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文化主體性的五重維度——基於“第二個結合”的辯証考察
文化主體性反映了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獨立自主、自我主導、自我創造的自覺意識與主動精神,意味著這個民族擁有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向何處去﹔能夠自信從容地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既不因仰視而盲從,也不因俯視而自矜﹔能夠自主評判文化價值、自主選擇發展道路、自主創造新的文明形態。文化主體性不是抽象的理論設定,而是關乎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獨立乃至國運興衰的根本性問題。習近平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沒有文化主體性,一個民族就會在精神上淪為其他文明的附庸,在道路選擇上喪失自主判斷的能力,在價值體系上陷入自我認同的混亂。文化主體性的強弱,是衡量一個民族精神高度與世界歷史地位的內在尺度。
文化主體性是在“兩個結合”的過程中建立並鞏固的,尤其是在“第二個結合”中展現了作為文化自身特性的五重維度及其辯証運動。這五重維度分別是契合與結合、激活與充實、揚棄與建構、守正與創新、自信與包容。本文擬聚焦“第二個結合”,從這五重維度探討文化主體性的生成機制和鞏固路徑。
一、契合與結合:文化主體性的根基維度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契合、有機結合,構成文化主體性得以生發的邏輯起點。文化主體性的建立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深植於契合與結合的雙向互動中。契合與結合這對辯証關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生成和強化、展現和彰顯的堅實根基。
(一)契合:結合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什麼能夠結合?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他強調:“‘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這就深刻揭示了“第二個結合”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契合是多維度、多方面的。比如,在理想追求上,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遙相呼應﹔在價值立場上,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人民觀互融互通﹔在思維方法上,相反相成的辯証智慧與唯物辯証法彼此印証﹔在實踐取向上,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品格高度一致﹔在自然觀念上,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與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內在契合﹔在外交理念上,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相互關聯﹔等等。馬克思主義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在各種思潮的激蕩競爭中脫穎而出,最終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絕非歷史的巧合。根本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基因、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是相互融通的。正是這種高度契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廣泛的群眾基礎。
契合,標識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准則等方面的同頻共振,為“第二個結合”提供了內在根據。這種契合不是表面的、偶然的相似,而是深層的、本質的融通,是兩種思想資源在各自發展演進中解答人類社會面臨問題時所形成的智慧共鳴。這種契合一旦被發掘出來,就成為內化於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的客觀存在,成為兩者能夠結合的前提。沒有這種內在的契合作為支撐,任何形式的結合都缺乏基礎,難免流於外在拼湊。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點,構成“第二個結合”的起點。對契合點把握的深度,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結合的高度。契合點找得越准、挖得越深,結合的根基就越牢固。在此意義上,契合是結合的先決之基,是文化主體性得以萌發的生長之源。正是在契合與結合的錘煉中,文化主體性才得以擺脫對外來思潮的移植照搬、對自身傳統的機械固守以及對歷史發展的慣性依賴,在既成的繼承與生成的互動之間,確立起自主自為的文化坐標。
(二)結合:契合的淬煉升華
契合提供了結合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於現實性。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終能不能實現結合,關鍵在於用好契合。習近平深刻指出:“‘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一論述揭示了結合對於契合的超越與升華——結合不是對契合點的簡單確認,而是在實踐中的創造性展開﹔不是靜態的對應關系陳列,而是動態的辯証轉化過程。
如果說契合是“種子”,那麼結合便是“生長”。契合所揭示的是兩種思想資源之間的關聯性,而結合則是在這種相互關聯的基礎上,通過自覺的能動創造,使兩者真正融為一體,生成新的文化生命體。這種結合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混合或拼貼——在混合中各種成分依然保持原有性質,可以輕易分離﹔而是化學意義上的化合——在化合中舊質消失、新質生成,產物具有不同於任何原材料的全新性能。結合的產物既不是原封不動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原樣照搬的傳統文化,而是二者在深度融合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它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品格,又彰顯中華文化的獨特氣韻﹔它回應的是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又指向人類文明的未來圖景。
