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筆觸鐫刻長征記憶
近日，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展覽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開幕。其中有關長征的記述，既有動人溫度，又有厚重分量，讓人們真切感悟到偉大長征精神。本期特推出三篇專稿，以饗讀者。
——編 者
《李一氓回憶錄》中關於長征章節的打印底稿。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在眾多展品中，一份略顯朴素的打印底稿引人駐足。這是老紅軍、詩人李一氓關於長征回憶的打印底稿，后收入其歷時數年寫就的回憶錄中。紙頁間，一位親歷者的目光、一支史家的筆與一顆文人的心，共同熔鑄成一份兼具溫度與深度的長征檔案。
李一氓，1903年生於四川彭州，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途中，他先后擔任中央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宣傳科科長、干部團上級干部隊政治教員等職務。他的長征書寫，不僅是個人記憶的回溯，更是共產黨人赤誠與勇毅的生動注腳。
一
味覺是重要的“記憶載體”之一。李一氓將筆觸聚焦於“飲食”這一生存需求問題，讓我們看到長征中較為立體的歷史圖景。
食物，在他筆下絕非簡單的果腹之物，而是一面折射行軍路線、地域風貌與生存挑戰的多棱鏡。
在硝煙的縫隙裡，李一氓以風物考據勾勒出一條“地理味覺學”的紅軍行軍路線：湖南村子的鮮魚、赤水河畔的茅台酒、遵義用洗臉盆裝的銀耳雞面、雲南宣威的火腿、馬幫的糖餅……從文字中，我們看到，即便在槍炮聲中，李一氓也會進行聯想。比如，在道縣吃到橙子時，他會想起四川紅橘、金山橙的味道。地理和味覺的結合，讓行軍體驗變得具體而鮮活。
李一氓還記下了那些富有趣味的瞬間：炊事員不諳宣威火腿烹飪之法，將之當作五花肉紅燒，結果化為一鍋油﹔而蕭勁光將火腿生蒸切片、碼入食盒，在休息時打開來細品。這種紀實性描寫，留下了生動的歷史記憶。
二
李一氓被陳毅稱為“黨內少有的大知識分子”，他還將長征記憶凝於古典詩詞。他的《安順場懷古》《得訊我軍已過瀘定橋》等詩作，與回憶錄中的同名章節構成了奇妙的“互文”關系，以詩與散文兩種文體共同呈現歷史的豐富面向。
當得知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壯舉后，李一氓賦詩記錄下歷史性時刻：“十七人飛十七槳，一船烽火浪滔滔。輸他大渡稱天塹，又見紅軍過鐵橋。”他用簡短筆墨，勾勒出紅軍將士的英勇。他還以詩吊古思今，感嘆“太平天國事”與“紅軍飛奪瀘定橋”的不同結果，詩中“豈有渡來重渡去，翼王遺恨入西川”之句，正是追思石達開多年前在安順場覆滅的往事。在《大渡河邊》一節中，他記錄了紅軍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瀘定橋期間的艱難行軍，描述了沿途的惡劣條件：峭壁上的羊腸小路、持續的雨水、泥濘塌方的路面等﹔同時，他引用陸游的詩句“恰似嘉陵江上路，冷雲微雨濕黃昏”來形容行軍心境，在行進中不失文人審美自覺。
仔細品讀李一氓關於長征的古體詩，會感覺有一種雄渾之力，與其回憶散文在主題、意象和情感上彼此映照，在文體層面形成呼應與補充的關系。回憶散文部分翔實、冷靜，但無法承載作者全部的情感重量，詩歌則補充了散文的留白，表達感情更加豐富。如果說散文是長征回憶的“地形圖”，詳細標注事件的經緯，那麼古體詩就是這幅地圖上的“等高線”，顯示情感的幅度。詩與散文互補，兩者彼此參照，構成完整的歷史圖景。
三
李一氓的這份帶有修改痕跡的打印底稿，保留了文本被“塑造”的動態過程，是長征書寫“生成”的實體見証。
不同於一般性的戰斗記錄，他提供了一種珍貴的“客觀視角”。他堅持“尊重史實，紀史以實”的原則，如保留當年記錄中“絞車渡”與現名“皎平渡”的差異，忠實存留歷史原貌。對於一些語焉不詳的事件，他作為親歷者詳細記錄，不回避、不掩飾。李一氓並未避諱描寫紅軍到達陝北時“沙蓬當帽、爛氈裹腳”的形象。這種“真實”的寫作，反而更讓人真切地感受到紅軍在困境中的頑強。
作為學養深厚的知識分子，李一氓的回憶錄文氣沛然，將文人筆觸與革命敘事相融，很有辨識度。他擅長用“蒙太奇”筆法賦予文本張力。例如在寫會理攻城時，他描寫“連遮滿全會理城的瓦鱗都照紅了”的煙火、“城垣上雉堞間奔跑的黑影”和“真像汪洋大海中一隻沉沒的輪船”，這些文字將戰場的焦灼轉化為極具壓迫感的畫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冷峻、克制的筆調。如寫到草地上的死亡場景：“第二天早晨醒來一看，你帳篷的左右前后，總有那麼一兩個到三四個同志從此長眠不醒……生者仍需趕路，對死者也無能為力，就用鐵鏟把他附近的泥土，鏟上十幾鏟。”平靜的敘述反而比情感的外放更具力量，更能動人。
李一氓的長征書寫，是個人記憶與歷史進程之間的一種共振。正如他的詩句“又見紅軍過鐵橋”，一個“過”字，承載著紅軍官兵的英雄氣概。他留下的這些記述，為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提供了生動的文本。
