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中的行軍閱讀及其歷史意義
紅軍長征是一場偉大的戰略轉移,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黨和人民軍隊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加強各方面建設,增強斗爭本領。其中,通過“行軍閱讀”凝聚意志、堅定信仰是頗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通常來說,穩定的時空、載體與一定的識字率是開展閱讀的重要前提。然而,在上述條件難以具備的長征中,文字卻仍以多種形式在隊伍中流動,紅軍對重要文字與信息的獲取、接受與運用也從未間斷。長征途中,閱讀依托什麼條件?閱讀如何從個人行為升華為集體日常?行軍閱讀又如何促使全體將士的信仰扎根?本文擬以閱讀史為視角切入長征研究,考察長征中的行軍閱讀及其歷史意義。
一
中國共產黨很早便有意識地在行軍中開展不間斷政治工作。讀報活動載體輕便、無固定場所也能開展,因而成為連級單位開展思政工作的必要手段。1930年,紅四軍各縱隊已按古田會議決議自行辦報、讀報(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頁)。1932年,《連指導員工作須知》《游擊隊政治工作綱要》規定,連指導員必須組織“讀報組”,於行軍途中開展讀報與識字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二),第281~282頁、第298~299頁)。為實現閱讀全覆蓋,排以下再選文化水平較高、政治素質過硬的“政治戰士”負責讀報。他們與戰士同吃住,見縫插針地利用大小休息或臨睡前的時間,“讀一張報紙講一段材料”﹔在作戰時則抓住間隙“讀鼓勵勇氣的傳單報紙”(《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二),第277頁)。
長征前,紅軍已初步形成以讀報為中心的行軍閱讀流程。總政治部汲取蘇聯紅軍“課外工作”經驗,對讀報方法作出細致規定,以聽眾為中心,把讀報分為“選—讀—議”三個環節。讀報人不是“念稿”,而是先篩選與作戰、生活相關的內容,再拆解要點講解,最后啟發聽眾討論(《讀報問題》,《紅星》1933年5月12日﹔《讀報工作》,《紅星》1933年9月17日、9月24日)。只要讀報戰士在場、手頭有素材,閱讀工作就可以攜帶到行軍的“流動空間”中隨時開展。
閱讀環節雖多,卻不會讓戰士感到冗長無趣,反而能起到提振戰斗情緒的效果。1934年初,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注意到,利用休息時間開展讀報,幾分鐘就足以緩解疲勞與緊張,在連隊“很能引發興趣”。據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觀察,在高虎腦戰役中,政治戰士仿《紅星》報的“捷報”專欄,自創“火線小報”按日出版,各排於戰斗間隙專門安排讀報,很能鼓舞士氣(《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二),第633頁、第865頁)。
二
長征期間,在長期無后方連續作戰的情況下,行軍閱讀通過控制信息節律來調節行軍節奏、保持行軍常態。據紅一軍團無線電隊政委杜平回憶,行軍中,手邊能做思想工作的素材隻有軍團小報《戰士》報。每日插空讀報上的勝利消息,就是戰士心理的穩定劑(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頁)。據紅九軍團司令部作戰處作戰參謀林偉回憶,每到長宿營地,軍團政治部就想盡辦法復刊軍團《戰斗報》開展宿營討論和政治培訓,活躍氣氛(林偉:《一位老紅軍的長征日記(節選)》,《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900頁、第903頁、第998頁)。
長征中的閱讀已非大家“捧讀”報紙的單一形式,而是形成了一個以《紅星》報為重點、軍團小報為基礎,靈活運用宣傳鼓動棚、標語和識字牌等多種形式的分層閱讀體系。各級官兵的閱讀內容、閱讀形式雖有差異,但最終都能接收到較為完整的核心信息。
團及團以上政工干部讀《紅星》報。它以大篇幅傳達中央戰略意圖、敵我動態,又將中央意圖及時轉化為政工工作的直接依據。紅一軍團直屬隊俱樂部主任潘振武在多年后仍記得,紅一軍團遭遇馬步芳的騎兵,《打騎兵歌》就出現在《紅星》報上,這讓所有宣傳隊員“如觀賞一件稀有的珍寶”,迅速學習傳唱(潘振武:《戰歌春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105頁)。