結合是雙向成就、彼此重塑的過程。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中,深深植根於中國的歷史文化沃土,獲得了民族的形式和內容,真正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不再是外來的、異質的理論,而是與中華文明血脈相連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中,接受了科學理論的洗禮和改造,其精華得以賡續傳承,其糟粕得以批判摒棄,煥發出蓬勃生機。它不再是塵封於典籍的古老記憶,而是律動於當代實踐的活態文化。這種雙向的、互動的、有機的結合,使兩者都獲得了新的充實和升華,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結合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契合、運用契合、升華契合的過程。無契合,則結合失其本﹔無結合,則契合虛其用。通過有機結合,契合由靜態變為動態,由抽象變為具體,由自在變為自為。“第二個結合”也因契合的深度發掘而獲得源源不斷的思想資源,由潛在變為現實,由可能變為必然,由理論變為實踐。從“第二個結合”的視角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本身就是這種結合的最新成果。這一思想體系中的重大理論創新,比如中國式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無不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深度結合中形成的。
(三)契合與結合的辯証統一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結合不是彼此失去自己、消解對方,而是相得益彰、互促共進,成為更好、更偉大、更優秀的自己。契合是結合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契合,結合便缺乏發生的內在必然性,所謂結合只能是隨意嫁接、盲目堆砌﹔結合是契合的磨礪和提升,沒有結合,契合便永遠停留在可能性的層面而無法轉化為現實的力量,所謂契合只能是紙上談兵、徒有空名。契合與結合互為條件、相互成就:契合為結合提供可能空間,結合為契合賦予現實形態﹔契合的深度發掘推動結合的深化拓展,結合的實踐成果反過來印証和豐富對契合的認知。正是在這種“契合—結合—再發現契合—再深化結合”的螺旋式上升中,“第二個結合”不斷走向深入。
契合與結合的辯証統一,為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根基。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既不是對既有文化傳統的簡單延續,也不是對外來理論的生硬嫁接,而是在內在契合的基礎上通過有機結合所實現的創造性生成。一方面,契合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層融通關系,使文化主體性的建立獲得了內在根據。它表明這種結合不是機械疊加,而是兩種思想資源在理想追求、價值立場、思維方法、實踐品格等深層邏輯上的相互契合。沒有契合,文化主體性只能是虛無縹緲的幻象。有了這種契合,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才有了堅實的根基——它不是懸浮無著的空中樓閣,而是生長於深厚文化土壤的參天大樹。另一方面,結合將契合潛在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使文化主體性的建立獲得了實現路徑。它表明這種結合不是隨意拼接,而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不斷升華的動態過程。沒有結合,文化主體性只能是鏡花水月的虛影。有了這種結合,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才有了鮮活的現實生命——它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又有中華文化的價值溫度。
正確處理契合與結合的關系,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重契合輕結合,滿足於羅列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概念對應和思想相似,將“第二個結合”簡單化為尋找契合點的文字游戲,卻疏於在實踐熔爐中推動二者的深度融合。這種傾向停留於靜態的比附而缺乏動態的創造,看似契合點琳琅滿目,實則缺乏生成新質的實踐力量。另一種是重結合輕契合,急於追求結合的成果產出,卻跳過對兩種思想資源內在契合性的深入發掘,將結合等同於外在的拼貼或生硬的嫁接。這種傾向忽視了結合的根基所在,使所謂結合成為缺乏內在邏輯支撐的隨意組合,最終難以持久。結合若不建立在深刻的契合之上,便如同在流沙上筑塔,越高越危險。唯有在深刻把握契合的基礎上扎實推進結合,在結合的實踐中不斷深化對契合的認識,方能使文化主體性既有根基之固,又有創造之新。
二、激活與充實:文化主體性的動力維度
文化主體性不是靜止的、既成的狀態,而是在持續的、深刻的互動中建立和強化的。激活與充實就是這種互動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共同構成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動力引擎。習近平在論述“第二個結合”時強調:“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如果說激活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的利刃”喚醒沉睡的傳統文化資源,那麼充實則是傳統文化作為“精神的沃土”反向滋養馬克思主義。激活與充實這對辯証關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得以煥發生機的深層動力。
(一)激活:馬克思主義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喚醒
激活,是指馬克思主義以其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中華傳統文化的肌理之中,喚醒那些處於沉睡狀態的精神資源,賦予其參與當代文化生活、回應時代問題的嶄新生命力。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哲學思想、倫理規范和治理經驗,但這些智慧往往被包裹在等級觀念、宗法意識、皇權崇拜等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硬殼之中,難以自發地轉化為現代社會的精神動力。它們如同深埋地下的礦藏,雖蘊含巨大價值,卻需要被開採和提煉才能為當代所用。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正是這一關鍵的、不可替代的開採和提煉契機。
