。在該版序言中，恩格斯闡釋了一些新思想，並論述了《宣言》傳播廣度與“現代工人階級運動史”之間的密切聯系。這版英譯本的底本是1872年或1883年的德文版。通過對比德英兩版，可以清楚地發現恩格斯和穆爾為便於盎格魯—撒克遜讀者理解而作出的努力。穆爾譯本是《宣言》所有版本中發行量最大、傳播最廣的，幾乎在世界主要國家均有出版。
（三）歐洲各民族語言的《宣言》譯本大量涌現
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的近半個世紀裡，《宣言》的傳播重心開始從西歐向歐洲其他地區擴展。基於工人政黨的組織推動和實際斗爭的需要，各種語言譯本紛紛登場。據不完全統計，以俄國為代表的東歐地區，1918年前共產生超過50種版本，數量居各地區之首，凸顯了革命思潮與沙皇專制統治的尖銳對立。在南歐及巴爾干地區，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國也紛紛出現了首批譯本，共計30余種。在中歐的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地，則誕生了30多種早期版本。除英國外的荷蘭、比利時、愛爾蘭等國在1918年前也出版了10余種。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是《宣言》在更廣闊的歐洲大地扎根的關鍵階段。
這一時期《宣言》的傳播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首先，各國社會主義政黨是傳播《宣言》的組織引擎。1869年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啟了在民族國家范圍內獨立建黨的先河。此后，法國、英國、意大利、俄國等國的社會主義政黨紛紛建立，成為傳播《宣言》的核心力量，傳播方式也從秘密傳單轉變為公開出版物。在意大利，1918年前就有9種版本《宣言》問世。在西班牙，梅薩翻譯的《宣言》成為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在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人瓦西爾·科拉羅夫於1915年依據德文和法文版推出新譯本，直接服務於黨內理論宣傳。這些由黨的活動家或出版機構完成的翻譯工作，將《宣言》從書齋引向了工人運動的斗爭實踐。
其次，傳播范圍不再局限於英、法、德等西歐主要國家。民族解放斗爭與反抗外部壓迫為《宣言》注入了極具感染力的政治內涵，並加速了其傳播進程。這一特征在中歐和巴爾干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1871年，塞爾維亞報紙《潘切沃居民》連載了首個塞爾維亞文譯本。這正是塞爾維亞民族意識高漲、尋求擺脫奧斯曼與奧匈帝國影響的年代，《宣言》中關於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的分析，為受壓迫民族提供了理論武器。在波蘭，《宣言》被視作重要的國家政治文獻，其傳播與波蘭人民反抗沙俄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史息息相關。在芬蘭，此時雖處於沙俄統治下的高度自治大公國時期，但其早期譯本（在整個芬蘭文譯本中佔相當比例）也體現了帝俄壓制下芬蘭工人運動與民族主義思潮的復雜互動。
最后，傳播不再停留於口號式的復述，而是開始嘗試與各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各國迥異的國情——包括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體制——深刻影響了《宣言》傳播的模式與速度。沙皇俄國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農奴制殘余與早期資本主義的野蠻發展並存，極端專制的政治體制催生了激進的知識分子群體。因此，《宣言》的第一個俄文譯本早在1869年即已問世，到1918年前共產生124種俄文版本，數量遙遙領先，成為革命思想醞釀的催化劑。相比之下，北歐各國雖早有譯本（如1848年的瑞典文譯本），但在此時期傳播的進度相對緩慢，這與其相對緩和的階級矛盾、較早開啟的民主化進程以及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傳統密切相關。而在冰島、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等地，這一時期甚至未有早期譯本出現，反映出這些地區資本主義發展緩慢、工人階級力量薄弱的現實。
總之，這一時期《宣言》在歐洲的廣泛傳播，已從零星的知識分子介紹發展為與群眾性工人運動、民族解放斗爭相結合的自覺政治行動。各國社會主義政黨是《宣言》傳播的推動者，民族斗爭為其提供了廣闊的社會土壤和尖銳的政治議題，而不同的國情則影響到傳播的時間先后、規模大小和載體形式。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各國具體實踐的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文化傳統和社會條件下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為20世紀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理論基礎。
