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領導力量來自有力的自身建設

今年是長征勝利90周年。毛澤東在總結長征勝利原因時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在長征過程中，黨對紅軍實施了堅強有力的領導，帶領革命隊伍戰勝了凶惡的敵人和無數艱難險阻。而這種強大的領導力量來自黨的強有力的自身建設。長征與黨的建設緊密相連、相互促進。長征是黨在極端艱難困苦環境中加強自身建設，經受革命性鍛造並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而黨的建設的成功實踐，又使黨成為中國革命無可替代的堅強領導核心，從根本上保証了長征的勝利。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面前，在史無前例的艱苦環境中，黨通過創造性地加強各方面建設，實現了從幼年向成熟的偉大轉變，為全面提高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充分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加強政治建設，事實上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科學制定和堅決貫徹黨的政治主張和軍事路線，有力維護了黨中央領導集體權威和全軍團結統一。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在黨的各項建設中居於統領地位。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是長征中黨的建設的重點和關鍵，也是紅軍創造奇跡和取得勝利最根本的原因。

長征開始后，黨和紅軍面臨的極其重要而緊迫的問題，是糾正“左”傾路線錯誤，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毛澤東早就指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從20世紀30年代起，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逐漸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傷害，也使紅軍長征初期遭受慘重損失。從1934年12月12日至1935年1月1日，黨中央在半個多月內連續召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使“左”傾錯誤路線受到遏制，實現了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初步調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以民主集中制原則作出4項歷史性決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之后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和扎西會議，徹底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這是我們黨在長征中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具有彪炳史冊的裡程碑意義。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親自到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傳達會議精神。黨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方略和新的軍事路線，並帶領全軍堅決貫徹執行。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針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南下”錯誤主張，黨中央先后在兩河口、沙窩、毛兒蓋召開一系列會議，正確開展有原則、有策略的黨內斗爭，挫敗了其分裂圖謀，維護和增進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在這個過程中，紅軍各級黨組織經常召開會議，研究討論如何貫徹執行黨中央大政方針，把黨的意志變為廣大指戰員的自覺行動，使紅軍緊緊團結凝聚在黨的旗幟下，努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黨的政治建設在重要歷史關口發揮了關鍵作用、顯示出巨大威力。

加強思想建設，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面向全體黨員和廣大官兵開展以堅定理想信念為核心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鍛鑄起強大的精神支柱。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是黨為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在思想理論領域開展的理論創新、理論武裝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我們黨高度重視加強思想建設，首次在全黨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在黨和紅軍中開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和其他教育，使黨員干部和廣大官兵鑄牢了政治靈魂、產生出強大的精神動力，為奪取長征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正確的思想路線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根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其核心和精髓是實事求是。長征之前，由於黨成立時間不長和理論准備不足，黨內不少同志把馬克思主義原理看作一成不變和可以照抄照搬的教條，對共產國際存有盲從心態，因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本本”怎麼說就怎麼做、共產國際怎麼指示就怎麼辦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使“左”傾教條主義有了市場並得以大行其道。被迫長征和長征初期遇到的嚴重危機，強烈地撼動了這種思維定勢，為黨撥亂反正、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創造了條件和機會。湘江戰役后，毛澤東對推行過“左”傾錯誤路線的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轉變思維方式，同時在遵義會議等重要會議上深刻闡述了從中國革命實際確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使全黨在這方面的認識有了明顯提升。我們黨首先是中央領導集體開始認識到，隻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才能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這是我們黨在理論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中國革命的發展從此打開了新局面。正如1963年毛澤東會見外賓時所說：我們黨“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

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強化理想信念，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根本任務，也是長征中黨下大力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紅軍將士的理想信念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長期堅持政治教育，啟發階級覺悟所積累的結果。長征中，紅軍各部隊發布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命令和指示，強調以一切方法進行廣泛深入的理想信念教育，最大限度地激發官兵的革命熱情和戰斗意志。僅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下發的政治工作指示和訓令就有30多種，《紅星報》出版了28期長征專號，確保政治教育取得顯著效果。

