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到莫斯科参加六大的经过

到了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中央通知我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并且说我是共产国际的特约代表。据我的理解，所谓特约代表就是共产国际觉得应当参加会议而又怕中共中央不把他们派来的一些人。我在东大和广州工作期间认识许多俄国军政人员，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这大概是特约我的理由。

我奉中央之命带了三位香港海员同志一起走。我们是乘日本船到大连。同去的有杨殷，但是我们装着不认识。我们坐的是统舱。舱里有一对日本夫妇，带着一个小孩。男的把一张张大幅日本春宫放在地上看，中国乘客也围上来看，那个日本女人在旁满不介意。

船快到大连时，日本警察盘问杨殷。杨殷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丸样品给他们看。警察就走开了。

我们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在那里接上了关系，并得知在满洲里怎样过境的办法。我们在哈尔滨住了两三天，就和杨殷一起乘火车到满洲里。在车站附近找到了一辆俄国人赶的某某号码的马车。我们做出接头暗号，坐上马车。他就带他们跑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圈进入苏联境内，转乘火车到赤塔。在赤塔又住了几天，苏联有关部门来查我们；是否带有私货，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住了约一星期，我们乘火车到莫斯科。其他代表大概都是走这条路线，不知道有没有人走海参崴那条线。这次大量代表能安全到达莫斯科，后来又能安全回国，可见苏联工作人员的责任性和精密的组织工作。我所知道的唯一危险险些发生在周恩来同志身上。

当时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同我们一样乘日本轮船到大连。不料船在大连一靠码头，日本警察使把他们带到港口警察所。一名日本警官一开口就对恩来同志说：“你是周恩来。”当时共产党员要混过督察的一般盘问是不太难的，但是敌人竟然能正确无误地立即说出你的姓名，这是不常有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镇定自若，一点不慌张，那还要难上加难。这时候只要你有一点点惊慌的表露，马上就完蛋了。当时面对这危急情况，恩来和邓颖超都毫无惊慌的表情。恩来冷静回答说，他是古玩商，并不是什么周恩来，警官盘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得把他们二人放了，但是暗中继续派人盯梢。于是恩来夫妇二人拜访了一个在南满铁路任职的老同乡，想借此甩掉尾巴。之后，他们便乘火车离开大连，前往长春去恩来伯父的家。在火车上有一个对面位子上的乘客同恩来寒喧，恩来早已看出这是日本警察局派来的特务，但是仍然沉着自然地与他打交道，自称古玩商。而那个特务也熟悉古玩，多方盘问，可他并没有考住恩来，找不出什么破绽。临别时，特务拿出自己的一张名片，要求与恩来交换名片。恩来没有名片，共产党人谁有名片呢?但当时作为一个商人，这却是不合常情的事。由此可见，不管准备工作事先考虑得多么用到，还难免会有所疏忽，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呢？在这种场合不能慌张，而要机智。恩来这时随口说好、好。一面假装到口袋里去掏名片，实际上是模不出来的。然后他说：“我的名片大概放在箱子里了。”说着就装着要脱鞋爬上座位，似乎打算从行李架子上把箱子拿下来。此时特务便说不必了。恩来表示一下歉意，就此了事。其实箱子见也根本就没有名片呀!

恩来去伯父家，也是为了甩掉尾巴。恩来的伯父是旧派人物，所以进门一切都要按旧礼教办事。邓颖超一见伯伯只得按旧习请安。大概逗留一、二天，知道确实没有人跟踪，乘火车经过哈尔滨到满洲里。

这件事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位匈牙利籍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这人名叫马基亚尔，他以十分钦佩的口吻向我谈起这件事。

共产国际把我送到莫斯科郊区一个休养所休息，但是不到几天就派汽车来把我接回去。汽车回到市区，就在一条小街上的一处房子前停下来了。司机带我到二楼一个房间，房间是非常大的。房门对面墙边摆着一张大型会议桌。斯大林对门而坐，他很谦虚，没有坐在桌首。他的左边坐着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米夫和陈绍禹等人。谈话好象结束了。我就坐在斯大林正对面。我用俄语不记得说了一句什么话。斯大林接着就对我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过了片刻，斯大林就告辞了。我没有问其他同志，斯大林讲了些什么。可能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他讲话的主题。斯大林的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当时真正懂得中国革命的人只有斯大林和毛深东。

斯大林当天穿一身士兵军服，一双肥大笨重的粗牛皮靴子，肩上和帽上都没有级别与兵种的标志，穿得像一个复员的农民。后来在几次联共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我看见他还是穿这样的军服，恐怕一直穿到他当统帅为止。

不久，我们就搬到离莫斯科的几十里之处，那里是“六大”的会址。大小二层楼的屋子有好几幢，大概原是旧地主的大庄园。除了服务员之外，没有看见农民走过。大概周围已经警戒好了，以防间谍得到消息。我被指定做接待工作，但是我当时神经非常衰弱，工作没有做好，大会上的事都听不进去。我只记得大会是米夫主持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曾来过几次。休息时他同我们一起打排球。我摸摸他的双肩，肌肉非常结实。他说，我们老革命家都是这样，列宁更是结实。

大会后，派了二十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其中有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瞿秋白、杨之华、邓中夏、苏兆征、余飞、黄平等，大概也有张国焘。我在大会发言，走上主席台，说了一句话就走下来了，因为我把我的说话完全忘记了。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