三、高度政治性、組織性和斗爭性的傳播（1917—1945年）
1917年至1945年，《宣言》在歐洲的傳播是在世界革命理想與法西斯主義現實威脅雙重力量驅動下的政治化傳播過程。它見証了共產主義運動從批判舊世界到試圖建立新世界的雄心，也經歷了國際共運內部的思想分裂以及與外部敵對勢力的生死對抗。其傳播形式既有自上而下的“灌輸”和組織動員，也有在高壓政策下的秘密流通和反法西斯旗幟下的廣泛聯合。
（一）俄國革命后《宣言》在共產國際體系中的標准化推廣
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蘇俄的建立，為《宣言》的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實現了從革命武器到學術經典、從政治宣傳到文獻工程的重大跨越，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文本基礎。這一時期，俄國（及后來的蘇聯）對《宣言》的翻譯、出版和研究工作進入了高度組織化、學術化和制度化的新階段，其核心工作是確立權威文本並構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體系。
自1923年起，由達維德·梁贊諾夫作序並評注的《宣言》版本（基於普列漢諾夫譯本）問世。該版本在一年內再版三次，編者每次都更新腳注和評注。1929年的版本更是登載了當時能找到的一切與《宣言》有關的歷史文獻，開創了《宣言》研究的學術化與文獻學范式。1932年，弗拉基米爾·阿多拉茨基主編的《宣言》版本出版，以瓦茨拉夫·沃羅夫斯基譯本為基礎，參考了所有德文版及1888年英文版，並首次採用了列寧翻譯的《宣言》片段，進一步提升了文本的權威性。1939年，為響應聯共（布）中央關於翻譯嚴格科學的和完全精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號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校譯並出版了被譽為最准確的譯本的修訂版。該譯本隨后被收入1940年版的《馬克思著作選集》，成為1940—1945年間蘇聯出版《宣言》單行本的統一底本，標志著《宣言》俄文權威文本的最終確立。
蘇聯時期，《宣言》的翻譯作為一項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呈現出鮮明的新特點。一是高度的組織性與計劃性。傳播工作從革命前的地下、分散狀態，轉變為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及后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等國家級研究機構主導的、有計劃的學術工程。二是嚴謹的學術性與文獻學取向。以梁贊諾夫、阿多拉茨基為代表的編者高度重視文本的考據、校訂和原始文獻的收集，體現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深厚的文獻學傳統。三是持續的修訂與完善。《宣言》在蘇聯幾乎每年都會出版，但絕非簡單重印，而是經過專家認真修訂，體現了對理論文本嚴謹性的極致追求。
蘇聯圍繞《宣言》等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持續開展的大量的、高水准的工作，不僅為其國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宣傳和理論研究提供了統一、可靠的權威依據，也開創了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的范式，樹立了全球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輯出版的標杆，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推動了全球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爭。
（二）英國、法國以及北歐國家的合法傳播與學院化解讀
俄國革命不僅引發了歐洲新的革命浪潮，蘇聯的影響與共產國際及其各國支部也推動了《宣言》的翻譯和出版。蘇聯從資金、技術到版本均給予西歐左翼組織以支持。工人運動的發展使英國、法國、北歐工會力量在這一時期持續壯大。工會學校、夜校、工人教育協會紛紛將《宣言》作為教材。例如，英國工業民主聯合會（工黨派生組織）直接參與出版。1929—1933年大蕭條重創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率飆升，工人階級對現有秩序產生懷疑。《宣言》中關於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無產階級貧困化的論述被認為具有強烈的現實解釋力，加上蘇聯的支持，使得1930年后版本數量井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歐洲民主國家左翼力量聯合組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法國、英國、北歐等地加強宣傳，《宣言》作為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經典文獻，成為反法西斯斗爭的思想武器。
