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略轉移”到“二萬五千裡長征”——
“長征”一詞的由來與定型

1935年7月10日,《紅星》報第25期發表《以進攻的戰斗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一文,文中正式援引“萬裡長征”一詞。資料圖片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冕寧縣。朱德以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中寫道:“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長征,是9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保存有生力量、實現北上抗日,離開原革命根據地,縱橫十幾省,完成戰略轉移的磅礡史詩。紅軍的戰略轉移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叫“長征”。“長征”,是隨著漫長征途,逐漸定型的。
1934年深秋的一個傍晚,蒼茫暮色籠罩著赤都瑞金。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率紅軍主力及后方機關8.6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途。彼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紅軍總政治部所發布的指示、命令與會議決議中,尚未給這次行動一個統一名稱,多用“突圍”“長途行軍”“西進”“突圍戰役”“突圍行動”等指稱。這些提法,尚未形成對全程行動的總體概括,如實映照出軍事決策的緊迫與階段性。
真正將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明確冠以“長征”之名的官方文獻,目前所見最早者,為1935年2月23日紅軍總政治部在貴州發布的《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亦稱《告工農勞苦群眾書》)。開篇即寫道:“我工農紅軍從江西轉移作戰地區,長征到川貴邊地域。”“長征”這一稱謂,在部隊和群眾中進行正式公布,用以指代自江西出發以來的千裡轉戰。彼時中央紅軍已跋涉數千裡,征途之遙,足堪“長征”二字之重。
1935年5月21日,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冕寧縣。為消除民族隔閡、團結彝族同胞,紅軍總司令朱德在有彝族、漢族群眾參加的群眾大會上講話,說彝族、漢族一家,窮人要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和四川軍閥,才能翻身過好日子。朱德還以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中寫道:“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該布告到處張貼,鮮明生動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在彝族群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同年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起草了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信,詳細介紹川西北敵我態勢,表示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數百萬工農群眾,正准備以高度熱忱歡迎百戰百勝的中央西征軍。信中建議:“西征軍萬裡長征,屢克名城,迭摧強敵,然長途跋涉,不無疲勞,休息補充亦屬必要。”徐向前派警衛員康先海帶一個警衛班,將這封密信送到懋功,並再三叮囑:“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裡。”這是目前所見紅四方面軍高級指揮員首次以“萬裡長征”指稱中央紅軍行動的記載。7月10日,《紅星》報第25期發表《以進攻的戰斗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一文,文中正式援引“萬裡長征”一詞,可見“長征”一詞已在紅軍宣傳系統中生根發芽,蔚然成風。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以南40裡的沙窩召開會議,討論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並通過《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它關系到“整個中國革命前進與發展”。文中稱“一方面軍一萬八千裡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這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及“長征”,但裡程尚作“一萬八千裡”。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肅省迭部縣俄界(今高吉)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並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稱陝甘支隊。該會議又將裡程修正為“二萬余裡的長征”。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出席陝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時,再次提出“長征”二字,盛贊紅軍英勇頑強的戰斗氣魄。
1935年10月19日,陝甘支隊抵達陝北吳起鎮。毛澤東接見時任紅1師第3團政治委員蕭鋒時明確指出:“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裡。”這是“二萬五千裡長征”提法的首次明確表述。11月5日,毛澤東率紅一軍團到達象鼻子灣,向隨行部隊講話時說:從江西瑞金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隻腳,走了二萬五千裡。這是從來未有過的長征。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向全黨全社會宣告: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余裡的長征,跨過了十一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斗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后勝利的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同陝甘兩省原有的紅軍取得了會合……鞏固與擴大了陝甘蘇區,在中國西北部創造了中國新的蘇維埃革命根據地與領導的中心。中國工農紅軍這一偉大勝利,無疑的即是抗日反蔣的勝利!”此宣言成為目前所見最早以“二萬五千裡長征”為名稱的權威文獻,也標志著這一稱謂在政治層面的最終落定。同年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發:“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毛澤東的這兩次講話,使“長征”一詞得到更加廣泛的使用與傳播。
由“戰略轉移”到“二萬五千裡長征”,從模糊到清晰,從紛雜到統一,其演進軌跡恰與紅軍戰略轉移本身——從被動突圍到主動開創新局面的歷史進程交相輝映,成為中共革命話語體系中極具象征性與感召力的經典概念。
來源:《解放軍報》(2026年10月9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