激活首先體現為對傳統文化中思想精華的發現與彰顯。以“民本”思想為例。《尚書》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思想在君主專制框架下始終帶有“為民做主”而非“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局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群眾史觀,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穿透這一局限,從“民本”中提煉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至上等重大命題。人民群眾不再是統治者的施恩對象,而是歷史的主體、國家的主人。古老的“民本”話語在馬克思主義的激活下脫胎換骨,獲得全新的政治生命,成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深厚文化淵源。
激活還體現為對傳統文化中朴素辯証法的理論升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極為豐富的辯証智慧,如《周易》的“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的“禍福相依”“有無相生”等。這些思想雖洞見深刻,但多為經驗的直觀和神秘的體悟,缺乏嚴密的論証邏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特別是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為理解和系統化這些傳統智慧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武器。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引用《漢書·藝文志》“相反相成”來闡釋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引用《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來說明全面認識矛盾各方的必要性,將古老的成語和兵法格言升華為哲學范疇。這一激活不是簡單地在馬克思主義概念下尋找對應物,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重新表述和提煉傳統智慧,把傳統智慧從原有的經驗形態中解放出來,使其從經驗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
激活更深層地體現為對傳統文化價值取向的現代轉換。以正確義利觀為例。習近平秉持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統一的價值立場,將中華民族歷來倡導的“義利並重”“交相利”“以義為先”“以義制利”等思想觀念,轉化為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在對外交往中堅持弘義融利,在援助發展中國家時堅持“授人以漁”“重義輕利”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等原則。這樣的激活,既不是對傳統義利觀的簡單回歸,也不是對西方“利益至上”“實力為先”霸權主義邏輯的妥協,而是在國際關系中注入道義內涵,讓中華文明的古老智慧重放光彩。激活,使傳統從“過去完成時”變為“現在進行時”,從博物館裡的靜態文物變為實踐中的動態資源。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激活,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大量寶貴基因就無法掙脫歷史的羈絆,無法成為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積極力量。
(二)充實: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本土滋養
充實,是指被激活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鮮明的中國風格,使馬克思主義深深地扎根於中國的社會土壤與人民心靈。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面臨著一個嚴峻的挑戰:如何讓一個誕生於歐洲的理論學說,能夠被東方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如果馬克思主義始終以“洋面孔”出現,它就難以深入大眾心靈,難以轉化為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更難以成為文化主體性的有機組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獨特的精神氣質、思維范式、價值觀念和語言風格,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滋養,使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成為中國人民自己的思想武器。
充實首先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概念體系的中國化表達。理論要掌握群眾,其話語必須是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實事求是”源出東漢班固《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指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毛澤東將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改造,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一轉化不是簡單的詞語替換,而是將中國人熟悉的認知框架和話語體系,凝練到存在決定意識、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並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高度。“實事求是”四個字,既承載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又喚醒了中國人的文化記憶,使深奧的哲學原理變得親切可感。馬克思主義概念的中國化表達,使馬克思主義不再是外來的,而是內化為我們自己的。
