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中國共產黨的紀律和作風

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程中，高度重視黨的紀律和作風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特別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歲月裡，全黨作風建設標准很高、措施很嚴、考驗也很實”，強調長征精神等“都是由一個個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構成的”。萬裡長征，既是一部浴血突圍、絕地求生的英雄史詩，也是一部淬煉鐵的紀律、砥礪優良作風的生動教科書。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系統回望長征時期黨在紀律和作風建設方面積累的寶貴經驗，對新時代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意義。

嚴明長征途中政治紀律——筑牢團結統一之魂

政治紀律是管根本、管方向、管全局的首要紀律，是長征勝利最根本的政治保障。長征的勝利，是方向和道路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講過一個長征中的經典故事：“過草地的時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問今天有沒有米煮飯，卻先問向南走還是向北走。”“方向問題比吃什麼更重要”的生動細節，深刻揭示了絕境遠征中政治方向高於一切、政治大局重於一切、政治紀律大於一切的深刻道理。長征途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艱辛探索，逐步實現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嚴格化，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指引這條道路的正確理論，並通過加強對全黨和紅軍的政治引領和紀律約束，有力保証了黨的統一領導，成功把解決生存危機同拯救民族危亡聯系在一起，把長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

堅定理想信念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工作。信仰是紀律的根基，忠誠是作風的底色。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長征初期，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嚴重挫折和內部思想動搖的危急關頭，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工作來嚴格落實。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給蘇區中央分局的訓令》明確提出，“在敵人殘酷摧殘下，在比較更加困難的條件下，我們黨內一些干部中不堅定的份子，可以而且必然產生一些悲觀失望、抱怨喪氣的情緒，這種情緒是……最危險的傾向”。此后，中共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多次發文，對黨和紅軍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一系列具體指示，強調革命必勝信念，通過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穩定黨心軍心。長征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紀律作風的勝利。

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有力保証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首要任務。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集中全黨智慧，體現全黨共同意志，是我們黨的一大創舉，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長征前后特別是遵義會議前后促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實現偉大轉折的關鍵，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的健全。長征開始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嚴重破壞集體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等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正確意見被壓制，錯誤路線得以推行。但自湘江戰役遭受慘重損失醞釀“通道轉兵”起，黨內民主生活會、批評和自我批評及民主集中制便逐漸成為解決黨內爭端、開展黨內斗爭、決策重大事項的主要機制。遵義會議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糾正了過去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偉大成功，根本在於民主集中制的剛性執行、規范落地，為黨走出革命低谷、開啟嶄新征程筑牢堅實制度屏障。

與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的行為作斗爭，是每一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履行的政治責任。黨的政治紀律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証。團結統一是黨和紅軍戰勝強敵、攻堅克難的最大底氣。嚴明的政治紀律要求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護中央權威。伍修權曾回憶，遵義會議后有人問過毛澤東同志：你當時就反對王明路線，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線是錯的，你為什麼不早出來反對王明路線，拉起旗幟跟他干？“毛澤東同志說：當時，我們在戰爭環境當中，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團結的黨來共同對付敵人……如果拿起旗幟干，黨內搞分裂了，自己打起來了，那不更容易被敵人消滅嗎？”質朴的話語，生動詮釋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守大局、珍視團結、嚴守紀律、對黨絕對忠誠的政治覺悟。長征的勝利，實現了在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基礎上全黨的空前團結、紅軍的空前團結。正是因為堅持黨的領導和團結統一，我們黨不僅戰勝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也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張國燾擁兵自重，反對中央北上方針，另立“中央”。為此，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會議批評其“漠視黨的一切紀律”的嚴重錯誤，號召“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作堅決的斗爭”。最終在朱德、劉伯承及廣大紅軍將士的努力下，張國燾率部北上。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深刻指出：“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四大鐵律，凝練了長征紀律建設的核心精髓，奠定了百余年大黨紀律建設的根本准則，至今仍是全黨嚴守政治紀律、恪守政治規矩、維護團結統一的根本遵循。

健全長征時期紀律規矩——夯實克敵制勝之基

紀律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要求，是中國共產黨凝聚革命力量、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障，更是長征絕境突圍、浴火重生的核心密碼。長征是無后方依托的流動作戰，黨和紅軍能屢次絕處逢生、化險為夷，加強紀律建設從而爭取群眾支持、保障戰爭給養至關重要。中共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通過《紅星》報發表《消滅隨意破壞紅軍紀律的行為》《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眾》《把遵守紀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文章，強調“總政治部曾經無數次的提出，嚴整紀律是目前我們爭取地方居民，創造新蘇區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工作，如果忽視了這一工作，我們就不能順利的完成創造新蘇區的任務”。這精准點明了長征時期紀律建設的戰略價值：紀律鬆一寸，軍心散一尺、民心遠一丈﹔紀律嚴一分，隊伍強一分、勝利進一步。可以說，黨始終把加強紀律建設作為一項事關長征全局的重要工作來抓。

