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研究的深化

作者:王愛雲    發布時間: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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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著重撥亂反正、分清是非,肯定黨領導人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同時實事求是指出這一時期經歷的嚴重曲折,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改革開放奠定思想基礎。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立足百年黨史與新時代方位,運用正確黨史觀和大歷史觀,進一步全面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成就。把握這一歷史時段的奠基性、開創性地位,對於推進、深化學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導作用。

一、運用正確黨史觀,錨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的主題主線與主流本質

歷史主題,就是一個國家、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所要解決的根本任務與奮斗方向,回答“要干什麼”﹔歷史主線,就是貫穿歷史發展進程、起主導作用的核心脈絡與基本邏輯,回答“怎麼干、干成了什麼”。隻有抓住歷史主題主線,才能從紛繁事件中看出方向與規律,看清時代方位,為現實決策、未來發展提供歷史依據與借鑒。歷史主流,就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代表前進方向的成就與趨勢,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方面﹔歷史本質,就是歷史現象背后最根本、最穩定、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在聯系與根本規律。隻有牢牢把握歷史主流本質,才能客觀、全面、辯証地看待歷史,真正做到尊重歷史、把握規律、凝聚共識,為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堅實的歷史自信與思想保証。

就中共黨史而言,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要解決的根本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100多年不變的歷史主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接續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圍繞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兩大歷史任務不懈奮斗,持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這是中國共產黨100多年奮斗歷程中清晰的歷史主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四個不同階段的歷史主題主線和主要任務有所不同,但都服務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總主題主線。在100多年不懈奮斗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民族復興的偉大歷程,創造一系列彪炳史冊的偉大成就。黨的100多年歷史,是黨領導人民攻堅克難、矢志復興的不懈奮斗史,是舍生取義、百折不撓的不怕犧牲史,是堅持“兩個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探索史,是踐行人民至上、增進民生福祉的為民造福史,是勇於自我革命、不斷鍛造先進政黨的自身建設史。這五重歷史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共同構成中國共產黨100多年歷史的主流本質,是人們樹立正確黨史觀、把握歷史發展大勢的根本遵循。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巨大成就的同時,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曲折與失誤。歷史虛無主義經常拿黨在這一時期發生的錯誤大做文章,以偏概全,把這一時期說成“一片漆黑”,混淆人們的思想認識。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堅持運用正確黨史觀,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作出了系統、權威論述,有力駁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開宗明義地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主題主線,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這一精准凝練的論斷中,“轉變”“革命”“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一組邏輯清晰、指向明確的關鍵詞,清晰透徹地回答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要干什麼、干成了什麼”這一關系歷史認知走向的根本問題。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系統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主要包括:建立鞏固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肅清反動殘余、完成土地改革,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有力捍衛新生國家安全﹔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領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筑牢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推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國防尖端科技事業發展,打破外部封鎖、打開獨立自主對外工作新局面﹔持續推進執政黨自身建設,鞏固黨的全面領導,積累黨長期執政的初步實踐經驗﹔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新的實踐豐富發展毛澤東思想,形成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獨創性重要理論成果。

從歷史全局看,上述彪炳史冊的偉大成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主流、本質與主導方面,這是不可動搖、不容虛無的歷史定論。同時,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受復雜歷史條件制約,這一時期探索過程中也曾出現曲折與失誤,黨依靠自身力量逐步糾正偏差,為后續發展留下深刻教訓。基於此,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作出歷史定性:“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這一時期的全部實踐,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革,從根本上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其所積累的物質基礎、理論成果、實踐經驗,為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實支撐,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上奠基立業、筑牢民族復興制度根基的核心階段,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開創階段,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奠基階段,具有承前啟后、貫通百年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運用大歷史觀,正確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的歷史地位

一些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進行“妖魔化”歪曲否定或者“片面美化”的極端傾向之所以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孤立地看待這段歷史。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運用大歷史觀,採取長時段視野,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放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大坐標中,明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歷史地位,有力糾正孤立地對其進行評判的錯誤做法。