充實還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價值目標的本土化詮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社會的理想,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但需要與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相結合才能產生感召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小康”“和合”等理念,為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詮釋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又深深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智慧,成為具有廣泛國際認同的中國話語。這一理念既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高度,又使其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充實更深層地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內涵的時代化拓展。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例,這一思想蘊含著一系列體現中華文明精髓、彰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獨特風范的重大創新,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等等。這些原創性、時代性成果為破解人類難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對馬克思主義外交理論的創造性充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獨特的智慧資源為這種充實提供了深厚滋養。
(三)激活與充實的辯証統一
激活與充實不是先后發生的兩個獨立環節,而是同一進程中的雙向奔赴、交互作用。激活為充實開辟道路——沒有馬克思主義對傳統文化的科學甄別和現代解碼,傳統文化中的大量精華可能仍被封建因素所束縛,無法成為可供充實的資源。充實為激活提供回饋——沒有傳統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民族形式和文化底蘊,激活就可能變成外在的、生硬的改造,甚至導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水土不服。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激活使傳統“活過來”,充實使理論“扎下根”。
激活與充實的辯証統一,為文化主體性注入了持久動力。文化主體性既不能建立在僵化的傳統之上,也不能建立在懸浮的理論之上。前者會導致文化保守主義,使文化主體性淪為對自身的盲目崇拜﹔后者會導致文化虛無主義,使文化主體性失去賴以生發的根基。隻有通過激活使傳統煥發生機,通過充實使理論扎根土壤,文化主體性才能獲得堅實而充滿活力的支撐。激活與充實的循環往復,使文化主體性在“傳統被激活—理論被充實”的雙向運動中不斷鞏固和提升。這一過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深化的——每一個時代都需要對傳統進行新的激活,也都需要讓理論獲得新的文化滋養。正是這種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辯証運動,構成了鞏固文化主體性的不竭動力。
正確處理激活與充實的關系,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重激活輕充實,滿足於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喚醒,卻疏於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持續充盈馬克思主義,致使傳統雖被激活卻無法發揮功效。二是重充實輕激活,熱衷於向馬克思主義輸送傳統文化的內容,卻跳過科學甄別和現代解碼的激活環節,致使充實淪為生硬嫁接或單向灌輸。沒有激活,文化主體性賴以依托的傳統資源就會因僵化而失去活力﹔沒有充實,文化主體性所憑借的理論資源就會因懸浮而失去根基。唯有在激活中充實、在充實中激活,方能使文化主體性在生生不息的辯証運動中持續煥發生機。
三、揚棄與建構:文化主體性的方法維度
文化主體性的鞏固,離不開科學方法的有力指引。沒有科學的方法,文化主體性難以彰顯應有的效能。揚棄與建構這對辯証關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在批判性的“破”與建設性的“立”之間確立自身、鞏固自身的科學方法。
(一)揚棄:批判性繼承的科學態度
揚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重要范疇,黑格爾用以描述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辯証環節——既克服又保留,既否定又肯定。馬克思將這一范疇唯物主義地改造后,運用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分析和對文化遺產的辯証態度。在“第二個結合”中,揚棄集中體現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既不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也不簡單粗暴地一概否定,而是在分析鑒別的基礎上,保留精華、剔除糟粕。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既不能以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全盤否定傳統,也不能以文化復古主義的態度全盤照收傳統。前者會使文化主體性失去根基,成為無根的浮萍﹔后者會使文化主體性畫地為牢,喪失面向未來的生機。揚棄正是超越這兩種極端態度的科學方法。
揚棄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傳統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凝結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智慧結晶,蘊含著跨越時空、超越國界的普遍價值。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包容品格、“和而不同”“執兩用中”的辯証智慧、“民貴君輕”“載舟覆舟”的民本警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哲思等,無疑都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文化主體性賴以確立的堅固基石。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局限性,比如封建觀念、迷信思想等,這些都是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糟粕。因此,對待傳統文化必須辯証揚棄,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揚棄在操作上包含三個環節。第一環節是鑒別,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區分精華與糟粕。這一鑒別不是主觀隨意的,而是有明確的價值尺度:凡是有利於人民、有利於社會進步、有利於民族復興的內容,就是精華﹔凡是損害人民利益、阻礙社會發展、危及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內容,就是糟粕。第二環節是剝離,將糟粕從文化傳統中剔除出去。這不是要抹去歷史記憶,而是要在價值取向上明確否定那些落后的、反動的、腐朽的內容。比如,對於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必須明確指出其在維護封建秩序中的負面作用,不能以弘揚傳統文化的名義為其張目。第三環節是提取,將精華從歷史語境中提煉出來,使其脫離原有的封建性外殼,成為可供繼承和發揚的文化資源。比如,儒家思想中的“仁者愛人”理念,在剝離其宗法等級背景后,可以轉化為現代社會的友愛精神和人文關懷。