《紅軍不怕遠征難》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一部長篇寫親歷
■肖 雯
在展覽現場，幾頁綠格稿紙靜靜陳列。紙面泛黃，墨跡卻依然清晰可辨。這是陳靖、黎白合著的長篇小說《紅軍不怕遠征難》創作手稿。手稿末尾寫著：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於煙台﹔一九五六年八月，三稿於北戴河。
1934年，年僅16歲的陳靖正式入伍，成為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跟隨紅6軍團輾轉行軍。長征途中的經歷令他印象深刻。多年以后，陳靖與助手黎白一起完成了小說《紅軍不怕遠征難》的創作。
這份手稿的獨特價值在於，作者能夠將一種與長征同步發生、現場生成的切身體驗注入文字，使之始終彌漫著緊張、真實的氣氛。
小說以作戰、尋隊、民族工作等多條線索交織推進，情節跌宕起伏。開篇講述了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陝北的消息傳至湘鄂川黔根據地，紅二方面軍官兵的北上決心愈發堅定。前衛紅3連勢如破竹，接連擊退敵軍。敵人正面進攻受挫后，轉而派人潛入藏族聚居區散布謠言、制造隔閡，企圖借民族矛盾遲滯紅軍北上的步伐。
與此同時，另一股力量正在困境中集結：何強、孫英、王大田等戰士在激戰中與大部隊失聯，負傷被俘后死裡逃生，幾經輾轉找到正在養傷的指導員張孟華。幾人重新整隊，毅然踏上追趕大部隊的征途。大部隊的艱難北上與小分隊的拼命追趕，兩線交替推進，構成了全書跌宕起伏的敘事脈絡。
不同於已印制成冊的圖書版本，手稿隻此一份。它不僅記載著作品的內容，更保存了作者寫作時的痕跡——那些被劃去又重寫的字句，都是作者對歷史真實和文學表現力不懈追求的直觀呈現。陳靖與黎白最初擬定的書名是《長征路上》，意在如實記錄萬裡征途的壯闊歷程。經反復斟酌，他們最終將書名改為《紅軍不怕遠征難》。這一改動不僅呼應了毛澤東同志《七律·長征》中的經典名句，更實現了作品立意上的升華——書寫長征不應止步於記錄行軍足跡，也要從中提煉出紅軍不畏艱險、迎難而上的偉大精神。
展櫃前駐足，手稿上的每一處涂改，依稀可見當年作者運筆沉思的痕跡。陳靖是少有的“三親”老紅軍——親自走完長征、親自重走長征路、親自調查走訪寫出長征系列著作的老戰士。這份手稿，正是那條“地球的紅飄帶”上，一個親歷者留給后來者的朴素信物。
《斯諾——卓越的新聞記者，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兩份手稿憶斯諾
■賀同越
展覽中展出了曾任《大公報》副刊主編的蕭乾的兩份手稿：一份初稿名為《斯諾——卓越的新聞記者，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正式刊發時定名為《從斯諾的一生看新聞記者的素質》﹔一份題為《斯諾精神》。
兩份手稿雖出自一人、描寫一人，但承載著兩種不同的書寫心境。篇幅較長的《斯諾——卓越的新聞記者，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作者寫在方格稿紙上，字體為楷書，認認真真，一筆一畫都落在格子內﹔后用藍色字跡補充了一段文字，揭示文章主題：“這裡，我想通過斯諾一生的經歷，談談他是怎樣克（恪）盡新聞記者的神聖職責的”。這篇文章后來分三期發表在1983年的《新聞記者》雜志上。文章以斯諾的記者生涯為線索，勾勒出他從初到上海、深入內地、陝北採訪、支援抗戰到晚年訪華的人生軌跡。在層層展開的時間脈絡中，穿插他預判中日戰爭、預見中國發展等事件，由此展現了一位優秀記者應有的遠見、勇氣與良知。
《斯諾精神》一文，源於斯諾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文章寫於泛黃稿紙的背面，通篇連筆疾書，字跡雖略顯潦草，卻有一氣呵成之勢﹔初以同色黑筆修改，后又輔以紅筆圈改。在這篇文章中，蕭乾以親歷者的視角，深情回憶了與斯諾亦師亦友的過往，文字溫潤深情，字裡行間浸透著他對這位異國師長的懷念與敬意。
蕭乾在《斯諾精神》開篇寫道：“我一生有過幾次幸運和巧遇，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當上了斯諾的學生……我畢業后，他也辭去這個兼差，去了延安並寫出他的杰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1933年，蕭乾從輔仁大學英文系轉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幸運的是，恰好遇到在此教學的埃德加·斯諾，兩人的緣分由此而始。蕭乾回憶，當時的燕京大學多是學院派的刻板教學，主要是向學生灌輸理論。但斯諾不講空洞的理論，鼓勵學生討論，並且主張新聞應該扎根現實，用和學生交朋友的形式促進教學，甚至把自家的住宅變成了青年學生的聚集地。
20世紀30年代，斯諾用筆讓世界看見了長征，看見了中國﹔如今，蕭乾的手稿讓我們更加了解了斯諾。手稿上的一筆一畫是一個中國記者對一個美國記者跨越半個多世紀的銘記，也是兩顆熾熱的心在紙頁上的相逢。
來源：《解放軍報》（202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