第一,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放到黨的百年奮斗史中作為第二個歷史時段,其核心定位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一表述清晰地界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百年黨史中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這一時期既區別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也區別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突出這一時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

根本政治前提,指的是國家性質、領導力量、政權基礎、主權安全等決定國家發展方向的根本性政治條件。從國家性質來說,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從根本上結束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國家權力第一次屬於人民,為實現民族復興提供了最深厚的政治基礎。從領導力量來說,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支持下,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在全國的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事業中的領導地位,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新中國成立后,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通過各級政權建設、統一戰線等安排,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之中,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推進大規模國家建設提供根本政治保証。從政權基礎來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形成高度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建立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實現全國各族人民空前大團結,為集中力量推進現代化建設、實現民族復興提供組織基礎和社會基礎。從主權安全來說,新中國成立后,徹底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結束屈辱外交,真正實現民族獨立﹔鞏固人民政權,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取得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西沙群島自衛反擊戰的重大勝利,挫敗外部侵略、封鎖威脅,為國家建設創造安全環境。可見,根本政治前提解決的是“誰領導、為了誰、國家走什麼路、政權是否穩固、主權是否安全”的問題,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得以展開的先決政治條件。

制度基礎,是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是對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根本性重塑,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稱之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一,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為國家統籌規劃、集中力量推進工業化提供制度依托。其二,確立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逐步確立並發展。這些制度寫入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構成新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延續至今並不斷完善。其三,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科技等制度體系,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發展人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建立科研體系,推動科技進步,為國家長遠發展提供文化與人才基礎。其四,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一物質成果本質上也是制度優勢的產物,使得新中國能夠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國防工業、基礎設施,使中國不再依附於外國資本,具備自主發展能力,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提供了產業基礎、技術人才、基礎設施條件。可見,制度基礎解決的是“國家依靠什麼樣的制度組織運行、依靠什麼樣的經濟基礎發展、依靠什麼樣的體制實現長遠穩定”的問題,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夠持續推進的剛性制度支撐。

第二,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放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大視野中,明確了這一歷史時期所實現的歷史性飛躍,指出:“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這一論斷,突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變革的廣度、深度與徹底性,揭示它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其一,徹底終結延續數千年的剝削制度與階級壓迫。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長期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與階級剝削壓迫。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剝削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根本上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基礎。這是中華文明史上第一次從制度層面實現社會關系的根本重塑,具有徹底性與革命性。

其二,完成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與封建勢力壓迫下,陷入停滯與沉淪。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歷經過渡時期,完成社會制度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根本轉型。這是人類文明史上落后東方大國跨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階段,經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創舉。

其三,實現國家與社會結構的整體性重構。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權破除舊中國宗法宗族桎梏、地域隔閡與階級壁壘,初步構建起統一、集中、高效的現代國家治理架構﹔實現國家領土主權統一與政令統一,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型民族關系,結束了近代以來舊中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空前團結,形成強大的國家組織能力與動員能力。

其四,人民群眾第一次真正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主人。5000多年來,勞動人民始終處於被統治、被剝削地位。新中國確立人民民主專政,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形式當家作主。這一變革觸及社會結構、階級關系、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各個層面,被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稱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就是說,新中國在中華文明史上第一次建成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為現代化建設奠定重要基礎。新中國承接有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把古老文明從沉淪邊緣拉回,賦予其社會主義的現代形態,使中華文明在新的制度基礎上得以延續、革新與發展。

第三,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立足世界社會主義500多年發展史,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的歷史與實踐邏輯,清晰闡明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必然性與制度優越性,得出“中國人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結論。

其一,闡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完成民族獨立與社會革命,為落后國家走向民族獨立樹立典范。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視角看,落后國家如何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是20世紀社會主義發展的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黨領導人民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交出了落后國家如何“站起來”的完美答卷。

