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使長征勝利的

紅軍長征的那個年代，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境地，社會危機四伏，日寇野蠻侵略，國民黨反動派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向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大規模“圍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到了危急關頭，中國革命到了危急關頭，中華民族到了危急關頭。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進行了偉大的長征。

毛澤東同志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我們黨領導紅軍，以非凡的智慧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勝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勝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長征。這一偉大壯舉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圖謀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肩負民族希望勝利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新的偉大進軍。

一、黨依靠核心掌舵校正了前行方向

紅軍被迫長征的直接原因，是“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指揮導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並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第五次反“圍剿”打響以后，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不懂軍事，把紅軍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情況，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致使紅軍輾轉於敵軍的主力和堡壘之間，陷於被動。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敵軍加緊對中央根據地中心地區發動進攻，中央紅軍已無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率中央紅軍主力8.6萬余人，開始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

長征初期，推行“左”傾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把戰略轉移變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動。紅軍攜帶大量笨重物資，行動遲緩，在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下損失慘重。特別是湘江戰役，紅軍指戰員浴血奮戰，突破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卻也付出了極大犧牲。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減少到3萬余人。嚴酷的現實，使黨和紅軍內部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左”傾教條主義軍事指揮的嚴重危害，強烈要求改換中央領導，糾正錯誤軍事路線。正如劉伯承同志在《回顧長征》一文中寫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

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遵義會議徹底否定了博古、李德推行的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系統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被歷次反“圍剿”勝利實踐反復証明的積極防御戰略和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原則。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扎西會議上正式通過《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將正確的軍事路線以中央決議的形式固定下來。在毛澤東同志高超的軍事指揮下，紅軍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巧渡金沙江，徹底跳出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實現軍事上的轉危為安。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此后，中國共產黨徹底擺脫了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把蘇聯經驗絕對化的教條主義束縛，堅持一切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自主決定革命的戰略方向和重大決策，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實踐証明，中國革命之所以能打開新局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逐步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領導集體。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根本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航掌舵，在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新征程上，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堅定不移忠誠核心、擁戴核心、維護核心、捍衛核心，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二、黨依靠嚴密組織和紀律保持了團結統一

長征途中，紅軍因頻繁作戰而大量減員，戰斗序列時常被打亂，但我們黨始終堅持“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使黨組織成為連隊堅不可摧的戰斗堡壘，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千難萬險中不中斷、不動搖，為長征的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強組織保証。1935年5月，紅軍總政治部專門下發《關於支部工作的訓令》，強調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連隊中的領導作用”，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建立連隊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連隊進行突擊，建立模范支部”，通過思想教育和組織整頓來恢復和加強連隊黨支部建設。與此同時，總政治部還在黨員中進行深入的解釋教育工作，擴大吸收具有革命覺悟的新戰士入黨，使黨的組織在部隊減員打散的困難條件下不斷得到恢復和壯大。過草地時，紅四方面軍三連副連長李玉勝把失散掉隊的28名傷病員收攏起來，成立臨時黨支部，帶領大家歷經千難萬險走出草地，回到黨中央身邊，寫下了長征途中“草地黨支部”的佳話。黨組織像磁鐵一樣把紅軍將士緊緊凝聚在一起，使部隊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始終保持著高度集中統一和強大戰斗力。

