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会议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这次会议沿着郑州会议的思路，继续批评急于过渡的倾向以及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一次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中，谈了八个问题：（1）过渡到共产主义；（2）十五年规划；（3）这次会议的任务；（4）划线问题；（5）消灭阶级；（6）商品经济；（7）减少任务；（8）人民公社调整。他说，这些问题，“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他认为，郑州会议上搞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这样，这个文件被搁置起来。

针对许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在11月２１日和２３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带头作自我反省。他指出：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很谨慎，搞了那么多年，想过渡，但没有讲过渡，还说是准备条件。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个冒失鬼。只有九年，就起野心。中国人就这么厉害?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100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

在生产指标问题上，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坚决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按原定计划，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始终放心不下。他反复找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经多方考虑，决心对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进行大幅度的下调。对这个问题，会议上有人认为还是定3000万吨，也有人建议下调到1800万吨。毛泽东认为，已经不是3000万吨有没有把握，而是1800万吨有没有把握的问题。他还反思自己1958年提出钢产量翻一番（即1070万吨）是个“冒险的建议”，说“从前是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人家的冒进”。当时主管计划的同志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还是提出，必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当晚，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反复探讨1800万吨是否靠得住。经过讨论，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计划，内定数下降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数下降为1800万吨。从3000万吨到1800万吨的大幅度调整，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着手纠正在钢铁高指标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错误，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还表示，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

武昌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就反复提到。11月14日，在前往武昌途中，他看到新华社一个内部材料，反映河北省邯郸地区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伤寒疫病流行。毛泽东在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并将它在武昌会议上印发。批语指出：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要求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干部注意，采取“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

随后，各地根据这个方针检查工作，制定妥善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措施。党中央及时抓住落实过程中的典型事例，督促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人民的生活。武昌会议期间，云南省委向中央反映了1958年春夏间该省因浮肿病等引起人员死亡的情况，并检查造成这种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关心群众生活不够。毛泽东批示说，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别的省份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和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就一定要犯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相关。毛泽东力图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引起各级党委对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解决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等问题，武昌会议提出要反对作假和不要把科学当迷信来破除。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弄虚作假之风，提议要在关于人民公社的文件里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他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就无人听。“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大跃进”中弄虚作假的情况，包括许多违反常识、背离科学的东西，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发生的。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与提出破除迷信、保护科学相联系，毛泽东还修正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毛泽东提出的要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就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要保护工资制，则修正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的看法。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党中央开始作出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的努力，但纠“左”还只是初步的。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过程它才刚刚开始，而且更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症结所在。提出“唱个低调”、“压缩空气”，不是要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方针，而是要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乱子，压缩膨胀了的空气。事实上，许多人仍没有从膨胀的空气中冷静下来，继续纠“左”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