在英國，1888年穆爾翻譯、恩格斯校注的英文版成為傳播最廣的母本。20世紀上半葉，尤其是1930年后，英國還出現了其他版本。僅倫敦馬丁·勞倫斯有限公司從1933年至1948年就出版了15種版本。此外，艾莉莉·G.艾特肯和弗蘭克·C.巴德根譯本在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至少出版了6種，雪鬆·保羅和伊登·保羅譯本至少出版了4種。《宣言》不僅在左翼陣營流傳，也進入了學術出版領域。工業民主聯合會、牛津大學出版社、鳳凰出版社等均出版過不少於5種版本。
在法國，勞拉譯本不斷重印，發揮著重要影響，並在1920年法國共產黨成立后直接被確立為官方採用的權威版本。1933年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際，法共將其作為“共產主義元素”叢書出版﹔1945年巴黎自由出版社再次出版修正版。法共的推動使《宣言》在工人和知識分子中得以廣泛傳播。
北歐是最早誕生《宣言》譯本的地區之一。1917—1945年間，瑞典、芬蘭、挪威、丹麥、冰島合計出版版本超過132種，其中1930年后達110余種。芬蘭因靠近蘇聯且經歷內戰，譯本傳播具有鮮明的政治斗爭色彩。中歐的波蘭、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合計出版超過163種，匈牙利文譯本多達約52種，捷克文49種。這些國家中許多地區戰后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但在戰爭期間，《宣言》已是左翼政黨和工會的重要文獻，顯示出密集傳播的態勢。東歐和南歐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希臘等國合計出版200余種，1930年后超過175種。這些國家雖多為農業國或君主制國家，但《宣言》通過流亡革命者和社會主義政黨傳入，形成了豐富的本地化版本。
這一時期，《宣言》在歐洲民主國家的傳播經歷了從緩慢增長到爆發式擴張的轉變，尤其在1930年代后達到高峰。這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推動以及本地共產黨及左翼政黨的努力有關，也與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崛起、人民陣線運動等歷史背景直接相關。《宣言》的大量翻譯帶來了普及化和通俗化，任何地方的民眾幾乎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語種和版本的《宣言》。另一方面，多版本的並行和競爭也促進了《宣言》的理論研究活動，許多學者開始嘗試為其撰寫長篇序言，這為后來《宣言》廣泛進入大學課堂與公共思想界奠定了基礎。
多種譯本的大量出版，使《宣言》的術語和核心概念（如“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階級斗爭”“所有制”）進入各國政治話語，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與大眾化，至此《宣言》作為社會批判經典文本的地位已然確立。《宣言》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不僅使其成為歐洲民主國家左翼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象征性文本和戰斗動員令，而且也為塑造戰后歐洲的政治議程（例如戰后福利國家建設、國有化浪潮、工會權力擴大等）做好了思想准備。
（三）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堅守
在法西斯主義恐怖統治的特殊歷史時期，在殘酷的白色恐怖與嚴密的出版審查下，歐洲各國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先進分子不畏犧牲，譜寫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宣言》翻譯與傳播史。