高度重視嚴明紀律，保証與群眾的正確關系。嚴守黨的紀律是長征勝利的力量源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脫離根據地、轉戰白區的萬裡征途，本質上是一場爭取民心、凝聚力量、重塑根基的遠征。長征初期，紅軍面臨全新的斗爭環境，“我們困難主要的都是在於我們開始在白色區域中得不到像赤區內那樣的群眾的熱烈擁護，甚至我們有時還會遭受到部分被欺騙群眾的敵視”。而縱觀古今，流動作戰狀態下的部隊都更容易發生損害群眾利益的現象。面對長征的全新難題，黨深刻認識到“沒有紀律的軍隊，是得不到群眾擁護的”，將嚴肅部隊紀律、加強群眾工作作為“爭取廣大工農群眾的重要條件”。1934年10月9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發布的《關於准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務必“保証部隊與群眾的正確關系，加強地方工作與資材的收集，堅決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兵馬未動，紀律先行”，一系列政治命令，深刻彰顯了紅軍作為人民軍隊的根本性質，深刻體現了黨同人民血肉相連的鮮明本色。朱德同志曾回憶道：“長征時我們就是靠紀律吃飯的。”朴實話語的背后，是長征紀律建設最生動、最真切的歷史寫照。據不完全統計，長征期間，我們黨召開重要會議20多次，其中一多半都涉及嚴明紀律相關內容。可以說，正是這份一以貫之的從嚴堅守、一念不改的為民初心，讓紅軍在顛沛流離的征途中始終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筑牢牢不可破的軍民魚水情，為長征最終勝利匯聚起無往不勝的磅礡偉力。

切實進行紀律檢查工作，堅決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紀律是管黨治黨的“戒尺”，是黨員干部執行各項標准的保証。在長征異常艱苦險惡的環境中，隻有保持鐵的紀律，保証紀律的堅決貫徹執行，才能不斷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戰斗力。數萬裡行軍中，黨和紅軍“嚴格執行與檢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實行”，強調“對散漫混亂與不遵守紀律的現象，要開展斗爭，以教育全體戰士”。同時，針對不同情況成立各級監督機構，負責維護紀律。《關於准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明確要求，加強“紀律檢查，堅決的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對於不能教育的破壞紀律的壞分子，應給以處罰，甚至在群眾中公審槍決”﹔1934年12月發布的《關於創立川黔邊新根據地工作的訓令》強調：“加強紀律檢查隊與收容隊工作，繼續在部隊中進行嚴肅紀律的動員”﹔1935年1月再次發出布告明確：“紅軍是有嚴格的紀律的軍隊……如有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每個群眾都可到政治部來控告。”紅軍抵達遵義前，朱德和周恩來等同志親自檢查了紅一、紅三和紅九軍團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除嚴格遵守和有力監督外，對違反紀律的行為進行嚴厲懲處，並予以通報批評。以鐵的手腕整肅軍紀、淨化隊伍、端正風氣，真正讓紀律規矩立起來、嚴起來、硬起來。

認真抓實紀律宣傳教育，培育自覺守紀作風。教化於心方能自覺於行，培養自覺的紀律是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經驗。黨的紀律的強制性必須建立在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性上面。長征中，廣大紅軍指戰員傳唱的《紅軍紀律歌》，字字朴實、聲聲傳志，“紅軍紀律最嚴明，出發宿營樣樣要記清：上門板，捆臥草，房屋掃干淨，借物要送還，損壞要賠償，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虜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個個要實行。”朗朗歌謠承載鐵的規矩，質朴歌詞鐫刻為民初心。紅軍戰士視紀律高於生命、守規矩重於一切，以高度自覺跨越千山萬水、戰勝千難萬險。《紅星》報幾乎每期都會刊登紀律要求，“不強買強賣、買東西付錢”等標語被戰士們繡在背包上、刻在步槍上。1935年5月，朱德同志親自撰寫《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以“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等要求向民眾宣示紅軍的紀律。黨堅持對內教育與對外宣講雙向發力，廣泛印發名為《什麼是紅軍》的傳單和小冊子，向沿途廣大群眾宣傳黨的初心宗旨、紅軍的紀律主張。進入遵義后，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將群眾紀律等內容融入各種文藝節目之中向群眾進行宣傳。嚴格的紀律建設鑄就了長征途中紅軍令行禁止、秋毫無犯的優良作風，長征之路成為紀律淬煉之路、作風鍛造之路、民心匯聚之路、精神傳承之路。

