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報：照亮萬裡長征的思想火炬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告別瑞金，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途。在險山惡水與敵軍圍堵的絕境中，蘇區報刊相繼停刊，唯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紅星》報，如一顆不滅的星辰，隨軍跋涉萬裡，成為長征途中唯一堅持出版的中央級報紙。《紅星》報1931年12月11日創刊於江西瑞金。長征伊始，《紅星》報編輯部被編在中央紅軍第二野戰縱隊，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開啟了流動辦報、手動油印出報的征程。長征開始后，鄧小平、陸定一先后主持《紅星》報，1935年8月報紙被迫停刊。在居無定所、四面受敵的艱苦環境裡，《紅星》報緊密結合行軍作戰實際，開設了“社論”“捷報”“號召”“鐵錘”“衛生常識”等欄目，及時傳達中央指示、報道戰斗消息、普及行軍常識，在統一紅軍思想、鼓舞部隊士氣、團結群眾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傳達中央戰略意圖的重要“喉舌”

《紅星》報始終把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抓實思想政治工作作為首要任務，讓全軍第一時間明晰作戰方向，成為黨中央、中革軍委戰略意圖直接而有力的傳達者。

長征初期，受“左”傾錯誤影響，戰略轉移缺乏充分的政治動員，不少指戰員對行軍方向心存困惑。1934年10月20日，長征開始后《紅星》報第1期便刊發文章《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闡明了紅軍戰略轉移的必要性，號召“消滅南面敵人的烏龜殼，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隨著戰局演變，黨中央不斷調整作戰方向與建立根據地的設想，《紅星》報始終緊跟黨中央決策，清晰記錄中央紅軍長征途中落腳點的數次重大變化。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召開的猴場會議，確立了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根據地的行動方針。1935年1月15日，《紅星》報隨即刊發社論，指出“建立川黔新蘇區根據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遵義會議后，面對敵軍重兵合圍，黨中央決定在川黔滇邊機動作戰。1935年2月10日第9期社論傳達了建立雲貴川邊新蘇區的指令，1935年3月4日第11期社論又傳達了建立黔北新蘇區的決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22日第17期社論發布了搶渡大渡河、開辟川西北蘇區的戰略安排。1935年6月兩河口會議確定主力紅軍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1935年7月10日第25期發表社論《以進攻的戰斗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全面解讀北上作戰優勢與行動要求，還指出了創造川陝甘新蘇區的有利條件。

《紅星》報是最早公開發布、傳播遵義會議精神的權威報刊。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2月10日，張聞天在雲南省扎西（今威信）縣召開的軍委縱隊營、科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傳達了會議決議。2月19日《紅星》報第10期刊發《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決議案》，指出會議“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而“這一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者華夫（李德）同志與□□（指博古，因當時規定團以上干部會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故此處未點名）同志”。隨后，3月4日第11期社論《准備繼續作戰，消滅周縱隊和四川軍閥》指出，紅軍連奪桐梓、遵義二城和婁山關天險，取得了“我中央紅軍從反攻以來空前的大勝利”，而這一勝利是“採取了正確的軍事領導之后的勝利”。社論的刊發讓全軍深刻領會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堅定了跟隨黨中央、繼續奮勇作戰的必勝信念。

提振士氣與凝聚軍心的紐帶

大量一線官兵親筆撰寫的戰地通訊登上報端，質朴文字留存了多場決定性戰役，動人的英雄事跡成為提振全軍士氣的強大精神力量。

1935年1月1日，紅軍強渡烏江，打響長征首場大勝。1月15日出版的《紅星》報刊發通訊《偉大的開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個戰斗》，還原了紅軍“不怕一切險阻強渡過河”的渡江場景，同時也指出此次勝利得益於戰斗動員充分、干部能以身作則以及火力能和運動配合等。同版《軍委獎勵烏江戰斗中的英雄》一文公示了毛正（振）華等22名立功英雄的名單。這些極簡的文字報道與英雄姓名如烏江的水一樣永遠地流傳於后世。

1935年5月，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突破天險封鎖，擺脫生死絕境。1935年5月30日第18期《紅星》報整版刊發《我們已經勝利的渡過了大渡河——四個先頭團的英勇戰績》。通訊分四個部分詳細還原四個先頭團的英勇戰斗全過程：具有“鐵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熱情，猛虎一般的勇猛”的“牲”團（紅1團）17個勇士強渡天險﹔“沖”團（紅5團）以“一天走一百六十裡追擊敵人”的行軍速度牽制敵人﹔“勇”團（紅4團）“用了堅決迅速的行動”，與“勝”團（紅3團）配合作戰，“對著敵人就猛打猛沖”，最終奪取瀘定橋。報道以白描手法還原驚險戰局，彰顯了紅軍統一指揮、密切配合、聯合作戰的優良作風，生動詮釋了紅軍不怕犧牲、向死而生的英雄氣概。