揚棄的難度在於:它不是簡單地在精華與糟粕之間劃出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而是要深入思想體系的內在邏輯中,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同一思想觀念可能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同一概念可能在不同語境下具有不同意義揚棄的任務,就是要在正視這種復雜性的前提下,作出審慎的價值判斷。揚棄的能力,是衡量文化主體性強弱的一個重要標尺,它表明一個民族有能力對自己的文化遺產進行自我審視、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揚棄使文化主體性獲得了“反思性自我”——它不是盲目地接受一切,而是有選擇、有判斷地整合資源,理性地鑒別分析,清醒地篩選取舍。
(二)建構:創造性重塑的目標指向
揚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揚棄之后,更重要的是建構——在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建構起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統一的新形態、新體系、新話語。建構是“第二個結合”的積極面相,是理論創新的重要環節,也是文化主體性從“批判性自我”走向“創造性自我”的關鍵一步。
建構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拼盤式地擺放在一起,也不是在兩者之間進行折中調和,而是讓二者發生內在的、有機的聯系,形成倍增效應。經由建構之后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理論上的自洽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深層邏輯上相互契合、相互印証﹔二是實踐上的有效性——能夠回應和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具有強大的現實針對性﹔三是文化上的主體性——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能夠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
建構意味著創造性地提出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的新理念、新概念、新范疇。比如,全過程人民民主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主的本質規定,又汲取了中國古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兼聽則明”“廣開言路”的治理傳統,還凝結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經驗。它既不是西方民主話語的翻版,也不是傳統民本思想的復歸,而是一種全新的民主形態。在全過程人民民主中,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求與中華傳統文化中“察民情、順民心”的理念實現了有機融合。
建構標志著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比如,習近平法治思想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必明、令必行”“隆禮重法”等治理智慧,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總體國家安全觀將中華優秀傳統戰略文化“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底線思維運用於國家安全領域,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這些重大創新都不是簡單的引用或借鑒,而是深層的理論建構——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使傳統文化獲得現代形態﹔在傳統文化的滋養下,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中國智慧。
(三)揚棄與建構的辯証統一
揚棄與建構相互依存、相互支撐。揚棄是破,是對舊有思想資源中不合時宜內容的批判與清除﹔建構是立,是在批判與清除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文化大廈。揚棄是去粗取精,建構是推陳出新。揚棄是建構的淨化器,建構是揚棄的試金石。沒有揚棄作為前提,建構就會失去原則,導致泥沙俱下、良莠不分,甚至讓糟粕借創新之名復活﹔沒有建構作為目標,揚棄就會淪為單純的消極拒斥,止步於批判、無所作為,使“第二個結合”停留在否定階段而無法產生新成果。隻有將批判的銳氣與建設的智慧有機結合,文化主體性才能在去粗取精與推陳出新的辯証運動中持續強化與拓展。
揚棄與建構的辯証統一,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科學方法。文化主體性不能停留在批判階段——僅僅知道“不要什麼”是不夠的,還必須知道“要什麼”“創造什麼”。揚棄使文化主體性獲得了“清醒的自我意識”——它知道自己身上哪些是需要拋棄的贅疣,哪些是需要珍視的精華。建構使文化主體性獲得了“創造的自我實現”——它不僅在批判中確立自身,更在創造中超越自身。二者的統一,使文化主體性既避免了自我虛無的陷阱,也避免了自我僵化的危機,在揚棄與建構的辯証運動中得以夯實和升華。
正確處理揚棄與建構的關系,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重揚棄輕建構,隻滿足於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分析,卻不敢或不會進行創造性融合。即便是再深刻的批判,倘若缺乏建構的意識和能力,最終也會止步於破而無法立。另一種是重建構輕揚棄,急於求成地追求融合,卻跳過必要的甄別環節,結果不是生拉硬扯的比附,便是喪失原則的妥協。唯有在深刻揚棄的基礎上實現科學建構,文化主體性才能釋放出真正的創造能量。
