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是如何找到中共“一大”上海会场的？

上海解放后的1950年秋，距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日（1951年7月）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市长陈毅提议，并经上海市委讨论决定，寻找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会址。

任务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交给了文艺处处长沈之渝。多年后，已从上海博物馆馆长岗位上退下来的沈之渝回忆说：1950年的一天，他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他负责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此时唯一的线索，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淑慧热恋。父亲曾带她去过开会的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话极为重要，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于是，他俩来到“贝勒路”边走边看。然而，近30年过去，“李公馆”已面目全非，杨淑慧只找到了陈独秀家人当年的上海住处，没有找到“贝勒路李汉俊家”。她找到一个看上去很像的地方一打听，路人却说这是兴业路。

第二天，杨淑慧自己再次来到“贝勒路”附近。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

经反复调查，沈之瑜和有关人员确定那座石库门房子就是李公馆。原来，贝勒路是1906年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的名字命名的，它与望志路交叉，形成一个拐角。李公馆就在这个拐角处。它的前门面对的是望志路，侧后门就是贝勒路。而到了1943年，望志路改名叫兴业路，贝勒路改名叫黄陂南路。

那么，这所房子如何变成了“酱菜园”？据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考证，原来，在1920年，一位陈姓老太太在这里建了五幢房子，每幢房子都是一楼一底，门牌号从东向西依次为100、102、104、106和108号，各自独门出入。陈老太建房的主要目的是出租。房子建成之初，租下106和108号的李先生，就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

李书城当年好生了得，是孙中山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就住在哥哥李书城家里。

中共一大之后，李书城搬走了，此五幢房子都租给了一个姓董的人家。董把100至104三幢房子外墙砌高，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办了个“万象酱菜园”，把106和108号房子作为住房。其中106号房子后来又生产挂面，外墙也成了白色。于是，这一排房子就面目全非了。

确定兴业路上的房子是一大会址后，上海方面拍了多幅照片送北京审阅。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看了照片，不能肯定，提议让李书城看一看。此时，李书城是国家农业部部长。他说：我家当时住在望志路106和108号。中共一大会址由此得到基本确认。

为慎重起见，中央又委托当年负责筹备一大的李达专程到上海调查。李达一到这个生产挂面的地方，就连连点头：“汉俊的家是在这里。”并指出当年是在楼上开的会。

中共一大会址全面确认以后，被上海市委于1951年9月16日起租了下来，租金每月是233200元人民币（旧币），折合为新人民币大致是975元。1952年5月22日，上海市委购买了兴业路上的这两幢房子，经过修理，于1952年7月1日正式开放。正式开放前，叶飞、曾希圣、柯庆施等华东局军政领导捷足先登，进行过参观。上海市长陈毅等是开放后的首批参观者。

1956年春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来到上海兴业路。董必武看到开会的会场被布置在楼上，坚定地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应当把会场复原在楼下。因为人家家中有女眷，是不可能在人家卧室里开会的，何况当时还有外国人。”

临走，董必武为纪念馆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他借用《庄子》内篇“人世间”的一句话，写下自己对中国革命历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无限感慨。现在，董必武这个题词悬挂在一大纪念馆二楼展品结束的地方。每次，它都被解说员提起；每次，都引起观众的众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