1935年6月，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紅星》報連續推出專題宣傳，全力營造兩軍互助團結的濃厚輿論氛圍。6月11日第20期《紅星》報刊發《同四方面軍會合去！》，文章指出“爭取兩大紅軍主力迅速會合，成為野戰軍當前的中心戰斗任務”。6月15日第21期《紅星》報發表重磅社論《偉大的會合》，稱“這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后發展的事件”。報紙上還刊發了《兩大主力會合歌》，並特意為生僻字標注讀音、劃分節拍，方便全體戰士傳唱，成為兩軍同心的精神象征。

為促進兩軍融合、凝聚團結合力，報紙開辟專欄號召兩大方面軍相互學習，要“學習紅四方面軍以少勝多頑強作戰的精神”，也要“發揚紅一方面軍機動靈活猛打猛追的特長”，刊載《兄弟的友愛，階級的團結》等通訊，報道兩軍相互開展慰問活動的情況，並持續報道聯歡晚會、文藝匯演等場景。正如報紙所載，“這是階級友愛的熱情，這是階級團結的精神，這是我們的力量”。

服務紅軍與發動群眾的號角

《紅星》報以通俗易懂的實用宣傳為官兵排憂解難，又以嚴明的紀律宣導與平等的民族政策發動群眾、爭取民心，真正發揮了“宣傳隊”與“播種機”的歷史作用。

《紅星》報緊盯行軍中的現實難題，切實解決戰士衣食、健康等各類急難問題。長征初期，不少戰士赤腳長途跋涉，傷病多發。1934年11月14日第4期《紅星》報刊發《怎樣解決草鞋問題？》，明確保障穿鞋是鞏固部隊戰斗力的基礎，提出有計劃地採購、使用舊衣物打鞋以及發動戰友們互助編織草鞋等三條可行辦法，“做到沒有一人打赤腳的”。為應對行軍疲勞，第7期報紙提出可以從保証糧食供給、在行軍中嚴格執行休息規定以及盡量不露營等幾方面著手。針對常見的傷風咳嗽、感冒、瘧疾等疾病，報紙也提出“不吃冷水”、多食蔬菜、注意保暖等防治措施。另外，報紙還普及防空避險、愛護武器等實用知識，引導指戰員科學應對惡劣環境。

《紅星》報將動員、團結群眾作為核心宣傳任務。1934年11月第3期刊發《關於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社論，要求紅軍要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必須以最通俗的言語，極大的耐心，同群眾接近，來啟發他們的斗爭”，要深入到群眾中去工作，“隻有紅軍的高度覺悟與階級紀律的模范，才會造成紅軍在群眾中的威信與敬愛”。同月7日，報紙還推出紅星號外，出台諸如不私分土豪財物、損壞群眾物件必賠償、上門板捆禾草等七條紀律，提出“創造爭取群眾工作的模范連隊”。

此外，報紙還大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爭取少數民族群眾的信任與支持。1934年12月第6期《紅星》報刊發了1934年11月29日總政治部發出的《關於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提出反對壓迫、民族平等、不干涉內部事務等一系列基本主張，並要求各級政治部要根據“各地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情況，加以具體化、通俗化”。這也成為紅軍經過民族地區進行民族工作的總指導方針。1935年4月，紅軍長征即將進入彝區，要強渡大渡河就必須爭取彝民的支持。因此，1935年4月10日第14期《紅星》報刊發了《注意爭取彝民的工作》，要求各部隊要特別注意，一是不打彝族的土豪﹔二是寫標語、口頭宣傳等，向彝民群眾說明紅軍的主張，揭露國民黨的欺騙宣傳。《紅星》報的這些報道，在准確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爭取少數民族群眾對紅軍長征進行支援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

作為獨一無二的長征一手原始史料，《紅星》報見証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轉折與浴血征程。它用一字一句鐫刻革命信仰，用一文一版見証苦難輝煌。它不僅是傳達黨中央與中革軍委戰略部署的“喉舌”，更以其獨特的辦報實踐，在黨史與報史上書寫了一段關於信仰與堅守的光輝篇章。這份戰火中淬煉的辦報初心與奮斗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10月23日 第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