四、守正與創新:文化主體性的生成維度
習近平指出:“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文化主體性是在守正與創新的雙向錘煉中,確立自身的價值坐標與發展路向的。守正與創新這對辯証關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的存在方式與生成機制。守正以定向、創新以致遠,兩者相得益彰,使得文化主體性既深沉厚重又充滿活力。
(一)守正:為文化主體性培元固本
文化主體性要鞏固,必須要有根——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有什麼不可替代的精神財富。一個沒有根的文化主體性,只能是浮萍式的、隨波逐流的虛幻主體性。守正就是強基筑根,為文化主體性培元固本。一個缺乏守正自覺的文化主體性,必然在紛繁復雜的思潮沖擊下進退失據、喪失定力。守正正是為文化主體性“定向把舵”的過程,確保文化主體性在歷史洪流中不迷失方向、不誤入歧途。
守正並不是故步自封的保守,也不是對既有結論的教條式固守。它的核心要旨,在於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挖掘並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那些具有恆久生命力的精神基因和思想智慧。守正,就是要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保中華文明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在“第二個結合”中,我們要牢牢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修齊治平、富民厚生、明德弘道、任人唯賢、天下情懷等精華要義,深入挖掘和闡發這些跨越時空的寶貴資源,守護好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習近平文化思想對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揭示,就是溯源固本的守正。習近平將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一概括不是對文化表象的簡單羅列,而是深入五千多年的文明脈絡中,把握其最顯著的文明特質和最根本的發展邏輯。守正,就是要在歷史長河中牢牢把握這些突出特性,使之成為文化主體性行穩致遠的定海神針。
守正的關鍵在於對“正”的辨識與堅守。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傳統文化既有跨越時空的精華,也有囿於時代的局限。守正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盤照收,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辨識出那些真正具有時代價值的思想精髓。守正的力度和精准度,決定了文化主體性的高度和厚度。
(二)創新:為文化主體性注入活力
文化主體性要鞏固,不能止步於守正,還必須持續創新,否則終究會因缺乏活力而走向衰落。創新就是革故鼎新,為文化主體性注入活力。創新是在守正的基礎上,以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為沃土,以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為導向,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使文化主體性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是否具備創新的能力和勇氣,同樣是衡量文化主體性強弱的一個重要標尺。
創新是更高層次、更加深厚、更具有前瞻性的守正。它的核心要旨,在於回應時代要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其煥發新的生命力。創新,就是要創造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與時代潮流相融通,不斷創造出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明成果。
理論創新是文化主體性保持活力的核心標志。比如,習近平在守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之正、守中華傳統生態文化之正的基礎上,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光大弘揚了中華文明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生態智慧,並結合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實踐,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這一思想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核心理念,以碳達峰碳中和為戰略目標,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為方法路徑,構建起包括生態文化體系、生態經濟體系、目標責任體系、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生態安全體系在內的科學體系,推動美麗中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實踐創新是文化主體性落地生根的關鍵環節。比如,20世紀60年代,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驗”。這一經驗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和為貴”“息訟止爭”的治理智慧,體現了基層社會治理中德法共治、多元化解的獨特優勢。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創新之處在於,將傳統的和合治理智慧與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相結合、與全面依法治國的現代治理理念相融合、與數字化智能化的治理手段相銜接,使之從基層經驗升華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實踐創新,使古老的和合文化在當代中國社會治理中煥發出蓬勃生機。
(三)守正與創新的辯証統一
守正與創新猶如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相互貫通、共生賦能。守正是創新的前提,一切創新都是在守正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是最好的繼承、最有力的守正,一切守正都要依托創新的引領方能持久而堅定。守正是創新的壓艙石,創新是守正的推進器。真正的守正,必然蘊含著創新的指向,因為傳統隻有在與當代對話中才能顯現其生命。真正的創新,必然以深厚的守正為根基,因為任何創新都不能脫離歷史積澱憑空產生。守正是守其根脈、暢其生機,既固本又活源﹔創新是破其束縛、續其精華,既破繭又傳薪。