隨著意大利法西斯上台（1922年）、保加利亞法西斯政變（1923年）、西班牙內戰（1936—1939年）以及二戰中納粹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波蘭和匈牙利等國的軍事佔領，各國共產黨紛紛轉入地下。傳播活動也由公開轉向秘密，通過地下印刷所、秘密支部和地下交通線艱難維持。為了躲避反動當局和警方的嚴密審查，出版商採取“一書多封面”的策略。例如，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統治時期，國內僅有的兩次將《宣言》作為附錄出版，均被迫標注“僅供學者使用”的字樣以作掩護。在法西斯統治的20年間，意大利國內無法出版《宣言》單行本，意共便在巴黎創辦機關刊物《工人國家》並發表相關文獻。庫恩·貝洛等匈牙利共產黨革命家在流亡莫斯科期間翻譯《宣言》並建立“共產主義圖書館”，再向國內輸送。西班牙共產黨也利用國際圖書館出版社推動傳播。一些共產黨利用工會做掩護分發宣傳讀物，還有的將《宣言》化整為零或編入各類叢書，如法國的“共產主義元素”叢書、英國的“工人叢書”等。
盡管面臨搜捕和焚書，這一時期《宣言》在歐洲的傳播在數量、質量和政黨建設方面均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使《宣言》各語種版本數量呈現出驚人的爆發式增長，同時也產生了一批極具影響力的“紅色譯本”與核心譯者，例如西班牙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安東尼奧·加西亞·克希多譯本、安赫爾·阿蒂恩扎譯本﹔另外，英國共產黨員雪鬆·保羅與伊登·保羅以1848年德文版為底本，連同蘇聯梁贊諾夫的注釋，譯成英文於1929年出版。
《宣言》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廣泛傳播，對歐洲乃至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為歐洲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武器與理論指導。在納粹德國橫行歐洲、“蓋世太保”瘋狂搜捕的黑暗時期，地下傳播的《宣言》堅定了歐洲各國共產黨人“抵抗到底”的決心，成功組建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如保加利亞的“祖國陣線”、羅馬尼亞的“全國愛國陣線”），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它為二戰后中東歐社會主義新政權的建立奠定了群眾與干部基礎。1944—1945年，隨著蘇聯紅軍的推進和各國反法西斯起義的勝利，波蘭歷史上第一個人民政權、匈牙利第二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保加利亞的人民民主道路紛紛開啟。正是二戰前及戰時《宣言》在這些地區的傳播，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迅速從“地下”走向“地上”，成為了這些國家重要的政治文獻，成功開啟了戰后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紀元。
四、二戰后至冷戰結束前兩種不同的傳播形態（1945—1991年）
在歐洲，《宣言》在冷戰時期的翻譯傳播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它被確立為官方的理論基石與指導思想，側重於通過國家主導進行標准化的普及教育﹔而在西歐，則主要作為一種批判資本主義的激進理論，在左翼學界、學生運動和部分工人階級中傳播。
（一）社會主義陣營：官方化與制度化的經典建構
二戰后至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前，《宣言》在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傳播，整體呈現出從“革命文本”向“國家經典”轉化的過程，其核心特征是高度政治化、制度化和標准化。就地位來說，《宣言》被奉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成為執政黨的理論基礎和學校教育的必修內容。就傳播方式而言，《宣言》主要依靠國家力量進行大規模普及，且重視多民族語言傳播，出版了大量單行本和注解讀物，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民族語言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目的。就內容結構而言，《宣言》形成了統一化、標准化的文本體系。
在蘇聯，俄文版《宣言》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等權威機構組織翻譯出版，是最核心、最權威的版本來源，1945年后幾乎年年再版。1948年紀念版和1965年依據新版德文底本修訂的《宣言》尤具代表性，並最終匯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內容高度穩定，包含多種歷史序言以及列寧對《宣言》的評價，體現出國家意識形態對文本的規范化闡釋。
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宣言》被系統翻譯為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愛沙尼亞語等28種語言，由各共和國的馬列主義研究機構分支或官方出版社統一組織翻譯出版。這些版本在文本結構和內容上與俄文版基本一致，大都以1890年德文版為重要底本，並附帶標准化的序言與評價文字，體現出高度統一的譯介體系。
