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詩詞感悟長征精神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萬裡長征，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澤東跟隨中央主力紅軍長征途中，他以詩記史、以詩抒懷、以詩言志，傾情寫下《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八首詩詞。長征詩詞是毛澤東“在馬背上哼成的”軍旅詩詞的精美華章，是波瀾壯闊的萬裡征程的宏偉史詩，是跌宕起伏的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是蘊含豐富的長征精神的詩意表達。90年之后，人們誦讀這些詩詞，依然會被其無窮的藝術魅力和精神價值深深感染，油然而生熱血沸騰、蕩氣回腸、力量倍增之感。
從軍旅詩史看。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有大量以戰爭為題材的軍旅詩詞，也叫戰爭詩詞或邊塞詩詞。一首首或昂揚激越或慷慨悲涼的軍旅詩詞，繪就了中國歷代戰爭風雲的真實畫卷。其中不乏愛國主義抒懷和英雄主義頌歌，但更多的是傾訴羈旅之累、思鄉之苦、厮殺之烈、傷亡之痛。古代軍旅詩詞有著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多半出自未經“烽火連三月”戰場淬煉的文人騷客之手，難免是隔岸觀火式的興嘆和感喟﹔即便是出自金戈鐵馬的征人武將，往往側重於表達個人心志，不外乎風雪弓刀、蓋世功業。
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范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毛澤東的長征詩詞自成高格，獨樹一幟。“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毛澤東戎馬倥傯，有著豐富的軍旅生涯和戰爭體驗，但長征詩詞所紀實的不是個人征戰史，所刻畫的不是作者自畫像。除《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頌揚彭德懷這個杰出人物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沒有具體所指，不是著眼於描述個體形象，而是致力於塑造工農紅軍的英雄形象。這一群像是中國文學史上未曾出現過的英雄人物新形象，他們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奮斗目標、昂揚的戰斗意志，頂天立地、光彩照人。
從心境狀態看。人們一談論起毛澤東詩詞，往往都會提到熱情奔放、酣暢淋漓、大氣磅礡的豪邁風格，但毛澤東詩詞也有壓抑憂憤、千慮填胸、郁悶淒苦的一面。郁悶心情在毛澤東詩詞中出現的次數不多，而其中兩次與長征直接相關。1927年春，蔣介石背信棄義，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毀於一旦，毛澤東憤然寫下《菩薩蠻·黃鶴樓》，表達“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1934年夏，毛澤東憂心如焚，寫下《清平樂·會昌》，這是他在中央蘇區寫的最后一首詞。他自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准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由於“左”傾錯誤路線一再干擾，紅紅火火的中央蘇區危如累卵，中央紅軍被迫長征，毛澤東痛心疾首。
1935年2月，紅軍仍深陷重圍，毛澤東的內心更加苦悶，他寫下《憶秦娥·婁山關》。他自注道：“萬裡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正如朱德《遵義會議》一詩所寫：“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隨著遵義會議積極影響的不斷顯現，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日益扭轉，悲觀失望的狀態迅速改變。“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憶秦娥·婁山關》之后，長征詩詞的情緒基調由壓抑變得爽朗，由沉郁變得舒快。
從創作規律看。孕育八首詩詞的萬裡長征艱苦卓絕、險象環生。越是斗爭慘酷、挑戰嚴峻，越是身處困境、心力交瘁，毛澤東越是詩興勃發。美國作家和詩人保羅·安格爾在《革命的領袖，浪漫的詩人》中指出：“毛澤東曾多次遭遇到生命的危險……他常常能在戰斗發生后就寫出一首詩來，其中有幾首詩是關於長征的，作於那變幻莫測凶險異常的征途中。可以肯定，那時沒有什麼人的頭腦裡會想到詩歌。”
1949年12月，在赴蘇聯訪問的火車上，毛澤東和蘇聯翻譯尼·費德林談到詩詞寫作時，深有感觸地說：“恐怕誰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倒寫了幾首歪詩，盡管寫得不好，卻是一片真誠的。現在條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寫不出來。”毛澤東的寫作體驗，正是詩歌創作規律的具體體現。毛澤東強調寫詩要有詩興，沒有詩興，怎麼也寫不出詩來。這就難怪，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在給遠在蘇聯的毛岸英、毛岸青寫信時坦言：“岸英要我寫詩，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姚雪垠點評《七律·長征》時指出：毛澤東不是為寫詩而寫詩，而是由他在長期革命斗爭的大風大浪中培養成的革命樂觀主義與革命英雄主義的偉大人格，以及蓄積於胸中的革命激情，噴發而為詩，加上他對詩詞藝術有深厚的修養兼有天賦過人的才華，所以能寫出光輝奪目的詩詞。姚雪垠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
從藝術手法看。白居易的《與元九書》有雲：“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長征的行程之遠、困難之大、敵情之險、過程之苦，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罕見。姚雪垠認為：關於這樣的題材，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在多數詩人，大概會著眼於寫長征的艱苦成功，寫得沉郁頓挫或慷慨悲歌。然而毛澤東畢竟不同於一般詩人……他全是用輕快的筆調寫出勝利的喜悅，以千古少有的英雄豪邁之氣，極端蔑視了長征途中的巨大困難。像這樣寫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在中國三千年的詩歌史上從無先例。
長征途中，不是行軍，就是打仗。長征詩詞隻擷取了攻打婁山關、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切尾巴”戰斗等片段，來藝術勾勒“紅軍不怕遠征難”的英勇頑強，達到了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中所推崇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裡”的藝術效果。長征詩詞跳出戰爭看戰爭，跳出戰場寫戰場，沒有鋪陳戰場畫面，沒有渲染槍林彈雨，而是頻繁出現山嶺峰巒、大江大河、狂風暴雪等自然景觀，運用霜晨月、馬蹄聲、南歸雁等審美意象。毛澤東把對自然環境的體察和戰爭氛圍的感知，寫得含蓄、豐富、深刻。尤其是《十六字令三首》，以山的高聳襯托紅軍的無堅不摧﹔以山的涌動形容紅軍的生龍活虎﹔以山的堅毅映照紅軍的使命擔當，巍巍高山儼然就是英勇紅軍的人格化身。
從理想追求看。毛澤東詩詞繼承“詩言志”優良傳統，極力抒發共產黨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圖大志。“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工農紅軍一路高舉井岡山道路的革命旗幟，闖關奪隘，將紅旗插上了六盤山頂峰。“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毛澤東曾解釋，蒼龍：蔣介石，不是日本人。因為當前全副精神要對付的是蔣不是日。毛澤東又曾對尼·費德林說過：蒼龍是泛指敵人……無論說是日本侵略者還是國民黨反動派，都沒錯。對付蔣介石是長征的當務之急，打敗日本侵略者是長征后的民族大義。而“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則寄寓了中國共產黨人致力於造福全人類的終極目標。
《沁園春·雪》寫於1936年2月，當時中央主力紅軍已結束長征，准備東征奔赴抗日前線，正好驗証了毛澤東的斷言：“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作為工農紅軍絕處求生的具體軍事行動，長征已經成為歷史。而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不辱使命、攻堅克難的偉大實踐，長征從來就沒有休止符，而是被不斷地延續。正如毛澤東所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偉大長征精神必將不斷激勵人們踔厲奮發，知難而進、迎難而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10月28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