守正與創新的辯証統一,為文化主體性明確了生成路徑。守正奠定發展根基,創新注入變革動能。守正為文化主體性錨定根本方向,創新為文化主體性增添時代活力,方向正則創新有力,活力足則方向愈明。守正是堅守而不保守,既恪守本根又拒絕僵化。創新是突破而不脫軌,既破除陳規又養護正軌。守正不是畫地為牢的藩籬,而是確立旋轉的中軸。創新不是無序的離心運用,而是沿著上升的方向突破。二者的交織融合呈現螺旋上升的動態圖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保持自身連續性的同時實現聚變躍升。作為文化主體性的生成維度,守正與創新統一於“第二個結合”的偉大實踐,使文化主體性既有深沉厚重的歷史定力又有剛健進取的時代氣象,在文明的長河中破浪前行。
正確處理守正與創新的關系,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隻守正不創新,泥古不化,把傳統奉為不可更改的教條,將守正理解為對經典論述的機械照搬,對任何創新嘗試都持懷疑和排斥態度。這種傾向使文化主體性喪失回應時代課題的能力,最終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因僵化而枯竭。另一種是隻創新不守正,追求標新立異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割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甚至以創新之名行顛覆之實。這種傾向使文化主體性成為無根之萍、斷線紙鳶,淪為隨波逐流的任意妄為,最終迷失方向甚至改旗易幟。唯有秉持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方能推動文化主體性在賡續中華文脈中譜寫當代華章。
五、自信與包容:文化主體性的開放維度
文化主體性既在向內深耕中不斷夯實自身,又在向外拓展中不斷超越自身﹔既有扎根中華大地的深沉定力,又有胸懷人類命運的宏闊視野。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性,不是封閉自守的孤芳自賞,而是善於通過與世界文明的交流對話獲得更廣闊的舞台和更深遠的意義。自信與包容這對辯証關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展現的風貌氣度和開放格局。
(一)自信:堅定從容的文化氣度
自信,是指文化主體性對自身文化價值、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發展道路的堅定信念與高度認同。它不是盲目的自大,也不是狹隘的排他,而是在深刻認識自身文化根脈、清醒把握自身文化特質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內在的精神定力。習近平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這一論述精辟揭示了文化自信在文化主體性中的關鍵地位。沒有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便如無魂之軀,根脈雖存而脊梁難以挺立,脈搏雖動而氣息難以持久。
文化自信依托於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深刻認知。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從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到漢唐盛世的開放包容,從宋明理學的精深思辨到近現代以來的救亡圖存,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積累了豐富的思想智慧、制度創造和文化成果。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為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這種自信,絕非對過往榮光的沉湎回望,而是從歷史深處積澱起來的自豪情懷,是對文明基因在當下依然生生不息的清醒體認和自覺弘揚。文化自信如靜水深流、持久綿長,又如重劍無鋒、沉穩內斂,賦予中華文明以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自信的核心在於對自身發展道路的內在認同。習近平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基本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要走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習近平強調:“我們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內在的基因密碼就在這裡,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基因。”隻有立足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我們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中華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添了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文化自信的實踐指向在於以理性平和的心態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真正的文化自信,不需要通過貶低他者來抬高自己,也不需要通過仰視他者來否定自己。它以堅定從容的文化氣度面對世界,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各國文明對話交流。有了文化自信,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便有了挺立於世界文明之林的脊梁。無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和拓展,還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走深走實,都彰顯了這種由內而外的文化自信——它不是咄咄逼人的文化輸出,而是潤物無聲的文明分享﹔不是唯我獨尊的價值強加,而是平等互鑒的文明交流。
(二)包容:立己達人的文化格局
包容,是指文化主體性以開放豁達的胸襟對待他者文化,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在多樣中實現共生。它不是無原則的遷就,也不是喪失自我的同化,而是在堅守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對他者文化所秉持的尊重與接納。習近平深刻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中華文化海納百川,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彰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也使得文化主體性在不斷拓展的視野中日益充盈豐實。