其二,道明新中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成功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蘇聯等國都曾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在人口多、底子薄、長期受封鎖的特殊條件下,獨立自主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並且取得了開創性成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初具工業基礎國家的轉變﹔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成功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核潛艇、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重大科技成就,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與技術封鎖,“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讓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構建起區別於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治理形態﹔等等。

其三,揭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和制度優勢。從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歷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背景看,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社會主義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使中華民族以獨立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二戰以后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競爭對比來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落后發展中國家,極易淪為西方發達國家附庸,陷入發展陷阱。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依靠公有制主體地位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實現了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探索。

三、運用唯物辯証法,貫通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

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作出專門論述,指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在這一重要論述基礎上進一步運用唯物辯証法,以貫通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視角評價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所作出的歷史貢獻,指出:“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這一論斷正是對改革開放前30年為改革開放后40多年奠基、后40多年對前30年繼承發展的歷史邏輯的高度概括,從根本上反擊了歷史虛無主義割裂歷史的錯誤傾向。

第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取得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共同構成改革開放的歷史前提。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艱辛跋涉、曲折前行的重要歷史階段。這一時期既取得了奠基立業的歷史性成就,也經歷過失誤與曲折,積累了彌足珍貴的正面經驗與深刻的反面教訓。正是這正反兩方面經驗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為改革開放的啟動、推進與深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前提、思想條件與實踐基礎,使改革開放成為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從正面經驗來看,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在農業、重工業、基礎設施、國防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術人才與管理骨干,形成了全國范圍內統一協作的經濟格局。同時,黨在這一時期探索處理農輕重關系、區域發展、計劃管理、民生保障等重大問題,積累了治國理政、統籌協調、動員組織社會力量的執政經驗,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實際的治理方式,為改革開放后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駕馭復雜局面提供了重要借鑒。

從反面經驗來看,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總結這一時期在探索中出現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等曲折與失誤,深刻警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脫離實際、急躁冒進、忽視經濟規律、片面追求速度規模、階級斗爭擴大化等錯誤的嚴重危害。這些曲折與失誤所留下的極其慘痛的教訓,為改革開放破除思想禁錮、校正發展方向提供了重要歷史鏡鑒。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在尋找正確道路中也歷經艱辛……由於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認識逐步發生偏差,指導思想也發生了偏差……當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道路探索,為我們繼續探索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礎、提供了重要啟示。”全黨全國人民切實認識到,必須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尊重客觀經濟規律,牢牢把握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社會主義根本任務。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推動黨和人民深入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促進全社會思想解放,破除教條主義桎梏,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作出改革開放歷史性決策創造了重要思想條件。

第二,毛澤東思想中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理論准備。

理論准備是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獨創性理論成果,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產物。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進行充分肯定,明確這一時期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概括了這些理論成果的主要內容,其中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確認識改革動力、處理社會矛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提供了理論基石﹔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的理論,為統籌發展、協調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布局提供了理論框架﹔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等主張,明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奮斗目標與發展戰略,為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道路源頭與目標指引﹔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尊重價值規律等重要思想,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重要思想先導。

毛澤東思想中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源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寶貴理論准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並非另起爐灶,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根同源、一脈相承,統一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統一於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

第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的啟動與快速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強調,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過實施幾個五年計劃,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一時期,新中國在舊中國極其薄弱的工業底子上,逐步建立起鋼鐵、機械、電力、化工、汽車、造船、航空、電子等一系列新興現代工業部門﹔建成一大批骨干企業和重大項目,形成獨立的比較完整、門類較為齊全、布局逐步改善的工業體系﹔初步改變了我國落后農業國的面貌,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套工業體系使得改革開放起步之時,我國擺脫了近代以來工業對外高度依附的局面,具備自主生產、產業配套與技術吸納能力,為改革開放之后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持續推進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筑牢了不可替代的產業根基。