加強組織建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和培養干部骨干，充分發揮黨委的領導中樞作用、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形成了堅不可摧的領導力量。組織建設是黨的建設的依托。黨的領導和各項工作，歸根到底都要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去實現。高度重視黨的組織建設，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這一傳統優勢在長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是健全完善黨的組織體系。受“左”傾錯誤路線干擾和肅反擴大化影響，紅軍長征前，各部隊黨組織普遍不夠健全、黨員數量也比較少。1935年2月，總政治部發出關於中央紅軍向貴州挺進途中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建立模范黨支部，發展黨團員”，“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連隊中的黨支部工作”。同年5月，總政治部又發布《關於支部工作的訓令》，強調各部隊要迅速建立和完善黨團組織，並對黨團支部的人員組成、工作職責、活動內容等作出明確規定，以保証“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連隊中的領導作用”。紅二、紅六軍團及時吸收在行軍作戰中表現突出的戰士入黨入團，使黨團員的比例明顯上升。兩軍木黃會師前，“黨團員隻有二百一十三名，現在除十一、十七兩團外，有黨員七百零三名，團員四百一十三名，三個月中黨團員增加了四倍。現在各個伙食單位都有了黨的支部組織”。各級黨組織堅持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所有黨員包括高級干部黨員都編入普通黨小組，無論情況多緊急，部隊多疲勞，組織活動從未間斷。

二是恢復和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左”傾教條主義取消了作為黨對紅軍根本領導制度的黨委制，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又作出實行政治委員個人全權代表制的決議，使黨對紅軍的領導受到嚴重削弱。遵義會議后，黨中央迅即對此進行糾正。黨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瑞金中央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要求他們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建立軍事上的集體領導，討論戰略戰術上的原則問題及紅軍行動的方針﹔要求中央紅軍在軍團一級率先建立黨委，並在部隊團以上單位採取多種形式，逐步恢復黨的集體領導制度﹔要求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黨的方針的討論，把黨的意志主張落實到連隊和官兵中，從而堅持和加強了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槍杆子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

三是充分發揮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作用。長征途中，廣大黨員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哪裡最艱苦、哪裡最危險，哪裡就有共產黨員的身影。紅軍戰士劉月生回憶：“在連隊，黨團員都是沖鋒在前，退卻在后。行軍中，前衛連當尖兵的是黨團員，后衛連當后衛尖兵和做收容工作的是黨團員。在本隊，幫助傷病員和體弱的同志扛槍背背包的也是黨團員。”長征期間，先后有422名營以上干部犧牲，其中師以上干部80多名，軍以上干部8名。每打一仗下來，黨團員負傷之數常常佔到部隊總傷亡人數的25%甚至50%，而當時紅軍官兵中的黨團員遠遠低於這個比例。

加強作風建設，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深入基層一線同官兵打成一片，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和廣大官兵的真心認同。作風建設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關於黨組織和黨員一貫態度和行為的建設體系，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征途中，黨把作風建設擺到重要位置，採取了一系列有力舉措，為保証長征勝利和此后系統形成黨的優良作風作出了重要貢獻。