不論面臨多麼惡劣的環境，黨和紅軍始終堅持嚴守紀律。朱德同志說：“長征時我們就是靠紀律吃飯的。”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決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作斗爭。1935年1月進入遵義后，總政治部專門發布《關於進遵義城的口號和八項注意通令》，規定了官兵要整齊武裝服裝、不脫離部隊不自由行動、到宿營地后外出要請假、無事不要進群眾家裡去等八項注意。黨中央始終把政治紀律擺在首位，要求紅軍全體指戰員“鐵一般的團結在中央的戰略方針周圍”，堅決執行中央戰略部署與作戰命令。面對張國燾罔顧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公然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行徑，朱德、劉伯承等黨和紅軍領導人以高度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擔當與之斗爭。朱德同志堅定表示：“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廣大紅軍將士堅決服從黨中央決定，堅決抵制張國燾的錯誤言行，使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以失敗告終，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一個政黨、一支軍隊遭遇重大挫折，能否做到組織不散、隊伍不亂、信念不垮，是檢驗其組織生命力的試金石。面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戰略轉移的嚴峻局面，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經受住了考驗，沒有重蹈舊式武裝力量大敗之后潰散瓦解的覆轍，而是團結一致從危局、困局、險局、死局中突圍出來，走向勝利。究其根本在於，黨的組織體系始終沒有散、黨的組織紀律始終沒有鬆、黨的組織功能始終沒有停。中共中央權威得以維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號令得以堅決執行、革命火種得以保存，離不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員干部和紅軍將士高度自覺的組織觀念、大局意識與團結精神。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歷史和實踐充分証明，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生命，嚴密的組織體系、黨中央堅強有力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根本保証。當前，我國發展正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需要時刻准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越是形勢復雜、越是挑戰嚴峻，越要夯實黨的組織根基。新征程上，必須強化黨的意識和組織觀念，自覺做到思想上認同組織、政治上依靠組織、工作上服從組織、感情上信賴組織，自覺接受組織安排和紀律約束，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堅持健全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不斷增強黨的各級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鞏固好、發展好、發揮好黨的組織力量、組織優勢，不斷提高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把全黨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把廣大黨員干部緊密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堅強組織根基。

三、黨依靠人民凝聚了磅礡之力

長征途中，黨領導的紅軍一面抗擊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一面高舉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大旗，積極開展抗日動員。黨堅持把自身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聯系在一起，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播撒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贏得了人民群眾真心擁護和支持，為長征取得最終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河口會議，確定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此作為抗日前進陣地，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漲。在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背景下，黨中央將開辟新根據地與抗日救亡任務緊密結合，確立北上抗日的戰略方向。9月28日，在榜羅鎮會議后，陝甘支隊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同志指出：“陝、甘革命根據地是抗日的前線。我們要到抗日的前線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紅軍去抗日！”隨著長征持續推進，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成為激勵各路紅軍沖破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翻越千山萬水、戰勝重重險阻的精神旗幟。

我們黨始終將宣傳抗日主張作為凝聚人心、喚醒民眾的核心政治任務，在戰略轉移的艱苦行軍中持續開展廣泛深入的群眾動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布告》明確宣示“紅軍是工農群眾自己的軍隊”，鄭重承諾“絕對保護工農貧民的利益”。黨和紅軍通過印發宣言、書寫標語、召開群眾集會、上門宣講等形式，向沿途各族群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和罪行，講清國民黨當局“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本質上是對內鎮壓革命、對外妥協退讓，積極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救國主張。這一主張順應了全國人民救亡圖存的共同期盼，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對紅軍的妖魔化宣傳，讓沿途各族人民群眾真正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黨，紅軍是人民的軍隊、真正抗日的力量，跟著共產黨走是救國救民的正確抉擇。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三名女紅軍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中，臨走時，她們看到徐解秀家裡連一床御寒的被子都沒有，就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正是這種與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的魚水深情，讓紅軍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獲得源源不斷的力量，最終取得長征偉大勝利，也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群眾基礎。

人民群眾有著無盡的智慧和力量，隻有始終相信人民，緊緊依靠人民，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凝聚起眾志成城的磅礡之力。新征程上，必須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政治立場，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讓人民群眾成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參與者、建設者、受益者，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邁進。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群眾批評和監督，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腦中常謀富民之策，使我們黨永遠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凝聚起全體人民智慧和力量，激發出全社會創造活力和發展動力，讓全體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團結奮斗迸發出來的磅礡力量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1935年10月，陳雲同志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時指出，“我們在中國西部的遠征之所以取得勝利，首先要歸功於黨的領導的正確和堅強”。1936年，毛澤東同志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這次紅軍光榮的進軍和勝利地到達陝西，第一是因為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第二是因為蘇維埃人民基本干部的偉大的技巧、英勇、堅決和幾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熱忱。”歷史和實踐雄辯地証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保証。新征程是新的長征，要達到理想的彼岸，就要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堅定不移沿著我們黨確定的道路不斷前進，持續創造中國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奮力書寫中華民族更加壯麗的華章。

（作者：華南師范大學特聘研究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紅旗文稿》（202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