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国共合作，共产党是吃了亏的”

我去“三大”是报告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不是代表。参加三大的有蔡和森、王荷波、项英、毛泽东、何孟雄、瞿秋白。张太雷没有参加“三大”。张太雷参加了少共国际二大，被选为执委，回国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马林虽在广州，那是为了谈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没有代表参加“三大”。

在“三大”期间我和毛主席谈过话。毛主席讲中国革命要有贫农参加，中农是靠不住的，无产阶级和贫农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贫农，就没有中国革命。当时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有城市工人积极参加，单是农民成不了事。这是陈独秀思想。毛主席谈话很重视贫农，陈独秀思想上没有农民。他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也只主张对农民进行教育宣传，组织农会、乡自治公所、佃农协会、雇农协会，向政府要求“限田”、“限租”（和国民党后来主张“二五减租”近似），完全不谈土地归贫农，和托洛茨基在1929年为中国托派写的大纲的主张也完全不同。“三大”时陈独秀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右倾，1927年认为武汉工人过火。其实1927年武汉的店员和工厂工人的行动确实“过火”，湖南农民几十万大军向长沙开动。“马日事变”如果把武汉工人店员运动和长沙百万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恩格斯、列宁主张的，这一革命岂不可以早日成功，避免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黑暗腐恶统治？

在“三大”上我好像报告过我在共产国际的发言以及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但是这件事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三大”主要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据我的记忆这个问题在“三大”上并没有什么争论，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讲他当时反对国共合作，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在“三大”上对国共合作和应当怎样合作的政策问题没有发言。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我带着托派思想同他谈话，他那时对我的思想既不赞成也不破坏（指我经欧洲回国而言）。可见他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没有什么主见。

“三大”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共产党是吃了亏的，犯了策略的错误。加入国民党，在群众中抬高了国民党的地位，使群众相信国民党是革命的，是向群众写保票。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三派完全是无意思的。国民党从汪精卫、蒋介石到胡汉民、张继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只能起拉革命后退，拖革命后腿的作用。

（摘自：《“二大”和“三大”》，《刘仁静关于共产国际“四大”和中共“三大”情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