在東歐，《宣言》的傳播深受蘇聯意識形態和經典著作編輯出版范式影響。隨著共產黨在東歐各國相繼執政，《宣言》的出版從早期的自發、零散傳播，轉變為由國家和執政黨主導的制度化行為，呈現出官方主導、制度保障、內容經典、持續再版、服務教育的共同特征，完成了從革命戰斗檄文到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基石的角色轉型。東歐各國在再版《宣言》的過程中，不再滿足於僅印刷《宣言》正文，而是系統性地擴充內容，收入馬克思恩格斯為各語種版本撰寫的序言，增加《共產主義原理》《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等相關經典文獻，通過增加前言、注釋等方式進行學術化編輯。持續、穩定地推出新版《宣言》成為國家出版計劃的一部分，這些版本普遍承擔著明確的政治理論宣傳和馬克思主義教育任務。無論是作為黨校教材、干部讀物，還是群眾普及本，《宣言》都被定位為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文本，服務於政黨的理論武裝和群眾的思想動員。再版還常常與重要的紀念年份（如《宣言》發表百年、建黨紀念等）相結合，借紀念活動擴大傳播面並更新版本內容。
以東德為例，1946年，德國統一社會黨下屬前進出版社推出官方新版《宣言》，首印即達10萬冊，標志著《宣言》開始成為東德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重要經典文本。此后，柏林狄茨出版社逐漸成為《宣言》最核心的出版機構，自1945年至1988年累計重印《宣言》達750萬冊。與此同時，東德還形成了多層次、多形式的傳播體系：雷克拉姆出版社將《宣言》納入“萬有文庫”平裝叢書，推動大眾閱讀﹔狄茨出版社推出迷你書版、影印手稿版、紀念版﹔高校和研究機構與出版社合作推出學術研究版和注釋版﹔同時還出現了插圖本、圖冊版、研究導讀版等多種形式。
（二）資本主義陣營：作為社會批判武器的傳播
與東歐不同，在冷戰時期的歐洲資本主義陣營中，《宣言》的閱讀群體雖然受限，但在冷戰高潮時期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影響較大。尤其是二戰后，西歐進入消費社會、福利國家和官僚化資本主義階段，傳統的階級斗爭理論似乎難以完全解釋新的社會現實。因此，左翼學者試圖重新挖掘《宣言》中的異化、文化霸權、日常生活控制、微觀權力、全球資本擴張等思想，尋找反對資本主義的新武器。在1960—1970年代的西方學生運動和新社會運動中，《宣言》常作為批判發達工業社會的理論武器。特別是新左翼的出現，更是掀起了一場對《宣言》的“再發現”。他們的解讀並非提供統一答案，而是試圖借助《宣言》回應戰后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問題。
在意大利，《宣言》的譯介不僅與意大利共產黨的發展密切相關，而且深刻嵌入到戰后意大利左翼思想、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之中，呈現出政黨推動、大眾傳播、理論深化並行的趨勢。法西斯統治時期，馬克思主義者長期處於地下狀態，而安東尼奧·葛蘭西、帕爾米羅·陶裡亞蒂、路易吉·隆哥等意共領導人在斗爭中逐漸成長起來。戰后，意共憑借在反法西斯抵抗運動中的巨大聲望迅速壯大，成為西歐最大的共產黨之一。在傳播《宣言》的過程中，陶裡亞蒂譯本佔據核心地位，成為意大利戰后最具影響力的版本。該譯本最早於1944年在莫斯科出版，隨后在1948年至2017年間至少再版25次以上。此外，作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傳播重要開端的拉布裡奧拉譯本也在1960年后不斷再版。隨著左翼文化的發展，《宣言》在意大利的傳播不再局限於共產黨內部，而是逐漸進入大學教育、哲學研究、工人夜校、左翼出版體系以及知識分子的公共討論之中。
在英國，《宣言》經歷了紀念性傳播、學術化轉型、大眾化閱讀以及開創性闡釋等階段。1948年是《宣言》發表一百周年，也成為英國戰后《宣言》傳播史上的關鍵節點。這一年，英國共產黨推出《宣言》百年紀念版，並組織大規模紀念活動。時任英共總書記的哈裡·波立特在紀念大會上以《宣言》為理論依據進行政治動員，強調工人階級應堅持社會主義政治立場，這表明《宣言》在英國仍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與此同時，工黨知識界也積極參與，由哈羅德·拉斯基撰寫前言的版本自1947年至2017年持續重印，成為工黨系統中流傳最廣的《宣言》版本之一，推動《宣言》從共產黨內部文本擴展為更廣泛的左翼思想經典。進入1950年代后，《宣言》在英國逐漸脫離單純政治宣傳的屬性，開始進入主流政治思想討論空間，形成學術化與大眾出版並行的格局。這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宣言》英譯本當屬企鵝出版社的經典版。該版本由英國自由主義史學家艾倫·J.P.泰勒撰寫導言，初版從1967年至1986年幾乎年年重印。它面向普通讀者，將《宣言》作為現代思想經典加以介紹，強調歷史意義與思想價值，弱化政治宣傳功能，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最成功的《宣言》版本之一。
