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的幾個問題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時代黨的文化旗幟,標志著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影響深遠,在於其以深刻的學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理性、以完備的體系論証其理論的科學性。”進一步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一是深入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特質﹔二是拓展理論深度,緊緊圍繞標識性概念、創新性觀點、代表性論斷深化研究,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三是拓寬理論視野,深入研究習近平文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的繼承發展關系,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歷史性貢獻﹔四是立足實踐引領,深刻闡述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實踐指導性﹔五是端正文風話風,切實改進研究闡釋的表達方式,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時代感召力。
一、深入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特質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具有鮮明的“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理論特質,是對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和實踐論的繼承和發揚,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體用一源、知行合一、道器同體的繼承和發展,是實踐性、人民性、開放性、戰略性、辯証性相統一的理論體系。
深入闡釋這一理論特質,要深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產生背景。這一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深刻互動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以實踐性為例,這一思想源自實踐,指導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進一步發展。而實踐性的起點是問題意識。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對於文化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揭示。比如,他在 2012年12月考察廣東時指出了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問題:“一些領導干部出這樣那樣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理想信念發生了動搖。一些人理想信念動搖,最后變成人生苦短,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人生如夢,人生能有幾回醉、不歡更何待這樣一些及時行樂思想。他們把當干部作為一種謀取私利的手段,不是為崇高理想而奮斗。”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他對文藝領域存在的問題作了深刻剖析:“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於內容﹔還有的熱衷於所謂‘為藝術而藝術’,隻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2016年,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他指出了新聞輿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面對媒體格局、輿論生態的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適應步伐還不夠快,一些主流媒體受眾規模縮小、影響力下降。面對新媒體帶來的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理念、方式、手段還沒有跟上,管好用好新媒體能力還不夠強。面對受眾閱讀習慣和信息需求的深刻變化,一些媒體還是按老辦法、老調調、老習慣寫報道、講故事,表達方式單一、傳播對象過窄、回應能力不足,存在受眾不愛看、不愛聽的問題,時效性、針對性、可讀性有待增強。面對‘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我國新聞媒體國際傳播能力還不夠強,聲音總體偏小偏弱。面對火熱的社會生活,一些同志深入實際不夠,習慣於跑機關、泡會議、抄材料,或借助網絡摘抄拼湊,有的甚至為一己私利搞虛假新聞、有償新聞,嚴重損害新聞媒體公信力。”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他指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總的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於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文化領域的其他方面,也是從問題著眼的。
每個時代都會有屬於自身的問題,發現問題、剖析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是理論創新的突破口,是理論創新的根本任務。習近平文化思想正是緊扣時代脈搏,突出問題導向,著力解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一系列突出問題,進行科學判斷,不斷深化對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對文化建設的本質屬性、根本原則、使命任務進行理論概括,並以此為依據提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推動文化自信、文化發展和繁榮。
深入闡釋這一理論特質,要深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價值取向。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價值取向。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創造主體。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把滿足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新需求新期待作為全部文化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貫穿於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整個體系。要深刻認識這一特質,不但要進行理論闡釋,更要全面總結新時代文化產品生產、公共文化服務、文化設施建設等各個方面惠民、利民的工作部署和實踐活動。
深入闡釋這一理論特質,要深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開放襟懷。從人類歷史看,那些自我封閉、唯我獨尊的文明,都違背了文明發展規律,在歷史大潮的沖刷中被淘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守正與創新相結合,堅持與時俱進、兼收並蓄,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深度廣度。習近平強調,不同文明之間沒有高低優劣之分,隻有姹紫嫣紅之別,要對人類各種文明始終秉持尊重包容的態度,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彰顯包容開放的博大胸襟。這也是習近平文化思想蓬勃生機、旺盛活力和不斷豐富發展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思想指引,也為全球文化治理和文明交融提供了思想指引。
二、拓展理論深度,緊緊圍繞標識性概念、創新性觀點、代表性論斷深化研究,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
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最基礎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其中的概念、觀點和論斷研究清楚,把它們的相互聯系解釋明白。概念、表述和論斷是支撐思想體系大廈的基礎要素,體現出思想的原創性,展示出思想的理論穿透力和學術引領力。恩格斯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一個創新理論的形成,往往是從新概念、新表述、新論斷的提出開始的,之后經歷了建立在概念、表述、論斷基礎上的系統集成,最后實現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
