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樹立黨章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黨章意識,更加自覺地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用黨章黨規黨紀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增強紀律意識、規矩意識,進一步養成在受監督和約束的環境中工作生活的習慣。”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綱領的制定。他們曾這樣指出:“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黨的綱領與黨的行動是緊密聯系的,沒有正確的綱領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行動。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制定綱領,“它將是一個潛在的黨,而不是一個實在的黨”。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章程《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他們強調,黨的章程是一個有生命力的黨“借以進行活動的法權基礎”,是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共同法律”。《章程》明確要求“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須嚴肅地保証無條件地服從同盟的決議”,否則應予開除。
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世界工人運動陷入低潮。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的形勢,決定改變黨的斗爭策略,由准備起義轉為長期積蓄力量。但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一些人極力反對這個策略,他們另立“中央”,鼓動工人馬上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的分裂行為進行了有力回擊,並通過決議將這些人開除出黨,有力地維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團結統一和中央的權威。
在制定黨的章程及捍衛革命原則的斗爭中,馬克思恩格斯撰寫了《哥達綱領批判》《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論權威》等一系列著作,強調必須加強“中央權力的統一”,強化無產階級政黨特別是總委員會的權威。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馬克思起草《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並把這一章程稱為黨內“最高的判決”。恩格斯在給國際工人協會會員的信中指出,每個支部有權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地方性章程和附則,但這些附則“不得與共同章程和條例有任何抵觸”。為保証無產階級政黨中央委員會意志真正得到落實,馬克思恩格斯要求,對於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組織條例及其決議,各個支部和全體會員應該不折不扣地予以執行,反對任何團體和個人“拒絕承認代表大會決議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條例所規定的義務”。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黨章執行中的任何縱容與變通都會危害“黨的名譽”。1879年,凱澤爾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唯一代表,在國會中投票贊成黨綱已明確要求加以廢除的間接稅。社會民主黨人希爾施指出其行為嚴重違背了黨的紀律,但社會民主黨的一些領導人卻為凱澤爾開脫。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凱澤爾“踐踏了黨的策略的確定不移的首要基本准則”,希爾施同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作斗爭“挽回了黨的名譽”。恩格斯指出,“無論是總委員會或者是代表大會都不會允許任何破壞我們章程的行為”。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始終高度重視章程在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的規制性作用。列寧指出:“為了保証黨內團結,為了保証黨的工作集中化,還需要有組織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在一個已經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組范圍的黨裡面,如果沒有正式規定的黨章,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象的。”他強調,黨的組織章程是“關於黨組織的形式和准則的總的決議”,是“一致通過的組織規則”,對全黨具有廣泛的、權威性的約束力,黨員要不折不扣貫徹黨章、踐行黨章,確保思想行動始終與黨章要求保持一致。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黨章作為黨內根本大法的地位作用。毛澤東指出,“黨是人民中優秀分子的結合,大家是自覺地願意受約束,就是承認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案,願意自我犧牲”,明確了黨員必須自覺接受黨章約束的政治要求。百余年來,黨章在黨的發展中始終居於重要地位,是全黨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政治宣言。黨章的一次次修改,體現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時代特色﹔黨章的一次次完善,彰顯中國共產黨人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的創造精神。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章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進一步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面從嚴治黨的總依據和總遵循,也是全體黨員言行的總規矩和總遵循。”黨的二十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把黨章作為全黨的根本行為規范”。黨章集中體現黨的性質宗旨和重要主張,規定黨的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是全黨必須共同遵守的根本行為規范。確保黨始終成為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就要推動黨員、干部自覺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新征程上,必須牢固樹立黨章意識,把黨章各項規定落實到管黨治黨全過程各領域,以黨章為根本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政治保障。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11月10日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