包容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於中華文明的精神血脈。《周易》提出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論語》倡導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強調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都體現了博大寬廣的胸懷。這些思想資源,構成了中華文明包容品格的鮮明標識。歷史經驗表明,包容不是對自身主體性的削弱,而是對自身主體性的豐富和提升。
在“第二個結合”的視域中,包容具有更為深刻的內涵。它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文明包容實踐。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西方文明土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於東方文明脈絡。兩者的深度交融,本身就是東西方文明智慧在包容互鑒中實現的創新創造。這種交融不是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征服或同化,而是在尊重各自特質基礎上的相互激活、彼此成就。習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正是這種包容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為不同文明的和諧共生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一倡議既不是將中國價值強加於世界,也不是對西方話語的簡單模仿,而是在堅守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以包容的胸襟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合作。
包容的本質要求在於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系。文化主體性的鞏固,不是要消滅差異、追求單一,而是要在堅守自身文化特質的核心——“一”的前提下,尊重和欣賞他者文化的多樣性——“多”。“一”是根本,是文化主體性的靈魂所系﹔“多”是豐富,是文化主體性培護的百花園。隻有在“一”的基礎上包容“多”,文化主體性才能既有堅定的自我,又有開闊的視野﹔隻有在“多”的滋養中堅守“一”,文化主體性才能既不被同化,也不走向封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對不同發展道路的尊重,中國共產黨與各國政黨的交流互鑒,都是這種包容精神的生動實踐。
(三)自信與包容的辯証統一
自信是包容的前提和底氣,沒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包容就容易淪為喪失自我的隨波逐流,甚至滑向自我消解的文化虛無主義。包容是自信的體現和升華,沒有寬廣的文化包容,自信就可能蛻變為故步自封的狹隘自大,甚至走向唯我獨尊的文化霸權。兩者相生相伴、良性互動:自信為包容提供精神定力,使包容有根基而不漂浮﹔包容為自信拓寬視野格局,使自信有活力而不僵化。正是在自信與包容的同頻共振中,文化主體性的風貌氣度不斷得到淬煉和提升。
自信與包容的辯証統一,拓展了文化主體性的開放格局。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最終要體現為一種從容不迫、大度包容的精神氣象。這種氣象,對內表現為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堅定信念——既不因一時的挫折而動搖,也不因外來的沖擊而惶恐﹔對外表現為對他者文化的尊重包容——既不因差異而排斥,也不因強勢而屈服。沒有自信,文化主體性便失去了精神的脊梁,在強勢文明面前要麼仰視膜拜、喪失自我,要麼虛張聲勢、外強中干﹔沒有包容,文化主體性便失去了開闊的胸襟,在文明交流中要麼故步自封、作繭自縛,要麼唯我獨尊、拒人千裡。隻有將自信與包容有機統一起來,文化主體性才能既有挺立於世界文明之林的堅定底氣,又有海納百川的開闊胸襟,既不卑屈也不驕矜,既不自大也不自卑,真正達到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從容境界。
正確處理自信與包容的關系,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自信而不包容,對自身文化價值堅信不疑,卻缺乏對他者文化的尊重與欣賞,將自信等同於排他,將堅守等同於封閉。這種傾向容易使文化自信蛻變為文化自大,使文化主體性在唯我獨尊中走向僵化和孤立。另一種是包容而不自信,熱衷於學習和吸收他者文化,將包容等同於盲從,將開放等同於依附。這種傾向容易使文化包容淪為他者文化的附庸,使文化主體性在喪失自我中走向消解。唯有在堅定自信的基礎上踐行包容,在包容互鑒的過程中增強自信,文化主體性才能在提升中華文明凝聚力感召力的同時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
以上所論述的五重維度,揭示了文化主體性的內在機理和發展邏輯。契合與結合是根基維度,強調以相互契合確立內在根據,以有機結合實現淬煉升華,回答了文化主體性何以厚植根基的問題。激活與充實是動力維度,強調以馬克思主義喚醒傳統文化,以傳統文化滋養馬克思主義,回答了文化主體性何以煥發生機的問題。揚棄與建構是方法維度,強調以批判性繼承去粗取精,以創造性重塑推陳出新,回答了文化主體性何以確立自身的問題。守正與創新是生成維度,強調於堅守本根中把穩方向,於回應時代中開辟新境,回答了文化主體性何以行穩致遠的問題。自信與包容是開放維度,強調以理性平和的心態面對世界,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博採眾長,回答了文化主體性何以胸懷天下的問題。這五對辯証關系,各有側重而又彼此貫通,相互支撐而又環環相扣,系統展現了文化主體性從奠基到發力、從建立到充盈、從方法引領到路徑展開、從對內提升到交流互鑒的演進脈絡,共同構成了“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辯証圖景。
文化主體性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獲得的固定屬性,而是在上述五重維度的辯証運動中不斷生成、不斷鞏固、不斷提升的歷史過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必須更加注重在契合中深化結合、在激活中持續充實、在揚棄中大膽建構、在守正中勇於創新、在自信中涵養包容,進一步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更為主動、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