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標識性概念、創新性觀點、代表性論斷。其中若干重大的原創性概念,是之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都未曾講過的新話,比如“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使命”“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等等。這些概念、觀點和論斷內涵豐富、思想深刻,是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鑰匙。加強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首先就要原原本本研究這些標識性概念、創新性觀點、代表性論斷。一方面,要研究它們本身,把其內涵和外延理清楚,避免隨意解讀、泛化、誤用﹔另一方面,要研究這些概念、觀點和論斷之間的關系,揭示它們的內在聯系,避免邏輯不清、體系混亂﹔此外,還要深入研究這些概念、觀點和論斷的形成背景和發展過程、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這都是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基礎性課題。以這些重要概念的內在聯系為例,比如,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精神獨立性”“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生命體”三個概念,就構成了一個相互貫通、層層遞進的有機整體。“精神獨立性”指一個民族在精神層面的獨立自主,具體來說,就是強調擺脫“西方學徒”心態,牢固樹立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堅守自身的價值立場。習近平強調:“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也就是說,離開了“精神獨立性”,“文化主體性”的基礎就不存在了。習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彰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文化傳承和發展中的高度自覺、對自身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同,是維系一個民族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紐帶,強調立足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吸收借鑒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是“精神獨立性”的外在表現和實踐拓展,也是構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核心支撐。“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前兩者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即在精神獨立自主和以我為主發展文化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文化形態,產生“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三個概念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完整闡明了中華文化自立、自主、自強的發展邏輯,深刻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揭示。
“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 ”習近平文化思想如果是一口深井,那麼對基礎概念、表述和論斷的研究闡釋,就是一寸一寸地鑿井。隻有把這些概念、表述和論斷研究扎實、研究深入,我們才能把習近平文化思想這口井越挖越深。因此,標識性概念、創新性觀點、代表性論斷應當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的出發點、著力點。
同時要看到,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標識性概念、創新性觀點、代表性論斷是多層次的,既有原理性的如“兩個結合”“守正創新”,也有文化本體性的如“文化主體性”“文化自信”“全人類共同價值”,還有文化實踐性的如“黨的文化領導權”“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等等。對這些概念、觀點和論斷的層次進行科學界定,也是推動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的基礎性工程。
三、拓寬理論視野,深入研究習近平文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的繼承發展關系,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歷史性貢獻
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必須具有大歷史觀,深刻把握其在前人基礎上作出的新貢獻,取得的新突破。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的理論成果,要堅持歷史思維,把習近平文化思想放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發展史中去把握,深刻理解其守正創新特征、繼承發展關系。要在貫通理論脈絡的研究中,深刻領悟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源”和“流”、“體”和“用”,講清楚習近平文化思想回答和解決了哪些前人沒有遇到、沒有解決的新問題,准確揭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
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不能割斷根脈。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守正”的理論,同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一脈相承。這種一脈相承的特征體現在多方面,比如,一以貫之地堅守社會主義文化方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立起新民主主義文化旗幟,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新中國成立后,黨提出了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既保証正確方向,又充分激發創造活力,為文化建設提供了根本立場與核心原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提出要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著眼於在新時代新征程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突出強調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強調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目標、基本方向作了新的豐富發展。可見,雖然具體表述與時俱進,但貫穿黨領導文化建設全部歷史的核心原則與基本底色,始終不曾改變。
守正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在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繼承性、守正性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把握其發展性、創新性。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堅持“老祖宗”,同時又講了很多“新話”,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的創新發展。這一思想敏銳把握時代新發展、世情國情新變化提出的文化新課題,圍繞一些新領域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回答了很多前人沒有解決或沒有遇到的新問題。正是從這個角度說,它使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
比如,關於“兩個結合”。長期以來,我們黨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始終強調的是第一個“結合”。新時代以來,隨著中國道路越走越寬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地位作用的認識越來越深刻,習近平在繼承“一個結合”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結合”。他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又如,關於“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隨著我國國力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吸引力極大增強,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習近平對此進行深入思考和戰略謀劃,提出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等一系列重要論斷。再如,關於“掌握信息化條件下輿論主導權、廣泛凝聚社會共識”。隨著信息化快速發展,當前世界各大國均把信息化作為國家戰略重點和優先發展方向,圍繞網絡空間發展主導權、制網權的爭奪日趨激烈。面對這樣前所未有的新課題,習近平站在時代和科技前沿,對如何做好信息化條件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進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論述。