淬煉長征路上優良作風——堅守共產黨人之本

2006年，習近平同志在參觀“偉大的長征——浙江省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圖片展”時說，長征精神集中體現了黨和紅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全面展示。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強調，“偉大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概括的“三大優良作風”，在長征中都有集中和生動的體現。

長征是理論聯系實際優良作風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的過程，不僅是戰勝敵人、贏得勝利、實現戰略目標的過程，而且是聯系實際、創新理論、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此后黨和紅軍的一系列實踐，四渡赤水扭轉紅軍被動局面，俄界會議堅持北上方針、抵制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瓦窯堡會議根據國內矛盾變化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無不深化著全黨對理論聯系實際的體認。毛澤東同志總結道，我們黨“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紅軍跋涉數萬裡、足跡遍及十四個省區，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得到了空前淬煉，並從少數人的清醒認識逐步凝結為全黨的理論自覺。上至黨的領袖，下至紅軍指戰員，通過各種方式深入一線，以求真務實的作風展開調查研究。由此探明了沿途的交通地貌、氣候特征、水源分布與敵軍部署，對各地區的階級構成、生活狀況、民族關系及風土人情，也有了切實准確的把握。就此而言，長征堪稱一次世所罕見、史所罕見的特殊形式的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周恩來、朱德同志經過周密調查，抓住粵系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借道出境”，使八萬余紅軍得以從敵軍堡壘縫隙中悄然西進﹔劉伯承同志深入彝區訪風問俗，依彝俗與小葉丹歃血結盟，為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戰機﹔廣大紅軍指戰員走到哪問到哪，將調查所得之社風民情與群眾切身利益緊密結合，把黨的宗旨凝練成簡短有力的標語口號，刷寫於沿途屋壁石牆之上，打破了國民黨的污蔑抹黑，贏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

長征是密切聯系群眾優良作風的集中體現。同人民風雨同舟、血脈相通、生死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証，也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証。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要“集中大力量來進行革命的群眾工作”，要求每位黨員、團員和戰士都要開展群眾工作，徹底實行蘇維埃政策、切實改善群眾的生活。在長征途中，黨積極團結並幫扶廣大工農群眾，幫助工人增加薪酬、維護勞動權益，助力農民獲得土地、減免苛捐雜稅，多措並舉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的基礎條件。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衛生員龍思泉不辭辛勞地為老鄉診治病痛，因未能及時隨大部隊轉移而被反動派殺害，被當地百姓稱頌為“紅軍菩薩”﹔在湖南省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使廣大人民群眾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黨，紅軍是人民的軍隊、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眾翻身得解放的正確道路。據不完全統計，長征沿途各族群眾為紅軍提供糧食數百萬斤，成千上萬的青年踴躍參加紅軍，為紅軍補充了新鮮血液。特別是我們黨高舉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大旗，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吹響了全民族覺醒和奮起的號角，匯聚起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強大力量。

長征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優良作風的集中體現。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長征，正是在與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等斗爭中，實現偉大轉折和最終勝利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無不是與會者經過激烈交鋒，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作出決策的。但各次會議都沒有撤銷任何人的黨內職務，也沒有對任何人進行組織處分，這與“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干部政策形成鮮明對照。

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其主要任務是檢討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同志說，“在中央紅色區域，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內（遵義會議以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然后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種糾正是遵義會議的成績”。而會上領導人主動承認個人過失並對錯誤路線進行批判的做法，正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生動實踐。會上，周恩來同志明確承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戰略戰術的錯誤，做了嚴肅的自我批評，主動地承擔了責任，打破了僵局，恢復了民主氛圍，對扭轉會議形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全力推舉由毛澤東同志來領導紅軍的今后行動。遵義會議后，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毛澤東同志指揮遵義會議后的第一仗——土城之戰，打了消耗戰、沒有打贏。在隨后的扎西會議上，他就“土城之戰失利”做了自我批評，強調“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后力戒之”。紅軍隊伍常態化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私自離隊、不搞好團結、爭搶物資等重點問題。嚴肅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對於我們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高度的團結和統一，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從遵義會議以后，我們黨建立了一套黨的生活制度，樹立了一套好的傳統作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培育並堅持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抓作風入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把紀律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效。

歷史昭示未來，長征烽火淬煉的紀律規矩、涵養的優良作風，這些穿越歲月的寶貴財富，不僅成就了偉大長征的最終勝利，也為新時代持續深化作風建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滋養。現在，我們正闊步行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要進一步弘揚光榮傳統、賡續紅色血脈，齊心協力走好新的長征路，開創更加光明的未來。

（執筆：慕振東 王霞 楊雅玲）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