長征中，黨認真貫徹群眾路線，發揚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積極開展獨具特色的群眾工作，與沿途群眾建立了親如一家的魚水深情。針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特點，黨和紅軍積極向人民群眾宣傳黨的性質宗旨和政策主張，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丑惡面目。同時真誠關心幫助群眾，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贈送物資等行動，為受剝削、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排憂解難。1934年11月，長征途中的3名女紅軍臨行時把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半條留給了老鄉，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由衷贊譽。黨在長征經過的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積極開展民族工作。1935年8月，黨中央正式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這是我黨歷史上設置的第一個專門處理民族事務的工作機構。下發《關於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關於回民工作的指示》，制定民族政策，倡導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幫助少數民族建立自治政權和革命武裝。劉伯承與小葉丹歃血結盟，成為廣為流傳的民族團結佳話。正是因為有了這種黨群關系，人民群眾從內心深處把紅軍看成自己的隊伍，不僅積極參軍參戰，而且從各方面給予支持和幫助。長征途中，紅軍共籌集了上萬噸糧食，補充了約2萬兵員。在皎平渡口，36名船工七天七夜奮力擺渡，使紅軍順利渡過了金沙江。事實表明，長征的勝利，不僅是戰略轉移的勝利，而且是我們黨堅持群眾路線的勝利。

堅持官兵一致，既是人民軍隊區別於舊軍隊的顯著標志，也是黨的群眾路線在軍隊內部的生動體現，是黨的作風建設的應有之義。長征途中，無論高級將領還是普通士兵，都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危難時刻舍己為人。徐海東將細糧讓給傷病員，賀龍將有鹽的菜倒進大鍋，彭德懷殺掉坐騎為戰士充飢，軍需處長把棉衣讓給戰士而自己凍死在路上，都是這種團結友愛精神和優良傳統作風的真實寫照。正如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所指出的：“紅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

加強紀律建設，健全完善並嚴格執行黨和紅軍的紀律規定，深入開展紀律教育和監督檢查，塑造了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文明之師形象。紀律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通過制定和執行紀律來規范黨組織和黨員行為的系統工程。我們黨一貫重視紀律建設，在長征中更是把它擺到關系紅軍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從紀律制定、紀律整頓，到紀律教育、紀律執行，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有力提升了黨的形象，增強了紅軍的戰斗力。

嚴格制定紀律規定和開展紀律整頓。長征途中，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根據形勢任務變化，及時制定相關紀律，提出明確要求。1934年12月23日、24日兩天，中革軍委和總政治部連續發出三個有關“整頓紀律”的指示，對部隊中出現的違紀現象提出嚴肅批評，要求立即整改。針對部隊紀律狀況，動態組織整治整頓。1935年1月紅軍進駐遵義后，立即發出《關於進遵義城的口號和八項注意通令》。《紅星報》還曾專門發出號外和刊登文章，指出少數人在行軍、宿營時不注意自身形象和群眾影響的問題，並向各連隊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

持續開展紀律教育。1934年10月，紅軍總政治部在《關於准備進行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中強調，要“加強部隊中關於蘇維埃政策與群眾工作的教育（本部另有政治課材料發下），進行進出宣傳與紀律檢查，堅決的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紅星報》發表《消滅隨意破壞紅軍紀律的行為》《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眾》等多篇文章，號召黨員干部和官兵“把遵守紀律提高到生活的最高位”。各部隊堅持開展深入扎實的紀律教育，有效提高了廣大官兵對遵規守紀的認識，使鐵的紀律成為自覺的紀律。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時講，長征中“每個紅軍戰士都知道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這些規定包含了我們的優良傳統，因此，我們要求每一個戰士務必遵守”。

嚴格監督執行紀律。長征出發前，紅軍總政治部就明文規定，對於不能教育的破壞紀律的壞分子，應給以處罰，甚至在群眾中公審槍決。長征期間，各部隊都組織紀律檢查隊，在每天出發前檢查紀律執行情況，並公開宣布，如發現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每個群眾都可以到紅軍政治機關來控告。對違紀者一律根據情節輕重嚴肅查處，絕不姑息遷就。紅軍抵達遵義前，朱德、周恩來還親自檢查了紅一、紅三和紅九軍團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所有這些，都有力地保証了部隊純潔穩定和集中統一。

長征中加強黨的建設的生動實踐，在我黨建設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為黨從幼年走向成熟，成為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作出了特殊貢獻，對於我們奮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把黨建設成為強國復興偉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系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中將，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10月09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