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信引起的争议

庐山会议的转向是围绕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武昌会议后，到湖南湘潭等地视察，对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和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有较深入的了解，深感忧虑。１９５９年４月到６月间，他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国家访问，了解到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匈牙利的现状。7月2日，在毛泽东召集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彭德怀由匈牙利事件谈到中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会议上的态度感到不安。当天夜里，毛泽东把6月29日和7月2日两次会议上讲话整理成的19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并致信杨尚昆：“此件再印，换发，原件收回。该件再增加一个17，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他认为，党内对形势分析的巨大反差，可能会使党分裂，所以加一个团结，“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在会议初期西北组的讨论中，彭德怀多次发言和插话，尖锐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如农业产量虚报浮夸、吃饭不要钱不经过试验就推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有问题、人民公社办早了些、党内民主不够等。他同时提出，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如要说到责任，是责任人人有，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他的这些意见，会议《简报》没有刊出。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讲话后，彭德怀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担心缺点重犯，心中十分焦虑。他想向毛泽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见。７月13日清晨，他去找毛泽东面谈，因警卫表示毛泽东刚刚休息未能相见，于是决定写信。14日，他将前一天写成的信交给毛泽东。这封三千字的长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的前提下，信中着重指出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有失有得”，要求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彭德怀认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指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客观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主观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他还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给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７月１６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一个标题，批示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围内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延长会议时间。毛泽东还要求通知留在北京主持有关方面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立即上山参加讨论。

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后，在最初的讨论中，一些人基本赞同信中的意见。他们认为，这封信总的精神是好的，对于推动会议深入讨论，促使大家思考问题，有积极作用。应该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讲深讲透，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以后的工作。彭德怀敢于反映自己的意见，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信的缺点主要是一些提法和词句斟酌不够，容易引起误会，但不必计较和争论。也有一些人对彭德怀的信持不同意见，认为对错误“认识过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许多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并非认识过迟。认为这封信“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７月１７日到达庐山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对形势总的看法与彭德怀相同。但上山后，他同彭德怀个别交谈时曾讲过不应写信，信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还批评彭德怀总是感情用事。参加会议后，黄克诚没有避讳讲缺点。７月１９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工作中的缺点除《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上讲到的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１９５９年计划指标过大等。这些缺点造成的后果是：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本建设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对于人民公社，他说，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他还指出，现在一些地方作风上的突出问题，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他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曾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会议期间也同彭德怀进行过交谈，介绍了湖南的情况，两人的看法较为一致。在７月１９日的会上，周小舟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关于去年以来工作的评价，他认为，总的来讲成绩肯定是伟大的，是得多于失的。但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分别讲。

7月20日，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小组讨论彭德怀信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上述谈话看，毛泽东当时对彭德怀信的态度，是留有余地的，他不赞成护短。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比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并作了深入思考。他与彭德怀是一同上庐山的，因住处相邻，两人交谈过多次。他们观点相近，都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有压力。他原来也想给毛泽东写信，但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他决定在小组会上发言。经过准备，７月２１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这时对彭德怀信的责难已经很多，会议空气比较紧张。有人关照他发言时少讲缺点，但张闻天还是直言支持了彭德怀的信。他全面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并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对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在总结经验时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否则，只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他还讲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扬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他认为彭德怀的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在张闻天发言过程中，有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仍然坚持讲出自己的意见。

在小组讨论中，也有一些人发言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指责，说信中的总体估计是错误的，缺点讲得太多，成绩讲得太少；这封信的问题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而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不是鼓劲，而是泄气，不利于统一全党思想，不利于党的工作。还有人说彭德怀的信中有很多刺，是影射毛主席的；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

７月２１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再次发言。他解释说，这封信是在得知会议即将结束时仓促写成的，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地表达本意。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几份存入档案。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毛泽东听到进言，说现在很需要他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还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