在法國，《宣言》經歷了從政治宣傳工具向學術思想經典的重要轉型。戰后初期，《宣言》主要依托社會出版社等法共建立的出版網絡傳播，作為理論教育文本、社會主義宣傳文獻和工人運動的政治讀物發揮作用。1950—1980年代，社會出版社的“共產主義元素”叢書長期採用勞拉譯本，並將其列入“馬克思主義經典”系列持續出版。1970年代以后，在哲學家呂西安·塞夫領導下，社會出版社逐漸從法國共產黨的“官方喉舌”向“真正的出版社”轉型，出版目標從單純的政治宣傳轉向思想研究，更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的理論闡釋價值。加之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思潮的學術介入，《宣言》已不再屬於單純的政治文獻，而是被納入到法國哲學、思想史和社會科學體系之中，成為哲學經典、社會理論文本、資本主義批判著作以及大學教學與研究的對象。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路易·阿爾都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宣言》的再解讀。除共產黨出版體系外，法國商業出版社和文化出版社也大量參與《宣言》的傳播，這使得《宣言》譯本高度多樣化。除影響較大的勞拉譯本外，冷戰時期法國還陸續出現了米歇爾·泰勒譯本、弗朗西斯·布裡埃譯本、科林·萊奧塔爾譯本、埃米爾·博蒂蓋利譯本、熱拉爾·科尼萊譯本等。新譯本的不斷涌現，反映出法國知識界並未將《宣言》視為“固定文本”，而是不斷重新翻譯、重新解釋、重新理論化。
五、冷戰結束后的“經典化”與學術回歸（1991年至今）
冷戰結束后，《宣言》在歐洲的傳播經歷了深刻轉型：從意識形態工具轉向公共思想資源，從教條化解釋轉向開放性重讀，從政治宣傳轉向學術研究，從組織化閱讀轉向大眾化閱讀，從革命綱領轉向資本主義批判理論。
（一）從政治文本向思想經典的轉向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的編輯權轉到西方學者手中。他們提出了去意識形態化、學術化、國際化和歷史化的原則，試圖淡化馬克思主義固有的政治立場和實踐特征。《宣言》的出版和研究受到MEGA2編輯原則的影響，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去意識形態化和解構主義傾向，日益轉向以文本學和文獻學為基礎的客觀學術考証。MEGA2至今仍未出版獨立的《宣言》卷次，但可以肯定的是，編輯者將延續MEGA2確立的編輯原則和文獻學方法，將其運用於《共產黨宣言》的編輯出版及文本分析，重新審視《宣言》的創作歷史與版本流變，變“政治解釋學”為“文本考証學”。
在德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總體上呈現自發和零散的特點。雖然《宣言》等名著始終有新版問世，但主要還是根據市場和讀者的需求有選擇地推出。例如，2009—2017年，科隆阿納康達出版社、漢堡尼柯爾出版社、柏林霍芬伯格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機構均出版了《宣言》，並大都以1848年德文第一版為底本。德國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MEGA2負責人格拉爾德·胡布曼認為，當前研究有可能証明，馬克思的一些早期文章最終演變成了《宣言》。他指出，《宣言》是馬克思第一篇有關政治實踐的文章，標志著馬克思將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政治行動的開端。從《宣言》開始，馬克思不再撰寫純粹的哲學文章，而是轉向政治經濟學領域。他強調，對於當前西方社會的一些弊病，尤其是循環出現的經濟危機，《宣言》的分析至今仍具有顯著的現實相關性。
此外，在英國等英語國家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版的《宣言》至少有60多個版本，其中不少都附有新的導言和后記。例如，2014年企鵝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其經典版《宣言》，並增加了加·瓊斯撰寫的導言。在俄羅斯，仍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學者主要以蘇聯時期的一批著名理論家為代表，他們構成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學派”。2007年，在《宣言》發表160周年前夕，俄羅斯再版了該著作，並收入了格奧爾基·巴加圖利亞等學者的論文。在法國，2005年利布裡奧出版社重印了勞拉譯本。
