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采取的一项旨在解决粮食问题，充实农业战线的重要措施。

“大跃进”以来，由于对农业增产速度的过高估计和对建设事业发展的过急要求，全国城镇人口出现大幅度膨胀。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近1.3亿，比1957年增加3124万。城镇人口的激增，不仅加重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困难，而且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匮乏。

1961年，我国粮食供应紧张，仅第二、三季度，就存在80亿斤的粮食缺口。为解决粮食问题，增加农业生产，中共中央决定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镇人口。6月16日和28日，中央分别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和《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精简工作的目标是：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至少减800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主要精简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基本办法是推迟职工职级待遇评定、核对城镇人口，控制黑户和征兵工作向城市倾斜等。“九条办法”成为指导精简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减少城镇人口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用陈云的话说，让城市里的职工重新回到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村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由于有各级党委的充分工作和干部职工顾全大局的支持，精简工作的各项措施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分期进行。1961年，共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比1960年实际减少798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但是，城镇人口仍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多出2758万人。城市粮食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形势依然严峻。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召开。中央提出将减少城镇人口作为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决定正式成立中央精简小组和国家机关编制小组，以加强统筹全国的精简工作。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简称“五月会议”），决定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简职工1000万人以上，动员仍滞留在城市的农民临时工返回农村，同时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乡务农，以进一步减轻城镇粮食供应的负担。

在已经减掉1000多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减人，精简工作的艰巨性更大。有些厂长议论说，“调整减人，举棋不定，思想混乱，工作被动”，企业职工的思想动荡不安。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作出指示：精简工作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对人要妥善安置，二是多为大家找出路，以免人心惶惶。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对精简下来的老弱病残职工、家庭生活有困难的职工和安置下乡的职工，发给退职补助费、社会救济补助费和生产补助费，以帮助他们克服生活困难。同时，为了做好精简工作的解释动员，中央下发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和《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向广大群众讲清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原因，把经济困难形势向人民交了底。这些措施使得大幅度的精简工作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社会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局面。1962年，中央要求全国职工人数在1961年年末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1072万人，城镇人口在1961年末1.2亿多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

1963年2月，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与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任务相比，仍显过多。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要求1963年全国精简职工160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800万人。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87万职工，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7月31日，中央批转《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地做好结束精简的工作。至此，全国性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

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工作的完成，减少了城市粮食供应量，减轻了农业负担，对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到了积极作用。精简工作得以完成，没有出现预想的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全力配合、支持和作出的牺牲。周恩来说，这是领导的决心，是全民的决心。如此大规模的精减，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国家搬迁的工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