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回忆二大
（1955年）

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党的组织阵容相当整齐了，中央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分别进行宣传与工运工作，逐步表现了成绩。我这里只说起中央工作部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后至一九二二年七月的工作情形。

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书记，常与马林、尼可洛夫会商（陈独秀在法租界曾被捕过一次，由孙中山打电话给法领事释放），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此外，本年秋季，在上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十一种，其它九种，但在这一年内，只出版了十五种，如：《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

十月间，陈独秀和我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我任该校校长，入校学生约二十人，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均由该校出身。当时任教者如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但办理不到一年，因经费支绌就停办了。

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十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询问那招牌是谁挂的，他听了这个消息，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他于是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在他离开上海起到第二届代表大会止的期间，上海几乎没有做工人运动。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霎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冲突，就遇事倾轧，“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唯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太不老实”的人。

马林和尼可洛夫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张和我，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我们工作报告。我的报告很简单，因为每一星期不能有书出版，再则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个著作者和编辑。张国焘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拮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很少。因为这时的工运，在京汉与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的党主持，北京段由北京的党主持，中央只派了一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没有好多可以报告的材料。还有陈独秀不住在自己寓所里，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住小房间，除了他隔几日来与我们相会外，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我们全不知道。据我所知，除了他隔三、五日来我寓所看文件，拿几封信回去（因为党的通信都由我收转）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向马林作汇报，在陈独秀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所以陈独秀汇报了一次，第二次他就不去了。后来他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出来与马林等会面。我认为中国革命而不与国际相联系，太闹笑话了，所以曾和张国焘几次去劝他，他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容易才劝转他，才和马林等相会。但仍然是貌合神离。过了不久，马林离开上海，先后去武汉、长沙、广州考察，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间，回莫斯科去了，大概要向东方局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才回去的。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则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在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刚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他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会法文）。他在报纸上写普通的政论是动听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则不懂，也不研究。《向导》上暑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他有时忽发异想，说我们到四川去，关着门干社会革命去。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在这时已经暴露了出来。

在马林等回国以前，国际来电，要中国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参加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弱小民族会议（这是与当时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的），因此党中央派了二、三十个S.Y.团员去到莫斯科，任弼时、罗亦农等人是在这时前去的；瞿秋白同志在这时已到了俄国，他原是由北京《晨报》社直接派去的。日本、朝鲜也都派代表团去了。

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止，党中央方面除了间接指导京汉、陇海工运外，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

一九二二年三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译为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于是党就在七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些党员俨然是学者式样，他们就送我们一个绰号，叫做“学究派”。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是在李达家里召开的，后来分成几个小组流动开会，今天在这里开，明天在那里开。大会的情况比第一次稍有进步。张国焘根据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的宣传品，分析了国际的局势，同时大家又研究国内的局势。提出本党对时局的主张，因此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会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此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农民的问题在会上也提到了一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并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