（二）成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重要資源
冷戰結束后，全球化加速推進，《宣言》中關於世界市場、資本全球擴張、商品化以及全球聯系的論述重新受到關注。學界越來越將其視為“全球化理論的早期文本”。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是帶來了“馬克思熱”的復興，《宣言》在歐洲銷量激增。這一現象表明，讀者試圖從《宣言》中尋找能夠解釋當前社會不平等、新自由主義困境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等問題的思想資源。
雅克·德裡達在《馬克思的幽靈》（1993）中提出的著名的“幽靈”概念便源自《宣言》。德裡達在書中反復強調，我們“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而這種繼承必須回到包括《宣言》在內的馬克思文本中進行重新閱讀。《宣言》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揭示，以及對全球化、不平等、危機的預言，在今天仍然具有驚人的現實性。他進一步指出，《宣言》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提供烏托邦藍圖，而在於提供一種永恆的、“不可還原的、批判性的精神”。這一觀點反映了后冷戰時代歐洲知識界對《宣言》的重新理解。
此外，在1998年《宣言》發表150周年之際，倫敦和紐約的左頁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該書。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為其撰寫了長篇導言《共產黨宣言：現代版》，指出《宣言》在今天依然具有驚人的現實相關性。他從資本主義作為世界體系、資本主義的內在非穩定性和危機傾向以及資本主義對人類社會全方位的毀滅性影響等三個方面對《宣言》進行了歷史社會學重估，回顧了1848年革命的歷史背景，分析了全球化進程，重新評估了無產階級理論，強調《宣言》在當代仍然是理解資本主義的重要文本。
（三）讀者群體與傳播格局的多元化轉型
冷戰結束后，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宣言》的讀者結構和傳播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與冷戰時期主要由共產黨員、工會干部、左翼知識分子構成的“組織化讀者群”相比，后冷戰時代《宣言》的閱讀逐漸突破政黨邊界，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格局。
讀者群體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左翼活動家的“再政治化閱讀”。他們將《宣言》作為反全球化運動的理論武器，其閱讀具有自主化、社會運動化的特點。二是學術研究者的“專業化閱讀”。MEGA2編輯原則推動《宣言》研究轉向文獻學考究，大學和研究機構成為傳播的重要中心。三是青年學生成為新的重要讀者群體。2008年金融危機后，他們出於對失業、貧富差距等現實問題的關切，更傾向於“問題導向閱讀”而非“體系導向學習”。
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同樣顯著。冷戰后，《宣言》的出版機構不僅包括大學出版社、獨立左翼出版社、商業出版社，還延伸至數字媒體平台，與此同時，《宣言》越來越多地被收入經典叢書，納入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教材，與《資本論》《國富論》等合編出版，從單一的革命文獻轉變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共同經典。在版本類型上，則出現了回應全球化議題的學術版本。
六、結語
《共產黨宣言》在歐洲170多年的傳播史，是一部思想與時代交織、理論與實踐互動的壯闊史詩。自1848年德文首版問世以來，《宣言》從早期工人運動中秘密傳閱的地下文獻，成長為第二國際時期的理論武器﹔在世界革命與反法西斯斗爭的烽火中成為戰斗號角﹔冷戰時期被譯介為數十種民族語言，實現跨地域、多民族的深度覆蓋﹔最終升華為全人類共同的思想經典。
《宣言》在歐洲的傳播史映照著歐洲共產主義運動與階級斗爭的起伏跌宕，也折射出馬克思主義經久不衰的理論生命力。《宣言》之所以沒有過時，並非因為它提供了萬古不變的教條，而是因為它揭示了仍然存在於當代社會的真實矛盾。只要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要社會斗爭仍在繼續，只要人類追求解放與自由的腳步不曾停歇，《宣言》的真理之光就不會熄滅，必將在人類走向解放的浩蕩洪流中薪火相傳。
﹝馮英子：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張遠航：中央編譯出版社﹞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