軍團內的非政工干部,主要通過軍團小報及時了解前線詳情。以烏江戰役為例。1935年1月5日,紅一軍團《戰士》報已詳細報道戰況,並將該小報迅速傳遞給友鄰部隊。1月9日,紅九軍團趙镕、林偉就都已了解戰役全貌(趙镕:《長征日記(節選)》,《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2冊,第451頁﹔《一位老紅軍的長征日記(節選)》,《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3冊,第900~901頁)。直至1月15日,《紅星》報才刊登了烏江戰役的簡況與作戰總結(廷樑:《偉大的開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個戰斗》,《紅星》長征專號第68期,1935年1月15日)。軍團小報在中央機關報傳達之前實現傳播,填補了《紅星》出版周期造成的時差,共同維持了信息的連續供給。
基層戰士大部分識字不多,閱讀系統主要通過三種途徑把文字信息送到他們面前、轉化為行軍路上的全新閱讀素材。其一,文字化為聲音,主要形式是宣傳鼓動棚。由各軍團或團屬宣傳隊沿途設置,將前方捷報和典型事跡改編為快板、口號、歌謠等。戰士行軍時邊走邊看、邊走邊聽。這一做法由紅一軍團宣傳隊首創,長征時被《紅星》報作為典型推廣(舒同:《十天行軍中化裝宣傳的一瞥》,《紅星》長征專號第2期,1934年10月27日)。這些歌謠、快板並非隨機口頭創作,內容直接源於軍團或中央指定的文字。據杜平回憶,打遵義、渡金沙江、過草地、打甘肅騎兵時,歌謠都有特定唱法,宣傳隊還要派人去培訓(《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77頁)。這樣,宣傳鼓動棚就把閱讀門檻降低,將總政治部訓令、報上的文字“翻譯”成戰士們都能懂得和理解的內容。其二,通過標語將文字融入具體環境。沿途牆壁、石崖、路旁皆是標語的載體。社論精神被凝練為短句,敵情和路況變為加油的口號,布置到戰士必經之路。標語不僅用來看,還要練習寫。《紅星》報倡議會寫字的戰士“每人練習寫熟一至十條標語”,“每人每天都寫一至五個標語”(《實行連隊寫標語競賽 看誰坐飛機》,《紅星》長征專號第5期,1934年11月25日)。先一起“讀”會,再寫上牆,閱讀與行動在此合一。其三,將文字轉化為隨身而動的識字牌。識字戰士把識字牌挂在背包上,教戰友認字,優先教反復出現的番號、地名、當前口號(蕭鋒:《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3冊,第1090頁)。識字越多,看標語越順﹔隊伍在走,識字的“書”就在翻,由此實現認字、閱讀與行軍同步結合。
三
由閱讀建立的信息信任,對信仰的扎根發揮著重要作用。《紅星》報與軍團小報登載的捷報與殲敵數字,都是戰士可在前線自己驗証的信息。報上刊登《王家烈叫救命》,戰士們看到的俘虜、繳獲的武器都與戰報吻合(趙發生:《長征號角〈紅星報〉》,《新聞三昧》1996年第9期,第29頁)。報上刊登與紅四方面軍即將會合,幾天后果然會合(《同四方面軍會合去!》,《紅星》長征專號第20期,1935年6月11日)。當報紙繼續傳遞“為窮人打天下”“北上抗日”這些更重要的信息時,這些道理與反復被驗証的戰報同源,信仰信念便由紙面上的信息逐漸扎根心中。
閱讀的實用性讓這種信任有了維持動力。過草地前,《紅星》報和軍團小報教戰士處理飲水、預防疾病(陳志方:《預防目前正在發生的疾病》,《紅星》長征專號第16期,1935年5月11日)。遭遇騎兵時,報上的《打騎兵歌》就是應對戰術(《戰歌春秋》,第104~105頁)。這些內容化作一聽就會的口訣,聽了就能用,用了就有效。戰士在極端困境中切實感到,閱讀不是負擔,而是生存所必需。
更重要的是,在紅軍的閱讀體系中,軍委訓令、標語、捷報傳遞的是同一套經過核定的文字,保証從軍委到戰士讀到的核心信息始終一致。1935年1月,《紅星》報與紅一軍團《戰士》報都刊登了烏江戰役的戰斗英雄名單。這些名字同時出現在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多名戰士的記錄中。楊成武多年后仍寫道:“文字就這麼簡單,沒有什麼形容詞,幾乎都是名字,可是這些金榜題名的英雄,它會象烏江的流水那樣,揚名在歷史的長河中!”(《楊成武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頁)當各部隊讀到同一份名單、同一個英雄的名字時,分散各處的戰士更確認了自己是集體的一員。戰士們在閱讀的“參與感”中,找到了實在的“歸屬感”。即便沿途加入的新戰士,也能在這套體系中認識自己的新身份。他們路過宣傳棚聽快板啟蒙,參與行軍識字,宿營時參與討論戰報與英雄事跡——在紅軍隊伍中,信仰不是被“講”出來的大道理,而是在讀、寫、傳、教的實踐循環中深入人心,最終外顯為強大的戰斗力。
長征中的紅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實現了有效的行軍閱讀,它不依賴固定營房、課堂和后方印刷廠,不依賴高識字率,卻能在困難環境中把文字轉化為信念、把信念轉化為集體行動。可以說,在每一次休息時,在每一處篝火、每一條標語前,精挑細選的文字都在無聲地發揮作用。它們把這支軍隊塑造為有共同閱讀習慣、共同閱讀內容與共同信念的堅強戰斗集體。
(作者:王雪楠,系嘉興大學浙江省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11月18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