這一時期大規模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改革開放積蓄了重要物質條件。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環境下,黨領導人民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大力興修水利工程、完善農田灌溉體系,顯著增強農業防災抗災能力,提高糧食安全保障水平﹔持續鋪展鐵路、公路、港口、機場、郵電通信等交通通信網絡﹔逐步構建起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等支撐國民經濟運轉的基礎保障體系。依托這一批基礎設施條件,改革開放啟動之后,商品流通、要素流動、城鄉互動與對外開放得以快速推進,有效規避從頭建設的高昂成本,為新時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基礎性、先導性物質支撐。

這一時期國民經濟總量不斷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棉紗產量增長3.5倍,原煤產量增長8.4倍,發電量增長40倍,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1950年至1977年間,中國的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3.5%,明顯高於同時期蘇聯的9.7%、美國的4.5%、日本的12.4%、聯邦德國的6.9%、英國的2.3%、法國的5.2%以及印度的6%。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變,農產品產量大幅提升,糧食安全得到基本保障。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1倍,棉花增長1倍多,基本上保証了人民穿衣吃飯的需要。糧食的人均佔有量從1949年418斤增加到1978年637斤。國家積累了必要的資金、物資、設備、技術力量,教育、科學、文化、衛生事業有很大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和技術工人。這些積累使改革開放啟動時,國家具備了穩定的經濟底盤、基本的物質保障和初步的人才儲備,使改革開放不是在廢墟上起步,而是在已有建設成果之上實現新的飛躍。

此外,這一時期“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不斷取得突破,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有效保障國家安全環境,打破超級大國核壟斷與武力威脅,為國家發展贏得長期和平環境,使改革開放能夠在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下順利推進。

總之,沒有改革開放前30年的奠基,就沒有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與成功。正是因為有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奠基,中國才能在改革開放后迅速實現經濟騰飛,創造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統一於黨領導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之中。

四、指導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研究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不僅為正確看待1949年至1978年歷史提供科學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更為黨史學界破解長期存在的研究范式局限、構建契合中國實際的自主知識體系指明根本方向。

長期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三種理論困境。一是二元對立的簡單化敘事誤區。或片面放大歷史成就、遮蔽探索進程中的曲折教訓,或片面聚焦歷史失誤、全盤否定這一時期奠基性實踐,無法把握歷史主流與支流的辯証統一。二是單一政治史敘事的傾向。在這種敘事中,反右派斗爭、“大躍進”運動、“反右傾”斗爭、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是關注的重點,將完整的國家建設史簡化為政策對錯史,形成以政治事件為唯一主線、以高層決策為全部內容的傳統書寫邏輯,弱化工業化、制度創設、民生發展、國防科技、對外交往等核心實踐維度。三是外來理論范式的話語依附困境。部分研究照搬西方現代化理論、權力斗爭分析框架評判新中國早期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未能立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構建契合中國國情的分析范式,缺少自主知識體系支撐,存在歷史解釋力薄弱、理論主體性缺失等突出問題。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立足百年黨史全局、運用大歷史觀與唯物辯証法,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歷史地位作出權威、完整、辯証的定性論斷,為學界突破既有研究局限、實現研究體系整體性升級提供指引。在決議指引下,國內近年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研究成果數量與研究質量同步躍升,學界逐步統一理論遵循、完善敘事邏輯、搭建自主知識框架,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研究走向體系化、深度化、本土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取得顯著進展。

第一,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一主題主線,構建整體性歷史敘事框架,歷史認知更趨科學。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明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貫穿黨的100多年奮斗歷程的總主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切實踐,都是服務於這一總主題的階段性探索。這一論斷從根本上校正以往窄化、碎片化的研究范式,推動學界建立貫通百年、多領域互嵌的整體性長時段敘事。