這些重大理論命題和理論認識,必須堅持開闊的理論視野,保持敏銳的時代觸角,秉持鮮明的問題意識,從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來看才能看得更清晰。隻有這樣,我們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認識理解才能更准確全面,對這一科學思想的研究闡釋才能更厚重精辟,對這一科學思想的歷史貢獻的認識才能更充分深刻。
四、立足實踐引領,深刻闡述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實踐指導性
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要深入研究這一思想背后的實踐故事、實踐成就、實踐邏輯、實踐力量,這樣我們的研究闡釋才有說服力。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實踐的理論,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能夠用於指導實踐、回答現實問題,能夠在實踐中得到解釋、得到檢驗、得到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它才具有持久的理論生命力。
一切劃時代的理論,都是滿足時代需要的產物。習近平指出:“理論的飛躍不是體現在詞句的標新立異上,也不是體現在邏輯的自洽自証上,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習近平文化思想源於新時代的實踐,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和升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文化激蕩新態勢、中華文明發展新課題、文化強國建設新階段、社會思想文化新特點,習近平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行深入思考,深刻闡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因此,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源於新時代文化建設實踐、源於對現實問題的科學回答。
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鮮明的實踐指導性,能夠在實踐中得到科學解釋、得到成果檢驗。這一思想全面闡述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地位作用、目標任務、方針原則、戰略路徑、實踐要求,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是一個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科學體系。“明體”,是說這一思想實現了“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深化了“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達用”,是說這一思想規定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導性,就體現在“明體達用”上,特別是體現在“達用”和明確“路線圖和任務書”上。
習近平文化思想從內容上說,除包括一系列理論觀點,還涵蓋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健全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實踐工作體系,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等等。這些戰略部署,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全面闡述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體布局,明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綱”和“目”。這些戰略部署,是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制定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充分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實踐根基、實踐偉力,生動表明了這一思想是如何落到實踐中去、又在實踐中扎下根來的客觀過程。
因此,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不能懸在空中,而是必須能落地。不能滿足於純理論上的思辨和論証,使理論與實踐割裂、“紙面”與“地面”脫節。如果僅僅滿足於邏輯上的自洽,從概念到概念、從觀點到觀點,回答不了現實中的問題,解決不了改革發展中的課題,這樣的研究意義不大。隻有全面結合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中的偉大實踐進行學理研究和體系建構,才能打通理論與實踐,真正理解其蘊涵的強烈的現實意義,深刻揭示其鮮明的時代性、指導性。
五、端正文風話風,切實改進研究闡釋的表達方式,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時代感召力
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歸根結底是要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要“讓人懂、讓人信、讓人踐行”,使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能把理論落實到行動上、貫徹到工作中。這就需要注意一個表述方式的問題,也就是研究闡釋工作中的文風話風問題。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說:“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准確性、鮮明性、生動性。”當前,我們很多研究闡釋存在一種突出現象,就是忽視鮮明性、生動性。很多研究成果,篇幅很長,但大量內容是照抄、拼湊,很少提出自己的理解和領悟,這樣固然做到了“准確”,但缺乏了理論闡釋的鮮明性、生動性。有些文章邏輯層次很多,話越說越長,一句話要拐很多道彎才能明白其意思﹔有些文章滿篇術語,堆砌辭藻,新詞疊著舊詞,好像不如此就不夠“學術”﹔有的用了很多半生不熟的西化語言,故作深奧、故弄玄虛﹔還有的拿著講話當素材,玩文字拼接,句句引經據典,卻沒有一句自己的真思考。這樣的文章,辭繁義寡,空洞無味,讓人很難讀下去。
習近平文化思想本身是生動的理論,它是從豐富生動的具體實踐中結出來的理論果實。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要弘揚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文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改進文風,指出“要有很強的筆力”。他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少一些結論和概念,多一些事實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說教,多一些真情實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鮮活事例”,“要說老百姓聽得懂的話,多一些‘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的文章”。這些要求,對我們開展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工作、改進文風話風,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我們黨的老一輩領導人很注重文風問題,並且是生動鮮活文風的典范。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親自改了一些文章的標題,把一些冗長、累贅、使人看了頭痛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突出了文章的主題思想。比如,一篇文章原標題是《天津市東郊區詹庄子鄉民生、民強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共33個字,毛澤東最后改為了9個字——《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簡單明了,既抓住了主題,又能吸引人看下去。毛澤東強調,要避免“語言無味”。怎麼做到語言生動?他提出了三個辦法,即:“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這為我們改進文風提供了重要啟示。
改進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的文風話風,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緊扣群眾需要、緊扣現實問題。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不是“書齋裡的學問”,不能閉門造車,要把文章寫進群眾心坎裡,把“我們想講的”和“群眾想聽的”結合起來,不能把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當成自我學識展示的舞台,沉浸在“自說自話”的迷幻中,而要以平等、尊重的態度與群眾溝通,用大白話講清大道理﹔要聚焦群眾在文化領域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回應社會文化熱點議題,增強群眾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認同和共鳴﹔要用好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用鮮活的文化實踐印証思想的力量。
作者:王均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主任、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