針對以往一些研究存在的割裂政治、經濟、社會、外交、民生的內在關聯,局限於單一政治事件梳理的政治史敘事,學界依托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理論指導,將1949年至1978年全部實踐置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整進程中考察,搭建“政治制度建構—工業化物質積累—基層社會改造—民生保障體系建設—獨立自主外交開拓—科技國防事業突破”多維一體闡釋框架,打破僅以路線斗爭、政治運動為核心的書寫邏輯。在具體實証研究層面,學界跳出單純政策評價或政治事件復盤,轉向從國家治理整體視角解讀基層實踐。例如,以赤腳醫生制度、全民掃盲運動、職工勞保體系、城鄉水利工程等議題為切入點,闡釋這一時期民生制度建設如何服務國家工業化戰略、保障底層群眾基本生存發展,實現從上層政治單一視角向“國家—社會—民眾”綜合分析范式轉型。

在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指導下,學界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廣泛深刻、圓滿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從無到有、穩步推進,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制度遺產和物質基礎。然而,當前輿論場上,這一重大變革時期的重要性及其偉大成就卻一定程度上被低估、輕視”。近年來,學界遵循黨的歷史決議作出的科學論斷,充分把握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經歷的曲折是次要的辯証定位,努力糾正部分研究低估、弱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貢獻的偏向。一方面,依托國民經濟增長數據、工業體系建設成果、人均糧食與醫療衛生指標等實証材料,量化印証該時期為民族復興奠定物質基礎的歷史實效﹔另一方面,圍繞“一五”計劃、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式工業化道路早期探索、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培育等議題,挖掘這一階段獨創性理論成果、制度遺產、精神財富的長遠價值,系統打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三大歷史階段的內在邏輯關聯。研究始終堅持唯物辯証法主次分明原則,既充分肯定這一時期彪炳史冊的奠基性成就這一歷史主流,同時不回避探索過程中的曲折失誤,將歷史教訓作為推進后續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鏡鑒,形成辯証統一、邏輯完整的學術敘事共識。

第二,立足制度奠基核心定位,拓展社會主義制度史研究維度。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明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完成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制度基礎。這一論斷推動學界跳出對歷史是非進行簡單評判的淺層研究層次,深化以制度起源、制度建構、制度運行、制度價值為核心的制度史研究。

不同於過去側重政策調整、運動進程的研究取向,新的制度史敘事立足具體歷史語境,闡釋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還原1949年至1978年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制度的創設過程。在經濟制度研究層面,學界關注社會主義改造政策、計劃經濟體制形成與運行邏輯、“一五”計劃工業化布局、三線建設區域經濟重構、農村集體經濟實踐等議題,闡釋計劃經濟在后發大國工業化起步階段的獨特制度優勢,從集中力量辦大事、快速建立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維度重估該時期經濟制度的歷史作用,並梳理新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索,夯實中國自主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根基。在基層制度研究層面,圍繞農村集體經濟、基層治理架構、城鄉分配保障制度等展開實証考察,論証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根源上掃清共同富裕的制度障礙,為推進共同富裕探索提供源頭實踐經驗。在政治制度研究層面,聚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與落地,闡釋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承載的人民民主內核,厘清根本政治制度與基本政治制度一脈相承、持續完善的歷史脈絡,印証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關於“奠定根本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的重大判斷。

第三,把握全國執政這一全新課題,形成關於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的系統性研究敘事。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長期奮斗的黨,向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的轉變。在黨的歷史方位的重大轉變中,黨初步適應了新的形勢與任務,譜寫了黨的建設新的篇章。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從百年大黨長期執政的高度認識1949年后黨的歷史性轉變和加強自身建設的開創性實踐,指出“新中國成立后,黨著重提出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並重點從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三個方面總結這一時期加強黨的建設、鞏固黨的領導的措施與成效,指出“這些重要舉措,增強了黨的純潔性和全黨的團結,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積累了執政黨建設的初步經驗”。同時,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把“黨的全面領導”納入歷史敘事,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重大歷史事件、歷史成就的梳理充分展現了這一時期黨的全面領導。

既往黨史研究中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領導與黨建研究,存在碎片化、附屬化的短板,多將黨的領導、整黨運動、干部建設等內容附屬於政治運動史研究,未能凸顯掌握全國政權后如何管黨治黨這一主線。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作出新的定位、新的概括,有力指導學界糾正以往局限,站在新的理論高度,全面系統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自身建設。近年來,學界著力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全黨探索治國與治黨同步推進的歷史進程,產出關於這一時期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實踐的通史、專題、微觀縣域等多層級研究成果。黨的領導層面,聚焦新中國成立后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探索與實踐,揭示這一時期黨對政權機關、群團組織、軍隊、企業等的領導體制機制的確立過程以及對黨的領導實現方式的探索。黨的建設通史層面,系統梳理1949年至1978年黨的思想理論武裝、干部隊伍建設、基層組織體系搭建、黨風廉政建設全維度實踐。專題研究層面,重點深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政治建設、黨內監督等議題,梳理全國執政條件下管黨治黨的早期探索歷程,辨析相關實踐的制度創設、發展脈絡與經驗得失,著力厘清歷史實踐內在邏輯,挖掘蘊含其中的治黨智慧,為新時代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提供歷史鏡鑒。理論闡釋層面,總結黨借鑒蘇共經驗教訓、立足中國國情探索執政能力建設的曲折歷程,提煉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國化的早期成果。微觀實証層面,以縣域、鄉村基層黨組織為樣本,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員吸納、教育、整頓機制,還原黨扎根基層、密切聯系群眾的組織實踐。學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建設開展的研究,基本圍繞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中國路徑這一核心問題展開,從歷史維度印証黨對長期執政條件下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接續探索。

第四,推進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消除外來理論話語影響。

長期以來,境外學界衍生的“王朝循環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全面擴大中共權力”“烏托邦幻想”“極權主義模式”“計劃經濟資源分配由政治決定”等偏見持續滲透,造成部分研究評判標准錯位、歷史解釋偏離史實。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形成一套完整、原創、貼合中國實際的歷史闡釋話語,為學界擺脫西方理論話語依附、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根本指導。

在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引下,學界從概念界定、事件闡釋、理論辨析三個層面實現話語自主建構,筑牢抵御歷史虛無主義的學術防線。其一,自主規范核心學術概念。學界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權威表述為標准,統一界定“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社會主義獨創性理論成果”“計劃經濟體制探索必然性”等核心術語,替代西方外來分析概念,努力形成規范、統一的黨史研究概念體系。其二,建立重大歷史事件自主闡釋邏輯。針對社會主義三大改造、計劃經濟、黨內整頓、整黨整風等議題,學界立足中國歷史條件進行辯証闡釋:闡明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社會主義和平贖買改造的成功實踐,區別於蘇聯式暴力沒收資本家資產的方式﹔論証計劃經濟是當時人口多、底子薄、外部全面封鎖特殊歷史條件下,我國推進工業化的階段性制度選擇﹔厘清黨內整頓是執政黨拒腐防變、鞏固群眾基礎的自我革命實踐,摒棄西方單一化、標簽化解讀模式。其三,搭建駁斥歷史虛無主義的系統學術辨析框架。針對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艱辛探索、徹底否定計劃經濟歷史作用、片面放大歷史曲折等錯誤論調,學界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作出的科學歷史定性為根本遵循,結合歷史史實與經濟社會量化數據開展系統性辨析,從學理層面正本清源,澄清各類歷史認知誤區。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以正確黨史觀、大歷史觀與唯物辯証法搭建起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完整理論框架,為相關學術研究校准價值立場、更新研究范式、拓寬分析視域提供根本遵循。立足新的研究起點,學界仍需依托決議精神,持續深化對1949年至1978年歷史的整體性、長時段研究,擺脫西方理論范式束縛,進一步凝練標識性概念,不斷完善契合中國國情、扎根唯物史觀的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提供斷代史領域的成熟范式與實踐示范,也為新時代堅定歷史自信、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厚重學理支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